本文來源：選自《外語教育往事談——教授們的回憶》，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1988 年 8 月版
轉自：語言學人
楊周翰：飲水思源 — — 我學習外語和外國文學的經歷
我出生在 1915 年，沒有上過私塾，從小進的是新式小學。那時寫國文作文，不論老師出什麼題目，我們的開頭一句不外是「人生在世」或「光陰荏苒」。現在我已年逾古稀，回過頭來看看往事，這樣的開頭倒也切題。我學習外語，通過外語又學上了點外國文學，能做點工作，回想起來，如果沒有多少老師的指引，恐怕雖不能說一事無成，也要困難得多的了。飲水思源，我想我應當把我是怎樣從他們那裡受益的，就我記憶所及，紀錄下來，不僅對這些（有的是默默無聞的）引路人表示感謝，也許對今天學外語的還能起點參考作用。
我是蘇州人，從小生長在北京。我進小學是在 20 年代初。當時在北京還有一座江蘇會館，是旅京江蘇同鄉的聯絡站。我祖父大半兼管一點這個會館的事。為了旅京江蘇人的子弟就學方便，在會館裡辦了一所江蘇小學。小學校長是洞庭東山人，我們都叫他葉教習（當時的教師都叫「教習」）。他常因學校的事和我祖父有來往。我的小學教育就是在這裡接受的。
大半是小學六年級的時候，學生有英文課了。我記得教我們英文課的教師是吳郁周先生，他也是蘇州人，和我祖父是朋友。他為人和藹可親，循循善誘。當然小學英文程度是極淺的，吳教習的英文水平如何，我雖不能判斷，但現在回想起來，他非常注重發音的準確。他非常反對用漢字注英語發音。他說比如有人為了記 English Grammar 兩個字的讀法，就編了一句順溜「英哥拉屎狗撓門」，既注了音又便於記憶，但這樣是永遠學不會英語的。我想學一個外語而要擺脫本國語的干擾是困難的，但你若不擺脫，不建立另外一套完全獨立的習慣，也是學不到家的。
我開始學英文，怎麼也學不會，忽然有一天上課讀課文，非常流利，好像豁然開朗一樣。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我想和吳教習教學有耐心是分不開的。如果他認為孺子不可教，那麼我的積極性也就沒有了。對照今天來看，我們的啟蒙英語，對發音似乎還不夠考究，總帶點「口音」。陳毅同志主張要學那「洋腔洋調」，說得極對。糾正方音的干擾，吐音準確，在啟蒙階段若不注意，以後難改。初學英語，好像一個異物進入體內，格格不入。教師自己發音要準確，還必須要有耐心。
當然有人會反對，會問什麼是標準發音（如肖伯納），言外之意，沒有標準發音。實際生活中的英語也確實各式各樣，「標準」云云渾如柏拉圖的「理念」，但我們總應有一個標準而取法乎上。
講到方言，人人都說蘇州方言適合女人說，不適合男人說，這是一種偏見。蘇州方言對學英語語音有不少方便，有些英語的短元音與蘇州方音的入聲很切近，有些英語的輔音相當於蘇州方音的濁輔音，蘇州方言的聲調對模仿英語聲調也比較方便。蘇州方言在幾個大方言里恐怕最貼近英語。這是我的印象，有待語音學家研究。
我在江蘇小學畢業後，1926 年經親戚資助進了崇德中學（今北京 31 中），在宣武門內絨線胡同。這所中學是英國聖公會辦的，據說是要辦成一個中國的伊頓公學。家裡怕我程度不夠，先上了小學六年級。我在這學校一直上到中學五年級，因為我和老師搗亂，被學校開除。有位國文老師上課講黃庭堅，說他的號是「石谷」，我說不對，黃庭堅號「山谷」，坍了他的台。我又在作文里寫打油詩諷刺他，被他拿住把柄，就到校長處告狀，說有我無他，有他無我，與我勢不兩立。校長打了我幾下手板，把我開除了。
這所中學除了國文、中國歷史以外，其他課程都是用英文課本。當時學的外國歷史、外國地理對我後來很有用，許多歷史上的人名，外國地名，不僅記住了拼法，而且記住了正確的發音。現在往往遇到這樣一種情況，看見一個外國人名、地名，不知怎麼念，一念又往往發音不對，或重音放錯，或者認為讀錯了也無所謂。這雖是小節，但卻代表一個人的文化修養，就像說中 國 話 而 讀 白 字 一 樣 。至 今 西 洋 歷 史 和 文 學 中 一 些 難讀 的 名 字 如Nebuchadnezzar，Nineveh，Aphrodite，Menelaus 等等，我還是記得很清楚的。我的數學學得不好，但一些數學名詞如 sine，cosine，acute angle，obtuse angle 都還記得。我學的英文課本記得是一套《英文津逮》（Mastery of English），後來還用了林語堂編的開明英文。教我英文的是一位英國老小姐，叫 Miss Rudd，她的發音當然非常地道，教書也很嚴格，《英文津逮》是一套由淺入深的教材，可以打好英語的基礎，到了開明英文就有些文學課文了。記得其中一課是講亞瑟傳奇的，把我帶進了中古傳奇世界，什麼 Merlin魔術師，什麼 Morgan le Fay，什麼 UtherPendragon，名字一個個都叫得出來，故事也十分吸引人，加以 Miss Rudd 講得好，能引人入勝。這時也接觸到一兩首抒情詩，但記不得是哪些了。
英語課當然有筆頭練習，到五年級可能有作文了。也有口頭練習，有時舉行演講會。回顧這六年中學生活，我覺得學外語必須有一個外語環境。當時各門課程除國語和中國歷史外，都用英語，各課相輔相成，事半功倍。這種環境已是歷史陳跡，今天不可能再辦什麼教會學校，但是儘可能創造一點外語環境還是辦得到的。其次，設法把擴大知識和外語學習結合起來，例如講外國史地，甚至講數、理、化，能否把外文的專名、術語也教給學生？不要把外語作為一門孤立的課去教，把外語以外的課和外語課看成井水河水，互不相犯，各自是個不漏水的密封箱。要想提高全國外語水平，一定要在中學打好基礎。我被開除以後，同學們很同情我。學校連轉學證書都不給我，同學們想辦法給我弄了一張假的轉學證書，改了名字，轉到了育英中學。本來六年級一般不收轉學生，大半也是走點關係才進去的。這是一所美國教會學校，在燈市口。我上了一年就畢業了。這一年的英文是一位美國中年太太教的，她比 Miss Rudd 大有遜色，不過她用的課本還不錯，我不記得名稱了，只記得課本中有一些法國短篇小說的英譯文，似乎有都德的《最後一課》、《柏林之圍》，可能還有莫泊桑作品的英譯。這些讀物不僅是很好的文學作品，而且對初學英文的人，因為它有故事性，所以不會感到枯燥。而且一般說來，英文翻譯的非英語作品，常常譯文本身文學性很強。英譯本可能有時字面上不「忠實」，但它決不犧牲英語習慣。著名的翻譯如《魯拜集》，托爾斯泰小說的兩位譯家的譯本，斯科特·蒙特克利夫譯的《往事追憶》，威利譯的唐詩，霍克斯譯的《石頭記》都是極好的英文。翻譯是一個解釋過程，翻譯者往往本能地要把原文晦澀難懂的地方譯得使人能看懂，這樣一來，譯文往往比原文明澈，對學譯文這種語言（如英語）的人減少困難。所以不能小看通過英譯外國作品來學英語的作用。
我在育英中學畢業後，學校保送我去燕京大學。燕京大學費用太貴，我考了北京大學，居然考上了。1933 年我進了北大英文系，梁實秋先生是系主任。我在北大一直呆到 1936 年 3 月。在 1935 年夏天，北大有一位英籍女教師MissBowden-Smith 把我介紹給來華訪問的瑞典美術史教授喜龍仁（Osvald Sirén），要我和他一起核校一部他已出版的《中國畫論》（The Chinese on the Art of Painting）中中國畫論的英譯文。後來他又邀我去瑞典和他工作，此是後話。
在北大英文系學習的兩年多，單就本系課程說，我上過朱光潛先生的歐洲名著。朱先生這時剛到北大來授課，他從史詩、悲劇一直講到歌德的《浮士德》。他不是空講，而是讀作品，用的都是英譯本，他也用英語講授。朱先生最善於在紛紜的現象中提煉出本質的東西。當時他住在後門慈慧殿，辦文學雜誌，他的寓所就是一間文學沙龍，我也經常去敬陪末座。朱先生使我開擴了對西方文學的眼界，同時使我對創作也發生了興趣。
梁實秋先生總喜歡穿綢衣綢褲的中裝，他講莎士比亞逐段講解，參照各家注釋，頗能深入淺出。當時他已應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之邀翻譯莎劇，可以說駕輕就熟。潘家洵先生教我們戲劇。潘先生不是留學生，蘇州人，他的英語講來娓娓動聽。他的北京話、蘇州話都十分地道。他譯了易卜生，也譯了王爾德的《少奶奶的扇子》，在課堂上也講這劇本（當然也講其他劇本），他簡直把人物講活，對於王爾德用字如何俏皮，分析得十分細膩，使學生深感到作品的感染力。蒯淑平先生教我們傳記，當時胡適十分提倡傳記文學，我記得我還譯了一部莫魯阿（André Maurois）論傳記的書（英譯本，書名忘記了），請他審閱，當然是石沉大海。蒯先生在牛津學的是歷史，英語之流利動聽，難與儔匹。蒯先生教鮑斯威爾的《詹森傳》，洛克哈特的《司各脫傳》，不局限在這些作家，而是旁及英國歷史、社會、風俗習慣，使我們增加了許多背景知識。應誼先生（女）教我們小說，記得讀的小說有《傲慢與偏見》，還有其他 19 世紀小說，要求我們的閱讀量是很大的，她在堂上重點分析。邵可侶（Reclus）先生教我們法語，他給每個學生起一個法國名字，他常常帶實物上課，有一次帶了夫人來作「教具」，教有關「夫人」、「妻」等詞彙。他用的是直接法，從不教語法，所以學生的語法概念極差，但發音、音調較好。第二年就用他編寫的法文文學讀本。
回顧在北大學習的兩年半期間，名師引路，為我打開了西洋文學的大門和前進的道路。1936 年 3 月，我應前一年夏天喜龍仁之約，離開北平，經偽滿、西伯利亞抵莫斯科，又轉列寧格勒、芬蘭，搭船到了斯德哥爾摩。喜龍仁原是研究義大利繪畫的，專攻文藝復興早期畫家喬托（Giotto），有專著（英譯本 1917），後來研究中國建築和園林藝術，1920 年就到中國來過，據說是唯一獲准在宮內拍攝建築物的外國人（當時紫禁城還由溥儀居住），繼而又研究中國繪畫。在我認識他以前，他已出版了《中國畫論》，《中國早期繪畫史》，他約我去的時候，正在準備寫中國後期繪畫史，包括元明清三朝。他的古漢語不能獨立工作，他要我做的工作就是把畫論、畫史、畫家傳、題跋、詩詞等口譯成英文，他寫下來。在口譯過程中，對原文的理解總要經過一番商討。我當時只 21 歲，對古文略知一二，但對繪畫則一無所知，尤其繪畫理論，繪畫術語，什麼氣韻生動、骨法用筆這些至今聚訟不止的概念，什麼吹雲潑墨，什麼皴刷點拖這類技術術語，都是從未接觸過的。但是這對我卻是一個很好的訓練，同時對中國的繪畫藝術也有所理解。喜龍仁還帶我去英、德、法各國首都博物館看他們收藏的中國畫，從所謂顧愷之的女史箴到明清畫家的作品，頗開眼界。1938 年夏末我離開瑞典回國到昆明。當時北大已與清華、南開聯合成為西南聯大，蒙自部分也遷到昆明。北大英文系主任是葉公超先生，他同意我復學，進四年級。從 1938 到 1939 年，我完成了大學學業。這一年對我收穫最大、對我以後的工作影響最深的是燕卜蓀先生（William Empson）的現代英詩。他從史文朋、霍普金斯、葉慈、艾略特一直講到 30 年代新詩人如奧登。他自己是詩人，朗讀詩歌極有韻味。但他不講自己的詩，請他解釋他的晦澀的詩，他總是不肯的。他是位批評家，在大學時他就寫了他的成名作《七種晦澀的典型》。他的批評有人把它歸入新批評派，在主張「精讀」 （close reading）這點上，他們是相同的，但燕卜蓀並不無視文學和社會的關係，作品和作者的關係，他生前出的書如《牧歌文學的幾種表現形式》、《彌爾頓的上帝》和他死後出版的《運用傳記》即是明證。他不同於新批評派還在於他認為應當追問作者的意圖，評判作品應當有道德標準。他的「精讀」法從文字分析入手，引導人深入到作品的多層次涵義，不是像印象派那樣去評論作品，而是有根據地把深層涵義發掘指點出來。也許有人覺得他過於鑽牛角尖，但不能指責他無中生有。他的方法歸根結底還是實證主義的，和推理的演繹法相反。我至今覺得從理論到理論有它的用處，但理論的正確性和可行性還要看實際批評中能否應用來決定。不從具體作品出發，不深挖作品本身，便貿貿然提高到理論，心裡總覺得不踏實。這就是燕卜蓀先生給我的經久的影響。1939 年我畢業後，他就回英國了。1950 年我從英國回來，他又在北大，但我在清華，拜會的機會不多。不久他就任舍菲爾德大學英國文學講座直到1982 年我去英國，我才又去拜訪過他。1985 年我再去英國，他已於前一年去世了。
從 1939 年到 1946 年我一直在西南聯大教大一英文，教兩個班的讀本和作文。陳福田編的大學英文，選的材料和今天比，可能相當於今天三年級的程度。有些文章也不愧為名篇，如紅衣主教紐曼論大學教育，但教起來並不費力，改幾本作文要費點時間，但仍有不少時間可以自學，寫點新詩。我也訂了一個自學計劃，但未能全部實現，只做成了一件至今受益的事，那就是自學了拉丁文。我感到研究英國文學，除了博覽之外，工具語言如現代語中的法語、德語不能不備，古代語言尤其拉丁文是必須學的。我在沙灘北大曾從羅念生先生學過一年希臘文，後來沒有繼續，經過十幾年也忘得差不多了。在希臘拉丁之間，我覺得更迫切需要的是拉丁。當時在西南聯大沒有人開這門課，只好自學。拉丁雖是死語言，文法也不是太難，自學可以掌握，但究竟是吃力的。特別是詩歌，習慣於現代英語詩歌的人，吟詠拉丁詩歌就頗困難。而且真正要精通拉丁語，雖然重要的拉丁作家數量是不會增加了，但究竟可觀，要博覽，要擴大感性。在我也只能做到藉助字典閱讀的程度。不過這對我讀 19 世紀以前的作品幫助已經很大了。我還用新詩詩體試譯了維吉爾《埃涅阿斯紀》的第 6 卷。
我因葉公超先生的推薦獲得英國文化委員會的獎學金，1946 年秋到英國學習，被分配到牛津大學王后學院。我回顧自己走過的路，英國文學雖然讀了一些，但總的說來有些雜亂無章。我想與其讀個「文學學士」（B.Litt.）的學位，不如重做大學生，系統地再讀一遍。讀一個學位固然可以深入一個專題，學到一些方法，但就我來說，基礎不紮實還是不行的，專題可以以後再搞。現在回顧，這個決定是對的。
在牛津大學學習了將近三年畢業，可以說達到了我的目的。我用了相當長的時間學了古英語和中古英語。古英語除了史詩《貝奧武甫》以外沒有什麼重要作品，但學了古英語對英語的發展能探本窮源，領會可以更強些，而古英語詩歌格律的特色對欣賞以後的詩歌很有幫助。中古英語的文學作品就豐富多了，喬叟、蘭格倫、綠衣騎士、珍珠篇是其佼佼者。能從原文讀作品，語感大不一樣，通過翻譯，即使是現代英語的翻譯，總感到是隔靴搔癢，沒有能和作者直接照面。
可惜後來回國以後，古英語無用武之地，竟荒廢了，連中古英語也少問津。可喜的是我知道有幾位青年學者在鑽研這兩門「 絕學」，使之不「絕」。在學習古英語和中古英語的同時，我系統地學了從 16 世紀到 19 世紀的文學（牛津大學十分保守，認為 1832 年以後的文學不必認真學，只消看看就可以了，原因大半是文字上沒有什麼困難，不必教師指導），同時也學文學批評。學習的方法是在導師指導下自學，每周看作品若干，每周寫一篇短文，拿到導師處去念，他就你的文章從內容到布局、行文、用詞提出批評。這是一種開小灶的辦法。導師一般是本學院的，也可就學於其他學院的對某一段文學或某些作家有專長的導師。當時是戰後，許多退役軍人入學受到優待，學生的人數多了，所以導帥一般同時和兩個學生會談，按常規則是每次只約一個學生會談。這種手工業式的、貴族式的教育不能適應訓練大批人才的需要，但就其本身來講，學生和教師直接交流，耳提面命，其效果必然高出大鍋飯的講課聽課，既學到知識，也學到不同的方法去分析評論文學。
除了導師個別指導外，大學也邀請各學院教師或由大學講座開課，有些學院也由本學院教師開課。開設的古英語和中古英語是不得不聽的，其他課程學生可以聽，也可以不聽，當時非常「叫座」的講課者我記得有 C.L.Wrenn（古英語），J.R.R.Tolkien（喬叟，中古英語），C.S.Lewis（中古文學），Lord David Cecil（小說）， C.T.Onioss（文字學）。有的是大講堂上課，有的在自己的學院膳堂里講，聽眾多，有的就席地而坐。當時強調思想內容的分析或強調欣賞的演講較少，多數是傳統訓詁性質的。
三年下來，我覺得學的知識比較系統，增強了對語言的理解和分析能力，學到一定的方法和表達能力。這對我後來的工作很有幫助。牛津大學畢業之後，我又去劍橋大學工作一年，為大學圖書館漢籍編目。當時劍橋大學漢學教授是捷克人夏倫（Gustav Haloun），他有一套編目的方法，要求按他的方法制卡片，但他並不給我規定數額，所以我可以從容工作。劍橋大學圖書館中文書收藏頗富，有幾個私人藏書（如威妥瑪 Sir ThomasWade，駱任廷Sir James Lockhart 等）都贈給了這個館。館中叢書特別多，叢書的子目都要編目，編目就必須看看序跋和內容。我藉此機會大大瀏覽了一番，有興趣的還作了不少筆記。工作環境幽靜，休息時可以去喝一杯咖啡。一年下來也讀了不少書。
1950 年末我回到北京，在清華大學教了兩年英語。1952 年院系調整，我調到北大。頭兩年仍教英語。當時一邊倒學習蘇聯，搞了一個「活用字」，從一篇完整的文章里抽出十來個單詞作練習，一篇完整的文章丟在一邊，真是買櫝還珠，愚蠢之至。後來就教文學，編文學史，也是學習蘇聯。學習蘇聯，強調文學作為社會現象是對的，這一點在我過去的教育里是被忽視的，因此得到糾正。但把文學和階級鬥爭直接聯繫起來就變成簡單化；強調人民性過了頭，有的重要作家就不入流。這種方法實際上沒有能把文學史作為一個完整的客體來研究，而是帶著一種非常狹隘的宗派觀點來看待文學遺產的，因而發展到文化大革命就變成徹底的否定。
那麼我們應當怎樣對待文學呢？我覺得研究文學應當認識到文學是社會現象，但更重要的文學是文學，文學和其他精神活動一樣是從一個方面認識事物，是分工。因此它不是社會學、經濟學或政治學，它有它的相對獨立性。另一方面，文學的社會性也不是像韋勒克（《文學理論》）所說的是外在因素，而是內外一致的。正如燕卜蓀，儘管他貌似雕蟲篆刻，實際上他是把文學看作社會現象的。我們應該記住外在因素的存在，著力點卻應在文學本身。Ars longa，學無止境，學文學也是如此，新事物不斷出現，必須努力追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