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見｜|王東風：西方學術視野中的翻譯學

本文來源：本文原載《外語教學與研究》2017年第3期，第449-455頁，參考文獻略

轉自：煙台譯博雲天公司

摘 要：本文擬討論兩個問題：1) 翻譯學從屬於應用語言學是不是合理? 2) 翻譯學到底是不是一個獨立的學科? 自上世紀末起, 翻譯學界開始了一波強勁的文化轉向, 翻譯研究的語言學範式讓位於文化研究範式。時至今日, 翻譯學的主流已經不再是語言學, 因此, 國內的學科劃分仍將翻譯學歸在應用語言學之下, 顯然已經不合時宜。受文化轉向的影響, 如今翻譯學已經發展成了一個跨界學科, 與社會學、哲學、心理學、歷史學、經濟學、計算機科學等學科建立起了跨學科的研究介面。因此, 在西方學術界, 翻譯學已經被認定為是一個跨界學科, 從而獲得了獨立的學科地位。這與翻譯學在中國的發展很不協調。如果不給予翻譯學以合理的學科地位, 勢必會影響這一蒸蒸日上的學科的健康發展。

關鍵詞：翻譯學；學科；

雖然翻譯學作為一個學科已經融入現在的教育和科研體制, 但在國內 (特指中國內地, 以區別於港澳台地區) 仍然有兩個殘餘問題沒有得到解決：1) 翻譯學從屬於應用語言學是不是合理? 2) 翻譯學到底是不是獨立學科? 本文所採用的角度, 主要是翻譯學在西方的學科認同狀態, 兼論翻譯學作為獨立學科的學術理據。

一、翻譯學在中國的學科發展之路

翻譯學是不是一門學科, 在上世紀 90 年代的中國翻譯學界曾經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在學術界, 「學科」似乎是一個常識, 因此有必要在討論伊始, 審視一下該術語的定義。據《現代漢語詞典》 (2002 年增補本) , 有關「學科」的定義是:「1. 按照學問的性質而劃分的門類, 如自然科學中的物理學、化學。2. 學校教學中的科目。如語文、數學」。按這個定義, 「翻譯學」作為學科當無任何疑義。

在翻譯學學科奠基人 Holmes 看來, 學科的形成只要滿足兩個條件即可：一是「交流渠道的建立」, 一是「學科烏托邦 (disciplinary utopia) 的形成」 (Holmes1972/2004:180) 。隨著翻譯研究長時間的碎片式發展, 至上世紀 70 年代初, 在 Holmes 看來, 翻譯學的「學科烏托邦已顯形成之勢」 (同上:181) , 因此他認為該給這個學科起一個名稱了；在討論了包括Translatology 在內的若干個翻譯學學科名稱的候選術語之後, 他認為 Translation Studies 是最合適的翻譯學學科名稱 (同上:183) 。

如今, 翻譯學已然有了一個龐大的學術共同體, 中國高校里已經有與英語等專業並列的翻譯本科專業, 有了翻譯專業碩士, 翻譯院系也應運而生, 國際上頂尖的學術刊物索引 SSCI 和 A&HCI 已經收錄了多個翻譯學的學術刊物, 翻譯學的詞典甚至百科全書也一個接著一個地出版了, 翻譯學的著作差不多可以用汗牛充棟來形容了。一個學科之所以能成其為學科所需的基本元素已經一一具備。

至於「翻譯學」的英文學科名稱為什麼不是 Translatology, 中國學者雖然有自己的推理和判斷, 但西方學者棄用該術語的理由卻讓中國學者始料不及。Holmes 說：

人們也做過一些嘗試, 希望能造出更「學術」一點的術語, 那樣的術語大多都有個 -ology 這樣的學科後綴。如 R. Goffin 就建議英文用 translatology 這個名稱, 這從詞源上講得通, 法語中又有 traductologie 的支持。但由於 -ology 源自希臘語, 語言潔癖者 (purists) 拒絕這樣的污染。(同上:182)

Holmes 的說法在 Shuttleworth & Cowie (1997) 主編的《翻譯學詞典》中得到了印證。該詞典稱:

Translatology (德語作 Translatologie) , 曾被建議用作該學科 (現已通稱為 TRANSLATION STUDIES ) 的學科名稱。……但卻似乎遭到了許多說英語的翻譯學者的強烈抵制。(同上:188)

1998 年, Gentzler 在為 Bassnett 和 Lefevere 合編的論文集《文化建構：文學翻譯論集》所做的序言中明確指出：

大多數學者都認為, 翻譯學是 1976 年在比利時洛文舉行的那次歷史性的會議上建立起來的。(Gentzler 1998:ix)

1976 年那次會議的論文集《文學與翻譯》 (Holmes et al. 1978) 堪稱當代翻譯學的一個經典。在該論文集的編者前言中, 有這樣一段綜述：

在過去二十年里, 作為一個現代學科, 翻譯學為這一領域帶來了明顯的變化。無論是翻譯的過程還是翻譯的作品, 都成了不同學科的學者的研究目標, 這些學者大多是語言學家、信息研究者、邏輯學家和語義學者等等, 文學研究者相對較少。隨著這種跨學科研究的發展, 人們對形形色色的翻譯文獻和翻譯過程提出了越來越多的洞見。最初, 學者們對翻譯過程和翻譯作品的關注比較隨意, 甚至更多的是混亂, 但最終還是進化成了一個研究領域, 如今這一領域無論是在研究進路的多樣性上, 還是在組織的系統性上, 都超過了以往任何時候。(同上:v)

由這段綜述可見, 至上世紀 70 年代中葉, 翻譯學已經在西方持續發酵了20 年左右, 終於在 70 年代中葉走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學科的形成；而且差不多在學科形成伊始, 就確立了其「跨學科」的學科屬性。在該論文集的一個附錄中, 還可看到 Lefevere 對 Holmes (1972/2004) 關於學科名稱的討論的跟進:「我提議, 就用 Translation Studies 來作為這個學科的名稱」 (Holmes et al.1978:234) 。這個附錄還有一個十分惹眼的題名：《翻譯學：學科目標》。Bassnett & Lefevere (1990) 在他們主編的翻譯學叢書的「編者總序」中也明確指出：

翻譯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a separate discipline) 在 80 年代就已經成功地建立起來了。(同上:vii)

這句話中的「獨立」譯自英文的 separate, 這個詞除了表示「獨立的」意思之外, 更多的是表示「與……相脫離」的意思, 也就是說：它不從屬於別的學科。

到了 2004 年, Bassnett 在為她的《翻譯學》第三版所做的序言里再次回顧了翻譯學的學科發展之路：

20 世紀 80 年代是這門叫翻譯學的學科羽翼漸豐的十年, 學科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該學科自從 20 世紀 70 年代末登上世界舞台以來, 人們便開始對它展開了認真的研究, 不再視其為沒有科學含量、只會糾纏細枝末節的領域。整個 80 年代, 人們對翻譯理論和實踐的興趣與日俱增。然後, 到了 90 年代, 翻譯學終於立了起來, 因為這是它在全球擴張的十年。翻譯這種曾經被邊緣化的活動, 開始被視為是人類交往的一種基本行為。人們對這一領域的興趣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強烈, 對翻譯的研究, 就如同對翻譯的實踐一樣, 在全世界範圍內有增無減。(同上:1)

二、作為獨立學科的翻譯學

新千年之後, 翻譯學的學科建設在中國仿佛是上了快車道, 一躍而成為外語學科新的學科增長點, 學科地位今非昔比, 但目前仍有一些不盡人意之處, 如為什麼大家都說翻譯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 但在各類目錄上它仍從屬於其他學科? 既是從屬, 那還能叫獨立嗎? 翻譯學的學科發展之路始於西方, 那麼現時翻譯學在西方學術生態中又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呢?

不久前,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與我聯繫, 希望我為該社引進的《翻譯學關鍵術語》一書做個譯註, 並同時寫個導讀。原書有一個不長的序言, 簡要地勾勒出了翻譯學在西方的發展路線圖, 同時也回答了本文上面所提到的幾個問題。

《翻譯學核心術語》系 Continuum 出版社於 2009 年推出的一本翻譯學關鍵詞集, 主要由四部分組成：序言、譯學關鍵詞、著名翻譯學家簡介、經典著作與主要學術刊物列表。該書序言的作者即該書的編者 Palumbo, 他是義大利里雅斯特大學法學、語言與口筆譯系的一名講師。他在序言中對西方視野中的翻譯學學科做了一個言簡意賅的回顧, 其中許多困擾中國學者和學術管理層的問題在此可以找到解答, 如翻譯學是不是獨立學科的問題, 該序言開宗明義地指出：

儘管人們對翻譯的實踐與討論已經有上千年的歷史了, 但學術層面上的系統翻譯研究卻才是不久前出現的事, 一門獨立的學科將翻譯作為核心研究目標也許只是過去三十年才進入人們視野的。(Palumbo 2009:1)

從 20 世紀 70 年代始, 一批具有不同學術背景的研究者開始致力於這一門類的研究, 由此而引發了一場範式更迭, 進而助力翻譯學, 將其建立成了一個獨立的學科。(同上:3)

由此可見, 翻譯學在西方早已被視為是一個獨立的學科。在國內, 翻譯學作為一個學科確實也已經得到了確認, 但其獨立性仍然未被體制所接受。在教育部的招生名錄上, 翻譯學是「二級學科」, 與英語專業、日語專業等並列, 其上級學科是「外國語言文學」, 而在國家社科項目申報數據代碼表上, 翻譯學頂多被默認為「三級學科」, 只能往「應用語言學」上靠。關於翻譯學與應用語言學之間的關係, Palumbo 在序言中說道:

從 20 世紀 40 年代始, 一直到 20 世紀 70 年代, 翻譯研究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一般都被認為是屬於應用語言學的範疇。(同上:1)

這表明, 翻譯學在西方最早也是從屬於應用語言學的, 但這已經是上世紀 40-70 年代的事了, 毫無疑問, 這種學科類屬關係的劃分已經成了歷史。其實, 早在 Snell-Horny (1988) 那部堪稱經典的《翻譯學：綜合法》一書之中, 她就明確地表示：「翻譯學是一個綜合的、獨立的 (independent) 學科」 (同上:35) 。她在綜述西方的翻譯學流派時指出, 當時西方有兩大翻譯學流派：一派是語言學進路的, 另一派是比較文學進路的。她在論及語言學進路的翻譯學時說：

翻譯學的這一分支是語言學取向的；而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 被明確地界定為是應用語言學下的一個分支學科, 且不加區別地採納應用語言學的目標和方法。就像語言學旨在用嚴格的科學方法來研究語言一樣, 語言學進路的翻譯學 (ubersetzungswissenschaft, 此系德語, 對應的英語是translation science — 引者注) 旨在用嚴謹的科學方法, 對翻譯展開滴水不漏的研究；傳統翻譯理論因為方法不科學、「主觀性太強」, 甚至「太天真」, 而被拋棄。語言學進路的翻譯學, 就像語言學一樣, 採用精確的科學觀點和方法來研究翻譯, 尤其是數學和形式邏輯的方法, 而現如今這兩種研究翻譯的方法通常都被認為是死路一條 (a dead end) 。(同上:14)

不難看出, 在中國的學術體制中, 翻譯學從屬於應用語言學顯然是受了上世紀西方學界的影響, 然而此種類屬關係既然在西方已經成了歷史, 中國的學術管理層是不是也應該與時俱進呢? 真正學術前沿的聲音什麼時候才能被管理層聽見呢?上世紀 70 年代至今已經過去了四十多年, 我們還要等多久呢?

三、翻譯學的跨學科性

翻譯學為什麼在西方可以脫離應用語言學的範疇而獨立呢? Palumbo 認為, 翻譯學之所以一開始被歸入應用語言學, 這是因為：

這一看法的形成與當時的機器翻譯系統的研發有關。因此, 即便當時翻譯研究大多都有「理論的」性質, 但其背後的推動力基本上仍具有應用的性質。翻譯研究成果的另一個應用去向則是翻譯培訓機構。(Palumbo 2009:1)

早期語言學進路的翻譯研究基本上是從比較的角度來看待翻譯, 主要針對一些隻言片語展開討論, 而討論的層面一般僅局限於詞句。然而, 不久就出現了針對其他層面的語言學描述, 隨著篇章語言學、話語分析和語用學對研究工作的介入, 翻譯最終被視為是一個文本再創造的過程。同時, 其他學科視角的引入也拓寬了翻譯研究 (translation research) 的領域：資訊理論和傳播學突出了翻譯的社會性, 強調翻譯的本質是一種行為, 因此除了譯者之外, 還會牽涉到其他參與者 (如客戶和讀者) , 而且還有很多語外因素也需要考慮。(同上:1-2)

文學研究和哲學一直對翻譯尤為關注, 因而也為當代翻譯學提供了許多重要的觀點和主題。(同上:2)

綜上所述, 不難看出, 當代翻譯學具有顯著的跨學科特徵 (受惠於語言學、文學研究、哲學、社會學、文化研究、計算機科學和心理學, 等等, 恕不一一列舉) 。(同上:3)

由此不難看出 Palumbo 的論證邏輯：早期翻譯研究與應用語言學有關, 那是時代的局限, 隨著學術研究的進步和深入, 研究翻譯的進路早已經擺脫了應用語言學的單一束縛, 新的研究進路除了語言學之外, 還有文學研究、哲學、社會學、文化研究、計算機科學和心理學, 以及資訊理論和傳播學, 等等。翻譯學的跨學科性決定了它不從屬於任何單一學科, 拿 Bassnett (1980:1) 的話來說, 它「不僅不是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小分支, 更不是語言學的一個特定領域, 而是一個極其複雜的領域, 擁有許多意義深遠的旁支」。這也正是翻譯學作為獨立學科的關鍵理據所在。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從應用語言學的角度看嚴復翻譯《天演論》, 其結論必然是「不忠」, 但問題是：嚴復的英語那麼好, 為什麼會在很多不可能犯錯的地方「譯錯」? 從文化研究、闡釋學、心理學、社會學、資訊理論等角度來看這一現象, 則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也就是說, 從不同的理論視角來看翻譯, 會看到翻譯的不同側面。所有的研究角度實際上都有點像盲人摸象：只見其一, 不見其他, 因此只有睜開眼睛, 跨越不同的角度, 才能洞見翻譯這頭大象的全貌。

四、呼籲：給予翻譯學以一級學科地位

自從國際翻譯學界在上世紀 70 年代發動「文化轉向」以來, 曾經轟動一時的翻譯的語言學研究在當下的學術潮流之中已經遠不是主角了。在這種情況下, 仍抱殘守缺地把翻譯學規定在應用語言學的學科之下, 就有點跟不上國際潮流了。落後, 就應該迎頭趕上, 否則很不利於翻譯學的學科發展。由於翻譯學在中國尚未獲得學科的獨立性, 因此在國內的各種評審中經常出現外行評內行的情況：一些好的項目被扼殺, 一些不好的項目不僅被批准, 甚至被設為重點。此外, 國內有的高校對不同的學術刊物進行了分類, 其中一種分類方式是：一個一級學科只能有一個最頂級的刊物, 稱為一類或一級刊物, 等等, 按如此分類, 翻譯學的成果只能發在語言學或文學的頂級刊物上才可以被認定為是頂級成果。但這些刊物每年也就只能發表那麼幾篇翻譯學的論文, 難道國內頂尖的翻譯學成果就那幾篇嗎? 顯然不是。

再從人才培養的角度看, 目前翻譯不僅有本科專業、碩士專業、博士專業, 還有了專業碩士學位 (MTI) , 連專業翻譯博士學位 (DTI) 也已經提了出來；設立翻譯本科學位和翻譯專業碩士學位的院系已經數以百計。如果課堂教學仍然本著翻譯從屬於應用語言學範疇, 正常的教學都無法維持了：若只從應用語言學的角度講翻譯, 翻譯所涉及的文學性沒法說清楚, 翻譯所涉及的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計算機科學等問題也都沒法說清楚。

可見, 目前國內對翻譯學的學科定位顯然不利於、甚至阻礙了翻譯學學科的健康發展。學科的劃分首先不是為了管理的方便而存在的, 而是為了促進學科的建設和人才的培養。如果這樣的劃分非但不能促進反而制約了學科的發展和人才的培養, 這就有違學科劃分的初衷了。在新的形勢下, 這個問題到了該解決的時候了。給予翻譯學以一級學科的地位目前已經是翻譯學界的一個普遍的呼聲, 這也是翻譯學這一跨界學科的性質所決定的：只有給予翻譯學獨立學科亦即一級學科的地位, 才可以集合所有相關的學科能量來更有效地解決翻譯學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的問題。

學科這個概念來自於西方, 這一點我們無法否認。因此, 關於學科的認定也有必要看一看西方同行是怎麼把握的, 這對於我們認識翻譯學在中國的現狀、展望這一學科在中國的未來, 無疑是有啟發意義的。

作者簡介：王東風，博士，教授，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翻譯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翻譯碩士專業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副秘書長，教育部高等學校大學外語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國際期刊 Forum：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國內期刊《中國翻譯》、《外語研究》編委。主要研究方向：翻譯學、語言學、比較文學和外語教學。已發表論文100餘篇，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廣東省社會科學規劃基金等多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