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已經很久沒有一部電影能使觀眾群如此分道揚鑣，在五星與一星的評分對壘下，捍衛的是關於影像的極致藝術和人的道德準則。
在此之前，我一直都是很期待《DAU》的。也確實，前作《列夫·朗道：娜塔莎》確實不錯，《列夫·朗道》系列電影成功的讓《楚門的世界》成為了現實。
但隨著DAU系列第二場《列夫·朗道：退變》長達六個小時（355分鐘）的放映結束，我們看起來似乎離這個由手持影像和隱藏其後的龐大計劃越來越近。
真是應了那句話：不是名垂青史，就是遺臭萬年。
然而，這部更加複雜的影片非但沒有消除第一部《列夫·朗道：娜塔莎》引起的巨大爭議，反而將觀眾對DAU項目計劃甚至是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個人在道德層面的討伐推向了新的頂點。
（以下簡稱《退變》和《娜塔莎》）
在開始《退變》的討論之前我們需要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此時幾乎所有影迷都已經對DAU系列的背景和先前《娜塔莎》引發的爭論有所了解。
無論是通過網絡媒體對此片的狂轟濫炸，還是零星窺探所得影片背後的項目計劃，又或是僅僅獵奇於前作的大尺度床戲，每一個觀眾都或多或少的對《退變》產生了心理預設。
如果說你選擇去看《娜塔莎》還可以只是停留在「聽說有這麼一部電影」的模糊階段，但我相信，決定你靜下心來去觀看這六個小時的人，則一定有所準備，甚至也有所期待。
帶上紙尿褲不至於，但一定是不想錯過每一個鏡頭。
《退變》作為整個DAU系列14部影片中的第13部（或許選擇這個數字並不是一種巧合），前承《娜塔莎》（第12部）後接《列夫·朗道：再生》，時間設定在《娜塔莎》事件發生十幾年後的1966-1968年間。
很難理解，為何選擇在柏林電影節世界首映的頭兩部影片竟然是整個系列的結尾。
這部影片的原始素材長達147小時包含169場戲，最終被剪輯成現在的6個小時。
雖然比起《娜塔莎》的極簡和單一，《退變》在人物和場景設置上都繁雜了許多。儘管充斥著大量對話和場景間的來回切換，影片的結構和內在邏輯實際相當規整。
六個小時的時長被分為1、2兩個部分，並劃分成9個章節，《退變》僅以數字做出分隔。
《退變》的重點在於實驗，一場關於人性與獸性的實驗。
影片的開頭即是幾個全身赤裸的壯漢躺在操場的實驗台上，Rabbi站在由篝火和電流所營造的昏黃燈光之中，周圍是秘密研究所的科學家，現場酷似原始部落的獻祭場面。
而這場由宗教與科學引發的討論也以此貫穿全片。
隨著影片的推進，實驗的對象漸漸從猩猩變為嬰兒再到成年男性，目的是剝奪人的思考能力，成為聽任領導的服從者。
與此同時，在Rabbi帶領下的一隊年輕學生正在做著類似於冥想式的教化，十幾個學生毯子上蠕動，互相撫摸互相親吻。
這個烏克蘭秘密研究所內同時進行著由科學強制對人性的剝除和宗教對人動物性的挖掘。而每一個章節皆以科學家Dmitry的發言為起始，經由事態的一步步發酵和極權狀態的持續加劇。
最後以Rabbi的畫外音作結。這仿佛又暗示科學在宗教面前的不堪一擊。
與《娜塔莎》急轉直下的結構基本一致，前半段影片充斥大量的酒會、舞蹈與享樂的場景。
唯一熟悉的場景是《娜塔莎》中的食堂，只不過服務生和廚師都換了人。影片中也出現了Olga，卻沒有解釋為何Natasha已經不見了。有點看的雲里霧裡。
隨著研究所所長的換任，導致這個表面風平浪靜的烏克蘭秘密研究室一系列的崩盤甚至終結於最後的一場浩劫。而這位新上任的KGB軍官正是《娜塔莎》中的對Natasha進行心理與生理雙重傷害的審訊官。
他的到來使得原本極盡享樂的場景立刻轉為史達林式嚴肅保守又專制的氣氛，他將前任辦公室里厚重的窗簾全部摘除，甚至要求年輕的科學家必須剃光頭。
這一切並沒有給研究所帶來什麼實質的轉變，酒精與性交依然充斥著這裡的每一夜，影片的第一部分就在兩個人的醉酒發瘋中結束。
由《娜塔莎》是否被暴力與強姦所引發起對DAU項目在道德倫理層面的質疑，基本上是每位關注這個系列電影的影迷最好奇的方面。
《退變》之所以再次點燃眾人的怒火，不止因為它以6個小時的超長片時挑戰了觀眾的耐心，還因其更加直接殘忍的「殺豬」畫面徹底擊穿了一大部分觀眾的道德底線。
在影片的敘事和實驗的發展推進的過程中，一場腥風血雨的屠殺正在悄然醞釀。
從第7章節開始，被實驗改造後的「超人」已經開始展現其野蠻的一面，他們多次拖拽拉扯女性，聲稱要把她們丟入豬圈。直到第8章節，豬被「超人」綁著抬入了聚會的餐廳，當場斬首示眾，鏡頭對著剁開血淋淋的豬頭和豬肉塊拍了很久。
這個畫面一出現，立刻有很多觀眾憤然離席。
影片一結束立刻遭到各種評論的質疑，甚至也包括先前一些給予《娜塔莎》很高評價的觀眾。
矛盾之處就在於，如果是環保主義者或素食者的觀眾對殺豬鏡頭大加討伐，認為這是極其殘忍且不道德的行為還可以理解。
但每天吃肉的人卻只是因為殺豬的行為出現在電影里就無法接受，難道每天殺死成千上萬豬牛羊的屠宰場就不殘忍？如果這樣的矛盾成立的話，是否可以說當一個事情不發生在眼前就可以假裝它沒有發生？
更加諷刺的地方在於，「超人」把砍碎的豬肉用毯子包上打算拿去煮了當晚餐吃，還在震驚和恐懼中的眾人很快就開始平復，聚會繼續，好像什麼都沒發生。
如同《索多瑪120天》結尾看完虐待少年少女轉個台就跳舞的衛兵一樣，又或許應證了《盧安達飯店》里的那句：
「我們關注完大屠殺的新聞，然後繼續享用大餐。」
也許真有觀眾看完電影可以去電影宮隔壁的德國餐廳吃一頓豬肘。震驚往往只屬於當下，這才是最可怕的。
《退變》和DAU的實驗同時是內部與外部的。
影片中是由科學家對「超人」的去人性實驗，之外則是DAU項目對前蘇聯的模擬實驗。儘管在訪談中女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多次否認項目的實驗目的，但DAU所帶來的研究價值本身就是多方面。
在一份DAU官方提供的媒體資料中，我們看到導演對歷史背景和每個人物的身份經歷都作出了清晰且明確的設定。例如根據蘇聯同時期建太空站、五年計劃等大事記所運用在《退變》中的「七年計劃」；
又或者KGB軍官Azhippo的研究所身份出生於1898年，1954-1967年在克格勃任職，1966年成為國家安全部官員，1968年領導研究所......之類的詳細資料。
正如臭名昭著的史坦福監獄實驗的實驗證明，當被設定了角色（例如看守或囚犯），人們很快就可以進入並且適應當前的角色。
而人本身就有被觀看的慾望，攝像機在場同時加劇了這層表演欲，使得角色極有可能作出超出自己行為規範的瘋狂舉動。
而之於導演本人，無論他是否承認自己在項目的主導和統治權力。
當他設定了「我們就是要表現蘇聯的極權體制的恐怖」的規則且其他人按照自己身份表演的時候，演員就已經接受了服從的命運，並極有可能成為監獄實驗中的表演者以期待實現更好的效果。
在編號2的《DAU》影片中，一位女性科學家在審訊室中歇斯底里的大喊，請求可以從這個地方離開。
這個地方只是審訊室，還是由導演伊利亞搭建的拍攝基地呢？
相反身為觀眾，正如本文開頭所說的那樣，DAU系列以其足夠的噱頭區別與其他電影，它滿足了人類窺探他人隱私的原始慾望。
所以在觀看電影的過程中我一直在思考自己為何對這部電影充滿興趣。
很顯然並不只是為了看到極權的恐怖，因為我們對此頗為熟悉。
我們選擇去看這樣一部背後是重建前蘇聯體制和模擬前蘇聯生活的大型項目支撐的影片，更多的是想看假如這個實驗所能帶來的可能，想看的是素人表演者在影片中的真實反應。
我們正以一種窺視的方式去觀看錶演，並期待這六個小時可以展露出一些蛛絲馬跡。
而在影片的第2章節，出現了一幕不忍直視鏡頭。這似乎應證了前面所說的演員正在有意識的表演，我自以為窺視演員的同時被表演者窺視了，窺視是相對的。
一杯接一杯的伏特加，在廚房發瘋，打碎玻璃，在攝影機前表達......如果真的按照導演所說並無劇本的編排，那麼攝影機的存在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演員的表演？演員又有多大程度是自發的真實？我們不得而知。
這場藝術與道德的矛盾，自打DAU項目從設立之初就處於論戰的焦點。
在這次柏林電影節的世界首映前，葉卡特琳娜·奧特爾導演就曾打著「平等，自由，博愛」的口號意圖將DAU作為沉浸式戲劇落地柏林、倫敦和巴黎這三個歐洲的超級大都市。
但由於項目所引來的非議導致2018年的柏林圍牆計劃被拒絕，最終也只有巴黎一地在2019年年初展開了為期三個多星期的沉浸式展覽。
雖然網上關於為何取消柏林展覽的資料並不多，但還是在一篇報道中發現了葉卡特琳娜的野心。
這個計劃原本打算在柏林市區建起一堵長達1.5英里的牆，並邀請中國藝術家艾未未繪畫。項目一經宣布就引起強烈討論，大批市民反對認為這是在重建極權體制。
但也有以部分藝術家表示過度的審查有礙於藝術的表達。
最終這個經曆數年，幾百萬美元的投資還是被拒絕。同樣的爭論在巴黎展覽時也發生了，所以最後在巴黎修一座橋的計劃才被縮減成室內的沉浸式體驗。
就在兩部影片首映日期的短暫間隔中，各國媒體和女權主義者都站出來表明對DAU道德倫理上拒絕，關於強迫和暴力的質疑基本上出現在所有媒體的新聞報道上。
俄羅斯更是有五名媒體記者在女權網站上聯合發布了公開信表達抗議，並評論道：
「在看過DAU 的一部分影像後，我們不得不對整個項目保留意見。」
實際上，除了作為舉辦方的德文媒體和嚴重抗議的俄羅斯本土，外媒對DAU項目的關注程度遠沒有中文媒體多。在後面幾場《退變》的柏林電影節放映中，華人面孔占據了絕大部分。
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我們對於前蘇聯體制和生活的熟悉與關注程度。
隨著後面幾次觀眾場的放映結束，《娜塔莎》在豆瓣上的口碑也從開分的9分多跌落到7.0，可以看到最新的觀眾評價已經基本以一星兩星為主。
對於DAU項目的警惕並不是無緣由的。
從導演前後矛盾的說辭，實驗是否存在，有無劇本的討論，表演和真實的程度，再到對於演員是否存在強迫性質的模稜兩可，都無不讓人感到擔憂。
再例如《退變》中被改造的「超人」，是Azhippo上任後帶來的一群由馬克西姆·馬鑫科維奇領導的極端青年，而他們在現實中就是「新納粹」分子，他目前正在莫斯科的監獄服刑十年。
這些元素加起來用一句「只是用電影展示極權恐怖」來解釋似乎並沒有什麼說服力。
而導演和柏林選片團隊的一位評審的對話中強調——所有人的重點都放在了影片中是否對女演員進行了暴力強迫的問題上，他們始終認為這並不是這部影片所要討論的問題。
柏林電影節的藝術總監也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自己觀看了50多小時DAU 的錄像，才最終選擇了《娜塔莎》作為主競賽，以及《退變》進入非競賽展映單元。
因為看完電影，你會理解它是如此強大，如此的令人沉迷。
而甚至連參與其中的比利時藝術家Carsten都說：DAU 是一項結果未知的實驗，遊戲規則會隨著內容和規模而改變。我理解人們對此感到擔憂，包括我，在某種程度上我也參加了。這是一件令我不安的藝術品，是有能力重新安排既定並解決重大問題的藝術品……
在藝術與道德的邊界上，連藝術家自己都是自相矛盾的。
從某種程度上說，《退變》是《娜塔莎》的擴充和延伸，如果說《娜塔莎》呈現的是一個極權下關於人的片段，那麼《退變》則用六個小時展現了一群格格不入的思想介入權力後導致的大廈傾倒。
《退變》作為一部獨立的電影來說可解讀的角度就已經非常豐富了，宗教、科學、信仰、體制、權力、精神控制、人類學、心理學……如果將其與背後的計劃聯繫在一起就更增大了分析的空間，一種嵌套的真實。
人類的瘋癲、權力的控制，個人自由與集體主義，還有更多元素凌駕於這個計劃之上。後面陸續展映的12部影片最終會將DAU 的謎團一一解開，重組出一個完整、龐大、極具野心的瘋狂計劃。
若真像導演在採訪時說的「DAU僅僅是為了展現出極權專制之下的恐怖」。那麼，他確實做到了。
但假如這部《退變》中宗教領袖Rabbi的台詞理解為一種預示：人的一生一定會做一次瘋狂的事，無理由的，也許會是做了錯事，而這很可能導致錯誤的方向。
那麼DAU這場持續數年的實驗會不會正是這個瘋狂的錯事，甚至是由所有DAU項目參與者共謀的瘋狂？
我們只有拭目以待了。
參考資料
- Maria Konnikova.《每個人都可以變惡魔？史丹福監獄實驗的真實啟示錄》
- 《DAU官網及DAU.Degeneration媒體手冊》
- David Novarina.《Retour sur D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