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天瑜，1942年生，湖北紅安人，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專門史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中心主任。長期從事中國文化史研究，著有《中華文化史》(合著)、《中華元典精神》、《明清文化史散論》、《張之洞評傳》、《晚清經世實學》(合著)、《解構專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合著)、《「千歲丸」上海行——1862年日本人的中國觀察》、《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術語生成》、《「封建」考論》等。
2002年夏，筆者訪學德國，曾乘船旅行於山川如畫的萊因河中游，舟行間，只見兩岸每距二、三十公里的蒼翠峰巒，多有灰色城堡聳立，它們或者已是斷壁殘垣，或者還保持著巍峨壯麗的舊觀。這正是西歐中世紀諸侯林立的封建社會的物質遺存。面對此景，近二十年來一直思考著的「封建」概念辨析問題，驟然齊集心頭。
「封建」本為表述中國古代政制的漢字舊名，意謂「封土建國」、「封爵建藩」，近代以前在漢字文化圈諸國（中、越、朝、日）未生異意。19世紀中葉西力東漸以降，日中兩國先後以「封建」對譯西洋史學術語feudalism（封土封臣、采邑領主），衍為一個表述普世性歷史階段和社會形態的新名。「封建」一詞經歷了概念的古今轉換和中西移植，日本因素也參與其內，馬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深化了此一術語的涵義。「封建」作為近現代概念史上的重要案例和歷史分期的關鍵環節，釋義紛紜，展現了思想文化領域錯綜複雜的演繹狀況，其成敗得失與歷史學乃至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相關聯，故對其考索探究、闡微決疑，既非細事，也非易事。
近代以降，漢字文化圈在對譯西洋術語時，取音譯、意譯兩法。音譯所用漢字揚棄了字意，僅存字音，起著拼音符號作用，以模擬原語的讀音，如以「邏輯」譯logic，以「布爾喬亞」譯bourgeoisie。音譯不會引起詞義錯位，但也未能給譯詞提供意義支撐，其含義只能在詞形以外另加詮釋。然而，漢字是表意文字，一個漢字不僅有語音，還有語意，包蘊著文化內涵，掌握漢字文化的人更傾向於用意譯方式推介外來詞。所謂意譯，指按外來語的構詞詞素，將字面意轉換成相應的漢語表述，如上舉兩例英語詞logic（邏輯）和bourgeoisie（布爾喬亞），又意譯為「論理學」和「資產階級」，可由詞形窺探內涵，從而為譯詞提供意義支撐，意譯的優長即在於此，掌握漢字文化的人可以觀文索義，易於理解。當然，望文生義也可能誘發歧解，這是由漢語的一詞多意性和漢字的多種構詞法造成的。
意譯又分兩種，一是創建新詞以對譯西洋術語，如「哲學」、「美學」、「體育」、「義務」等等便是新創意譯詞。二是借用漢語舊名對譯西方術語，中國人更習慣於此法。以舊名譯外來術語從而衍為新名的成功之作不少，如「倫理、政治、範疇、機器、權利、物理」等等便是。言其「成功」，是由於它們較好地實現了古今義的因革、中外義的對接。如「物理」，作為漢語舊名，本義「萬物之理」，自明清之際至近代，中日兩國藉以翻譯Physics，意指一門近代科學（包括力學、聲學、光學、電學等），內涵收縮，特指性明確了，然新名「物理」與舊名本義指示的方向相合，東西義順利地實現涵化。
概念、範疇的演變，是人類思想更革的表征，反映了知識量的擴大和認識過程的遷衍、深化。然而，由於概念古今轉換、中外對接牽涉文化的時代性與民族性問題，情形錯綜複雜，誤植也時有發生。有學者指出，20世紀以來中國對西方哲學研究雖有成就，但在理解中也出現一系列文化錯位，即用本民族傳統理念去扭曲和附會西哲的理論和概念，諸如「理性」概念的誤讀、「科學」的實用化、「辯證法」的降級詮釋、「實踐」概念的變形、「自由」概念的附會，等等。
意譯間舊名衍為新名發生文化錯位，還可羅列一些典型例證。一如「經濟」，舊名本義「經世濟民」，而在對譯Economy時形成的新名「經濟」，含義轉為國民生產、消費、分配、交換之總和，兼指節約、儉省，與本義脫鉤，新義又無法從「經濟」詞形推衍出來。再如新名「形上學」，是借《周易》「形而上者謂之道」一語對譯Metaphvsics時形成的，此新名之一義「超驗哲理」，與舊名本義方向相切合；但所含反辯證法的「靜止論」、「機械論」、「外因論」之義，則全然背離舊名本義指示的方向，也超出了舊名「形而上」的詞形提供的意義空間。另如「自由」、「自由主義」，「個人」、「個人主義」等新名，在古今轉換、中西對接的過程中，也在不同層面上發生古今義錯置、中西概念彼此遮蔽的情形。
至於我們早已「日用而不辨」的史學術語「封建」，在新舊名更替之際，其概念誤植尤顯突出，造成的後果也較為嚴重。筆者在萊因河兩岸目睹的昔日容克（Junker）貴族們俯攝田園農戶的古堡群，無聲卻有力地詮釋著與「封建」相對譯的西語feudalism的內涵（封土封臣、采邑領主），也呼應著漢語舊名「封建」的本義（封國土、建諸侯），比照之下，流行大半個世紀的泛化新名「封建」的偏失自現。有學者將新名「封建」的概念誤譯嚴厲批評為「語亂天下」，並非過分之辭。術語厘定，是學科形成與發展的必要前提。對於任何學科而言，必須擁有一批義項單一、內涵精準、外延明確的術語（尤其是核心術語，或曰關鍵詞）。如果「生產、生產力、生產關係、商品、價值、市場」等術語的含義紊亂，經濟學只能是一派昏話。有了「細胞、根、莖、葉、花、果實」等術語的確立，植物學方可能成為一門學科。歷史學術語的界定也至關緊要。僅以大半個世紀來中國歷史分期問題的討論而言，之所以長期聚訟未決，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封建」等核心術語（關鍵詞）的概念沒有釐清，義項未能獲得一致。
主張西周封建說的范文瀾先生（1893—1969）所稱之「封建」，雖納入「五種社會形態」之中，卻仍與舊名本義（封土建國）保持聯繫，范老一再論證周初封建爵祿貢賦是有定製的，肯定「分封諸侯時，已規定封建制度的剝削方式」。
主張戰國封建說的郭沫若先生（1892—1978）、翦伯贊先生（1898—1968）所稱之「封建」，則拋棄舊名本義，加以泛解。郭老將土地「歸為私有」、「地主階層出現」、「專制帝制確立」等與「封建」本義相背反的要素作為「封建制」的內涵，認為「廢封建，立郡縣」的戰國時期「開始了封建社會」，稱實行君主集權的秦始皇為開創「封建制度的元勛」；翦先生曾主西周封建說，後又改為戰國封建說，稱秦孝公「廢井田，開阡陌」確立了封建社會。這些論說中的「封建」既脫離「封土建國」古義，也與西方史學關於中世紀制度（feudalism）的含義相去甚遠。
主張兩漢封建說的侯外廬先生（1903—1987），力辯「封國」並非封建制，認為「周代封國之所以不能認為是封建，主要由於它沒有『農村為出發點』的經濟基礎」，可見侯先生是把「農業經濟」「自然經濟」這一寬泛的前近代社會的特徵視作劃分「封建」的主要標準，其對「封建」作泛解也是明顯的。
持魏晉封建說的尚鉞（1902—1982）、唐長孺（1911—1994）、王仲犖、何茲全（1911—）等先生不贊成將「封建」泛化，從魏晉間的封土采邑、門閥制度、佃客的人身依附諸形態認定其封建性，這是以「封建」本義為基點，再作引申，兼容古義與西義。尚、唐、王、何諸先生所詮釋之「封建」，實現了古義與今義的融通，也與馬克思的封建社會原論較相切合。
以上諸家自立標準，各說各話，莫衷一是。這種核心術語內涵歧異、義項多設的討論，必然出現同一議題之內「概念不一」、「論旨轉移」的邏輯前提問題，從而無法在歷史分期上獲得共識。當然，由非學術因素作用，似乎也可以達成某種「共識」（如統一為「戰國封建說」，將周末至明清稱之「封建時代」），但那種「共識」只能是一時「眾服」的假象。
在同一詞形下，舊名變新名，不乏因革恰當的良例，如「科學」、「革命」、「共和」等等，新名所含概念既與舊名保持聯繫，又有合理的引申，並與對譯的西洋術語所蘊概念相涵化。然而，大半個世紀以來，「封建」由舊名向新名轉換，在一些重要史家那裡發生了文化錯位——
甲、封建泛義（土地可以買賣的地主經濟、中央集權的專制君主政治）不僅與本義（土地由封賜而來，不得轉讓買賣，政權分散、諸侯林立）脫鉤，而且同本義指示的方向相背反；
乙、封建泛義又與相對譯的英語詞feudalism西義（封土封臣、采邑領主、人身依附、超經濟剝奪）大異其趣；
丙、漢字詞「封建」的上述泛義超出詞形提供的意義空間，全然是外在強行注入的。
用這樣的新名「封建」作詞幹形成的新詞組「封建制度、封建社會、封建主義、封建時代」等等，也隨之偏離正軌。於是，因為關鍵術語失准，一部中國歷史的宏大述事，失卻構制網絡的堅實紐結。由此出發，史學界長期探討的「中國歷史分期」、「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中國封建社會為何長期延續」諸問題，都缺乏議論得以健康展開所必需的嚴密的概念座標系。
可見，新名「封建」概念的準確性問題，關涉到中國歷史的框架構築，茲事體大，筆者不得不沿「《春秋》責備賢者」故例，考究筆者十分敬重的某些前輩學人在何處失足，推原此一新名「形義脫節」、「名實錯置」的癥結所在。
在追蹤問題的來龍去脈之際，有一點似可預先排除：令「封建」含義泛化者不通古漢語及中國古史，或不諳西語及西洋史，方造成概念誤植。事實上，將「封建」概念泛化的先生，大都飽讀詩書，當然明白「封建」的古義是封土建國、封爵建藩；他們又多半熟識西文、西史，對feudalism的含義為封土封臣、采邑莊園，並不生疏。故「封建」泛化，決非由於論者不通古義、西義，而是另有原由的。因此，「封建」概念被泛化，不單是一個語義學問題，更是歷史學、文化學問題，可以總括為「歷史文化語義學」問題。故單從詞語角度討論「封建」的古義及feudalism的西義，只廓清了論題外圍，而尚未升堂入室、直逼要害處。
瞭然於此以後，筆者決計另闢蹊徑：在確認「封建」本義及西義的基礎上，梳理「封建」概念演繹的軌跡，對其作歷時性的動態研究，考察這個原本創製於中國，又由近代日本藉以對譯西文的新名，逆輸入中國後逐步異化的具體過程，尤其用力於探討幾個導致概念變更的關鍵時段（如清民之際、五四時期、大革命失敗後幾年間）的社會—文化生態，以及在此種社會—文化生態下的語義遷衍。這一在古今沿革及中—西—日三語境間的溯源討流，將構成本書主體。筆者願與讀者諸君一道，從概念的歷時性演繹及中外對接的過程中窺探「封建」被泛化的社會—文化因緣。最後，提供一種改良設想，供諸君參考。
一位語言學者說：「詞義屬於語言學範疇，概念則屬於邏輯學範疇。」本書題名《「封建」考論》，意在從「封建」詞義的歷史考證入門，進而在概念史的論析上展開，故聯稱「考論」，也即由詞義史之「考」導入思想文化史之「論」。筆者試圖通過對「封建」從舊名向新名轉變過程的辨識，為長期困窘於「名不正而言不順」的中國古史分期討論提供一個釐清概念（正名）的思路。
以上嘗試可以稱之一次圍繞「封建」名目的「歷史文化語義學」遨遊。此游不盡如春遊踏青，可以縱情領略「千里鶯啼綠映紅」，有時還需要攀援山岩、潛入溪澗，或許不大輕鬆，但此番辛苦跋涉若能使諸君獲得某種野趣，產生探求「深山更深處」的嚮往，以獲得「封建」問題的真解，筆者將不勝欣幸。
本文為《「封建」考論》一書的題記，詳細內容請購買原書查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