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爾哈特 勿食我黍
羅納德·英格爾哈特（Ronald Inglehart）出生於1934年，美國密西根大學政治系教授，是當代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大師級人物。英格爾哈特的這兩部重要著作《發達工業社會的文化轉型》、《現代化與後現代化：43個國家的文化、經濟與政治變遷》，是他數十年研究成果的結晶，亦是當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典範之作。
過去一個世紀，發達世界中的經濟不平等走過了一個巨大的U形曲線：由高起點向下彎曲，然後再度急劇向上彎曲復位。1915年，美國最富裕的1%人群賺得全部國民收入的大約18%。1930年代，這一份額驟跌，並在整個1970年代維持在10%以下，但到2007年已上升至24%。審視家庭財富而非收入的話，不平等的上升幅度更大：最頂尖的0.1%美國人所擁有的財富份額，從三十年前的9%增加到了22%。美國的例子或許比較極端，但遠非獨一無二：1980年到2009年間，能獲得有效數據的一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差不多都經歷了收入不平等的上升（徵稅和轉讓之前）。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以對這一數據的解讀而著稱。他認為，經濟上趨向於不平等，是資本主義的內在特徵。二十世紀中葉的數十年間，不平等程度下降，他將這一下降趨勢視作這一不平等規則的例外。他認為，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大蕭條推動政府採取了分配收入的政策，而主要是那樣的隨機性動盪事件催生了那種例外。既然這些動盪事件的影響已經消退，生活也就回到常態，經濟和政治權力隨之集中到了寡頭的手中。
皮克迪的研究在一些細節上已獲得修正，但他認為大多數已開發國家的經濟不平等正在迅速上升，這一斷言是顯然是精確的。過去一個世紀間，不斷前行的現代化進程驅動著精英與大眾之間的均勢發生轉換，不平等狀況一開始的下降以及隨後的上升均與這種轉換存在關聯，但有關經濟不平等這一主題的大多數分析都忽略了關聯的程度。
在狩獵和採集社會，實際上每個人都擁有政治參與所需要的技能。人們口耳相傳第一手獲得的信息，決策過程通常發生在囊括每一位成年男性的村莊議事機構。這樣的社會相對而言是主張人人平等的。
農業的發明催生了定居社區，這些社區生產出足夠的糧食，用來供養擁有專門軍事和通信技能的精英。識字的管理者，令協調統轄數百萬人口的大型帝國成為可能。從事這樣規模大很多的帝國管理工作要求具備專門的技能，包括讀寫能力。對政治參與而言，口耳相傳的交流方式不再夠用：一些信息的傳遞必須跨越千山萬水。要記下大量地區軍事人員的計稅基數，人類的記憶是無能為力的：需要文字的手寫記錄。並且，依靠個人的忠誠不足以聚攏大型帝國：必須要由宗教或者意識形態方面的專業人士來宣講賦予執政者合法性的神話。這在相對而言專業技能熟練的統治階層，與主要由居住分散、目不識丁的農民構成的人口整體之間形成了巨大的斷裂，那些農民缺乏應付遠方政治活動所需要的技能。並且，伴隨那一斷裂，經濟上的不平等急劇上升了。
這樣的不平等貫穿整個歷史，並一直維持到進入早期資本主義時代。起初，工業化造成了對工人的殘酷剝削，他們的工資低廉、工作日漫長，沒有勞動法規予以保護，工會組織活動也遭到鎮壓。但最終，通過重新調整政治技能的天平，持續進行的工業革命縮小了精英與大眾之間的斷裂。城市化令人們比鄰而居；工人聚居在工廠中，方便了彼此之間的交流；大眾讀寫能力的擴展令他們接觸到全國性的政治活動，所有這一切都導向了社會動員。到十九世紀晚期和二十世紀早期，工會贏得了組織權，這使得工人能夠進行集體談判。這一參政權的擴張賦予越來越多的人以投票權，左翼政黨動員工人階層為他們的經濟利益而抗爭。結果是採用了多種分配政策的政府經由選舉誕生，那些政策包括累進稅、社會保險和擴張性的福利國家。在那些政策作用下，二十世紀的多數時間裡，不平等是在下降的。
然而，後工業社會的出現再度改變了遊戲規則。現代福利國家的成功令更進一步的分配顯得不是非常急迫。隨著身份政治和環保主義將一些更加富裕的選民吸引到左翼，同時文化方面的議題將工人階層中的許多人推向右翼，超越階層界線的非經濟性議題浮出水面。全球化和去工業化削弱了工會的力量，而信息革命幫助確立了贏家通吃的經濟。這一切都侵蝕到了分配政策的政治基礎，並且，隨著那些政策喪失了號召力，經濟上的不平等再度上升。
如今，在已開發國家，巨大的經濟收益仍然在不斷形成，但主要到了位居收入分配序列非常頂端的那些人手中。與此同時，處在分配序列更低位置的人士，他們的實際收入停滯不前，甚至在減少。富人轉而運用他們的特權，設計出進一步增加財富聚集的政策，這樣的政策往往違背了中產階層和更低收入階層的願望和利益。比如，政治學者馬丁·吉倫斯（Martin Gilens）已經闡明，美國政府極其周到地響應該國最富裕的10%國民的偏好，乃至於「在大多數情形下，最廣大多數美國人的偏好對政府採納或者不採納什麼政策，基本上沒有影響力」。
因為優勢往往傾向於累加，鑒於那些生於更富裕家庭的人士享有更優質的營養和保健、更豐富的智力啟迪和更優質的教育，並且在後來的一生中有更多社會資本可用，持續存在的趨勢就是，富人變得愈發富裕而窮人被拋棄。但這一趨勢奏效的程度有賴於一個國家的政治領袖以及政治機構，而一般來講源自該政治體制中民眾被動員起來後形成的政治壓力，相應地往往會反映到政治領袖和政治機構那裡。也就是說，不平等上升或者降低的程度，根本上是一個政治問題。
今天，這一衝突不再發生在工人階層和中產階層之間，而發生於少數精英人士與最廣大多數的國民之間。這意味著，在發達世界，未來政治的棘手問題將是，那一多數群體怎樣以及何時發展出一種共同利益感。當下的趨勢愈是繼續，再度應對不平等問題時，壓力就將越積越多。這樣一種壓力在醞釀的跡象已顯然可見，而遲早，實際後果也將顯現。
與金錢無關
二十世紀前三分之二的時間裡，已開發國家工人階層的選民傾向於支持左翼政黨，而中產及以上階層的選民傾向於支持右翼政黨。鑒於黨派隸屬關係與社會階層大體接近，學者們發現，政府傾向於推行反映其社會政治選區經濟利益的政策。這一發現並不令人驚奇。
但隨著這個世紀繼續演進，經濟的性質以及公眾的態度和行為都發生了變化。工業社會已讓路於後工業社會；數代人在其人格形成期所經歷的是經濟和人身高度安全的養育環境，他們展示出「後物質主義者」的心態，更加強調自主和自我表達。隨著後物質主義者在人口中的數量越來越多，他們為政治活動帶來了一些新的議題，促成了階層衝突的衰落和基於非經濟性議題（如環保主義、性別平等、墮胎和移民）的政治極化的興起。
這刺激了工人階層中的部分人群，他們的回應是轉向右翼，重申似乎遭到了攻擊的傳統價值。而且，大量移民，特別是從擁有不同語言、文化和宗教的低收入國家流入的移民，改變了發達工業社會的種族構成。美國宗教上的原教旨主義以及西歐國家排外民粹主義運動的興起，代表了對飛速文化變遷的回應。這種文化變遷似乎在侵蝕社會的基本價值和風俗，對那些國家中較少安全感的群體來講，這是特別令人慌亂的事情。
所有這一切都對現存政黨體製造成了極大的壓力。在這種政黨體制確立的年代，經濟性議題具有支配性，工人階層是支持社會政治變革的主要基礎。如今，最熱門的議題往往是非經濟性的，對變革的支持愈發源自後物質主義者，這些人大多出身於中產階層家庭。傳統的政治極化圍繞與經濟分配有關的不同觀點展開，工人階層的政黨屬於左翼而保守派的政黨居於右翼。變動不定的價值觀和新議題的出現催生了政治極化的第二維度，在這一維度中，後物質主義者的政黨是一極，威權主義政黨和排外政黨在相反一極。
典型的經濟性議題並未消失，但相比較而言，其重要性下降到了這樣一個地步：1980年代晚期，在西方政黨的競選綱領中，非經濟性議題的重要性已超過經濟性議題。政治社會學中一個由來已久的老生常談是，工人階層的選民傾向於支持左翼政黨而中產階層的選民傾向於支持右翼政黨。這是對1950年前後實際情形的準確描述，但這一傾向已持續弱化。後物質主義議題的興起往往會中和基於階層的政治極化。左翼的社會支持基礎越來越多地源自中產階層，與此同時，工人階層中部分可觀人群已轉向支持右翼。
實際上，到1990年代，多數民主國家中，選舉行為與社會階層的相關度相較於一代人之前已下降了一半多。在美國，這一關聯度低到了幾乎已沒有進一步下降的空間。在衡量美國公眾的政治偏好方面，相較於宗教虔誠度或者一個人在墮胎或同性婚姻問題上的立場，收入和受教育水平早已成為極其弱化的指標：反對墮胎和同性婚姻的人士支持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百分比遠高於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百分比。選民早已從基於階層的極化，轉向基於價值觀的極化。
機器時代
1860年，美國勞動力中的多數受僱於農業部門。到2014年，由於現代農業技術令人口中極少一部分人也能生產出甚至較以往更多的食物，不到2%的勞動力受僱於農業部門。隨著社會向工業化過渡，農業部門的就業崗位幾乎消失殆盡，但這並未造成廣泛的失業和貧困，因為工業部門中的就業崗位有了大量增加。到二十一世紀，自動化和外包已將產業工人隊伍降低至勞動力總量的15%，但這也沒有造成廣泛的失業和貧困，因為服務業中就業崗位的急劇增加抵消了工業部門就業崗位的喪失。如今，服務業提供了美國80%的就業崗位。
在服務業內部，有些就業崗位與所謂「知識經濟」有內在關聯。學者沃爾特·鮑威爾（Walter Powell）與凱瑟·斯奈爾曼（Kaisa Snellman）將「知識經濟」定義為「以有助於加速推動技術和科學進步的知識密集型活動為基礎的生產和服務」。因其經濟上的意義，知識經濟值得作為單獨一類向外劃分，以與服務業的其他門類有所區隔；其代表是被稱為「高科技部門」的行業，包括經濟體中的信息、金融、保險、專業、科學和技術服務業。
一些人士設想，高科技部門未來將創造大量高薪就業崗位。但這一領域中的就業機會似乎並未增加；自從大約三十年前相關統計數據可用以來，該部門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份額基本上保持穩定。也就是說，不同於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過渡，知識社會的興起並未創造大量新的就業崗位。
起初，只有非熟練工人會因自動化而喪失就業崗位。如今，甚至是需要非常熟練技能的工作崗位也正在被計算機替代。電腦程式正在取代過去從事法務研究的律師。相較於醫生，診斷質量更高也更快捷的專業系統正在開發當中。教育和新聞領域已經處在自動化進程當中。並且，電腦程式本身或許也會越來越多地由計算機編寫。
此類進展的結果是，甚至需要非常熟練技能的工作崗位也正被商品化，這樣一來，隨著從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中獲得的收益限於由金融家、企業家和經理人之類處在社會階層序列中最頂端的極少數人獲得，甚至處在收入分配序列中較高位階的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工人也無法再前進一步。可以想見的是，當專業系統替代人力，市場力量自身可能造成這樣一種局面：數量微不足道但待遇極優渥的少數人主導了經濟，而多數人的工作崗位並不穩定，他們為少數人服務，充當園丁、侍應生、保姆和理髮師。今日矽谷的社會結構已經預示了這樣一種未來。
後工業化經濟的興起令大多數非熟練工人的生活前景變得侷促，而直到近期，知識社會的興起似乎還是會令那些擁有複雜技能和良好教育背景的人士別有一番天地。但最近的證據間接顯示，這不再是事實。1991年到2013年間，美國教育領域從業人員的真實收入停滯不前。受過高等教育人士的薪水依舊高出受教育程度更低的人士很多，但正在被拋棄的不再只有非熟練工人。
問題不在於經濟總量的增長。那些年間，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有顯著增加。那麼，增加的那些錢去了哪裡？到了精英中的精英，譬如美國最大型企業的執行長那裡。
在這樣一個時期，甚至如醫生、律師、教授、工程師和科學家這樣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他們的真實收入都基本上沒有變化，而執行長們的真實收入卻增加了兩倍以上。在更長的時間段中觀察，這一模式甚至更加明確。1965年，美國最大350家企業的執行長薪水最多相當於工人平均薪水的20倍；1989年，這一數字是最多58倍；2012年，這一數字是最多273倍。
全世界工人聯合起來？
全球化正令當今世界的一半人口有機會擺脫維持生計層面的貧困，但也在削弱已開發國家工人的談判地位。知識社會的興起，同時也正在幫助將發達社會的經濟系統分割為兩大部分：極少數精英贏家和數量廣大而就業不穩定的工人。市場力量自身並未顯示反轉這些趨勢的跡象。但隨著日漸增長的不安全感和相對貧困化逐漸塑造著國民的態度，形成了對旨在改變這一圖景的政府政策更大程度的支持，政治活動可能做到這一點。
有跡象顯示，很多國家的國民正在意識到這一問題。過去三十年間，人們對不平等問題的關切已急劇上升。在1989年至2014年間進行的多次調查中，世界範圍內的應答者被問到是否他們的看法接近於這樣的陳述：「收入應當更加平等」或者「為刺激個人的努力，收入差別應當拉大」。在最早些時候的調查中，65個國家中五分之四多數的受調查者認為，對於個人的努力來講，更大程度的刺激是需要的。但在最近的幾次調查中，那一數字已下降了一半，那些國家中僅有五分之二的多數支持那一看法。在那25年間，收入不平等急劇上升；而包括美國在內，80%的受調查國家公眾變得愈發支持採取行動，減少不平等，並且，那些信念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強化。
簡而言之，在發達世界，隨著社會頂層的極少數人群與在其下方大多數同質人群之間的鬥爭浮出水面，新的政治結盟有可能再度重新調整精英與大眾之間的均勢。為使工業化社會中的工人階層同盟發生效力，必須完成長期的社會和認知動員過程。但在當今的後工業社會中，人口中的大量人群已接受過高等教育，更加見多識廣，並擁有政治技能；為在政治上發生效力，所有需要做的是認識到共同利益所在並加以開掘。
為成為決定性的政治力量，今日那些財產遭剝奪者當中，將有足夠多的人士發展出馬克思所可能已為之命名的「階級意識」，成長為決定性的政治力量嗎？短期內大約不會，因為有五花八門的熱門文化議題超越了經濟上的界線。但從長期來看，隨著經濟上的不平等以及對這種不平等的不滿可能繼續加劇，大約是會的。
正是那種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興起，加上對後物質主義者充當先鋒的諸多變革的反擊，幫助傾覆了經濟性議題在黨派政治動員過程中的核心地位，並將文化議題安置在經濟性議題的位置。但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持續傳播正在耗盡大量源自文化衝突的激情，與此同時，不平等的持續上升正在將經濟性議題推回政治議程的首要位置。
比如，2004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中，同性婚姻在一些地區相當不受待見，乃至於共和黨的戰略家們有意在一些關鍵搖擺州舉行公投，在無記名投票中加以禁止。他們所希望的是，提升收入分配序列中處在中間以及更低位階的社會保守派人士的投票率。這麼做是明智的，因相關舉措在每一個案例中都獲得了通過，從1998年到2008年提出的幾乎所有其他類似舉措均是如此。但2012年，就該議題出現了五次新的全州範圍內的公投，在其中四次公投中，公眾投票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超越階層的文化區隔依舊存在，並且依舊能夠轉移公眾對共同經濟利益的關注，但前者不再如過去那般在重要性上篤定壓過後者。不只是民主黨人，甚至若干2016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也都已誓言，要廢止有益於精英金融家們的「附帶權益」減稅，這一事實很可能是一些事情將會發生的徵兆。
現代化的要害在於經濟、社會、觀念和政治趨勢之間存在關聯。隨著變革波及整個系統，一個領域中的進展可以推動其他領域中的進展。但鑒於比如經濟上的趨勢會推動其他所有領域發生變動，這一進程不會只在一個方向上起作用。社會力量和觀念可以推動政治領域的行動，這樣的行動會重新塑造經濟前景。隨著多數民眾被動員起來逆轉經濟不平等的趨勢，那一切將再度發生嗎？長期來看是可能的：全世界公眾愈發贊同減少不平等，並且正是那種成功適應不斷變化的條件和壓力的社會得以續存。縱然目前存在一些無能為力的跡象，民主國家依舊具備去適應的生命力。
本文原刊於美國《外交》雜誌2016年1/2月號，提前刊發於《外交》雜誌網站，原題：「Inequality and Modernization」，聽橋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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