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慶全 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公號上一期發表了《1984年金敬邁給周揚的道歉信》。這封信（複印件）未公開過。這一期要發表的《1984年宋振庭給夏衍的道歉信》，是《人民日報》公開發表過的（1988年1月5日），在當年曾引起過一些反響。尤其是夏衍戲改明末清初的打油詩句：「聞道人須整，而今盡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還是我人，請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流傳甚廣。當年，我也抄在筆記本上。
宋、夏的通信，是關乎國家歷次政治運動層面的。我那時學的是古代史中的「古代史」—吐魯番出土文書，對當代史不熟悉，認識上升不到國家層面的事情。只是覺得，一個人做錯了事，認識到錯了，就應該給人道歉。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慣常遇到的情況是：如果一個人明顯做錯了事，你給他指出時，他會用「是人都會犯錯誤」的邏輯來顧左右；或者用「你就沒有犯過錯誤？」理直氣壯地言它。每逢遇到這種場景，常常讓我不知所措。看到他們二人的通信留有深刻印象，也算是戚戚然吧。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可孔夫子說「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韓愈說「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把改「過」提到「人皆仰之」和「勇」的高度上，可見，認錯、改「過」，不那麼容易。
故此，我對那些生活當中能夠順口說出「我錯了」的人，有種天然的好感。對歷史上能夠勇於承認錯誤並給人道歉的人，甚為欽佩。
1995年，當我把研究方向轉到當代文學史和思想史時，選擇的第一個研究對象，就是周揚，多半是著眼於他對歷史反思的勇氣。周揚復出後，在文藝界的各種聚會上，逢人就道歉。他對歷史深刻的反思，贏得了很高的聲譽；他也因為這種反思而成為思想解放大潮流中的引領者之一。
2013年8月，陳毅元帥的兒子陳小魯發表反思文革的道歉信：向「曾經傷害過的老校領導、老師和同學」鄭重道歉，並組織同學回母校向老師鞠躬道歉。我很欽佩。在一次聚會上，我對他說了韓愈那句話，並說，您的大智大勇之人。他去世後，我在紀念他的文章《平民陳小魯》里說：
小魯的這一舉動，至今仍被人矚目。矚目，並不是說都贊成他這樣做，反對的聲音也不少，尤其是來自「二代」的反對聲。不過，在外人看來，恰恰來自他熟悉的「二代」的反對聲，則更加固化了他平民的形象。
做錯事，要道歉！本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承續著政治「不規則」的「二代」，多數周身流淌著是一貫正確的血脈，字典里沒有道歉這個詞。（文見本公號）
言歸正傳，話題回到宋振庭給夏衍的道歉信。
夏衍名頭響亮，無需多介紹。宋振庭，1921年出生，七七事變之後，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先入抗大學習，畢業後來到晉察冀根據地的曲陽，打了三年游擊戰。1949年後，任吉林省文化局長、省委宣傳部部長等職；1979年3月，調中共中央黨校任教育長。1985年病逝。
從宋的簡歷看，他也一直在意識形態部門工作。1949年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意識形態領域是重災區，即使在吉林省任職，傷人傷文的事情也不得不做。他在信中說：「長影反右，庭實主其事，整了人，傷了朋友，嗣後歷次運動，傷人更多，實為平生一大憾事」，即是如此。
不過，宋振庭的道歉不始於1984年，很早以前他就是這樣的人。據與宋振庭交往多年的董速回憶：1960-1962年甄別右派時，宋邀請「摘帽」的和沒「摘帽」的右派開會。他說：「今天請大家來，我要給大家行脫帽禮！這麼多年，你們背上了很沉重的包袱，政治上受壓制，精神上受痛苦，生活上也造成了很多困難。對不起你們，現在向你們做自我批評，希望得到大家的原諒」。（董速：《「七尺從天大唱歸」——回憶宋振庭同志》，《社會科學戰線》1986年第1期）。
1978年，宋振庭任省委常委、省革委會副主任、省委落實知識分子政策領導小組副組長，對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抓得非常緊。據《吉林日報》報道，5月31日，他主持召開五千多人參加的中小學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大會。他說：要儘快為受迫害的中小學教師昭雪冤案，決不能再拖下去了。他要求「各地都能像長春市這樣，召開這樣的大會」。為中小學的教師召開這樣大規模的會議，在當年不多見。
1978年年底，中央已決定調他到中央黨校任教務長。臨走前儘管忙亂，他也沒有忘掉被他劃為右派的藝術家王肯。他讓一位宣傳部副部長帶著他的親筆信，去找劃王肯為右派的東北師大黨委，說明王肯劃右派的事情。他信中說：這件事他有責任，是一種錯劃，希望早些給予改正（紅簫：《王肯生命里的二人轉》，《戲劇文學》2012年第1期）。
生活中的宋振庭，也是一個可以說「我錯了」的人。中央黨校老一輩人中，大都知道宋念「白字」的故事。
宋雖然博覽群書，學問不小。由於他是「初中學歷」，沒接受過嚴謹的科班訓練，也偶有讀錯字的事情。他曾長期把造詣的「詣」讀成zhi。在又一次「zhi」後，一位教授委婉地說：教育長，造詣的「詣」可能是個多音字，但大多數情況下應讀yi。宋振庭一聽就明白，是自己讀錯了。不久，他專門在全校大會上講到這個例子，並認錯。他說：職務高不等於水平高，名氣大不等於學問大。堂堂的教育長，「知恥近乎勇」也。
再看他給夏衍的道歉信。從信的內容看，宋、夏兩人在工作上並無多大交織。夏衍一直擔任文化部主管電影的副部長。1963年文化部整風時遭批判，及至文革，他和周揚都成為「文藝黑線」的頭子被批判、關押。宋振庭頂多是在夏衍和周揚被口誅筆伐時「扔過石塊」（巴金語），寫過批判文章而已。這樣鄭重其事道歉，說明他對以往的過失，進行過深刻的反思。
宋振庭在中央黨校工作了五六年，應該說，口碑不錯。但也有人頗有微詞。比如，當年和他一起工作過的吳江和孫長江兩位老人，對宋就有意見。
1982年4月，行伍出身、一直說自己沒有多少文化的王震，倏忽然地到黨校這個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任校長。他上任不久就宣布，要把吳江、孫長江和另一位趕出黨校。這可是胡耀邦在黨校的理論班子！況且，吳、孫二人還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重要推手呢！有人說，王震是帶著刀來的周倉，意謂有備而來。
宋振庭是教育長，王震一個電話，他就要去主持各種針對三人的揭發批判會議。他這個秀才遇到了耍大刀的校長，也不能不勉為其難。其間，自然會對吳江、孫長江等帶來傷害。兩人對他有意見也屬正常。不過，宋振庭也沒有讓校長滿意。1983年2月被免去了教育長職務。可以想見，宋在夾縫中是如何極力掙扎的。但，「在場」的身份決定了他也沒有能力擺脫歷史的羈絆。
1988年1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兩人的通信，用了這樣一個標題《夏衍與宋振庭的通信 度盡劫波 相逢一笑》。下面是發表的原文：
夏老如晤：
手術後困居病室，承臨探視，內心至感。風燭之年，有許多話要說，但欲言又止者再，後來深夜靜思，仍內疚不已，終於寫了此信。
庭總角讀書，即知有沈端先先生者，後來雖屢在開會時見面，但仍無一敘心曲之機會。1957年反右，庭在吉林省委宣傳部工作，分管文教、電影。在長影反右，庭實主其事，整了人，傷了朋友，嗣後歷次運動，傷人更多，實為平生一大憾事。三中全會之後，痛定思痛，頓然徹悟。對此往事，庭逢人即講，逢文即寫，我整人，人亦整我，結果是整得兩敗俱傷，真是一場慘痛教訓。對所謂「四條漢子」之事，庭本不知實情，但以人言喁喁，乃輕率應和，盲目放矢。「文革」前庭對周揚同志及我公，亦因浮言障目，輕率行文，傷及長者，午夜思之，悵恨不已。1961年影協開會時，庭在長影小組發言，亦曾傷及荒煤同志，梗梗在心，未知陳兄能寬宥否也。
我公豁達厚朴，肝膽照人，有長者風。此疚此情，本擬登門負荊，一訴衷曲，終以手術後臥床不起，未能如願，近聞周公亦因病住院，只能遙祝康復矣。我公高齡八十有四，庭亦已六十三矣，病廢之餘，黃泉在望，惟此一念在懷，吐之而後快，此信上達，庭之心事畢矣。頓首祝
康健
宋振庭1984年9月15日
振庭同志：惠書拜讀，沉思了許久。足下大病之餘，總以安心靜養為好，過去的事，該忘卻的可以淡然置之，該引以為戒的也可以暫時擱置一下，康復後再作審慎的研討。心理要影響生理，病中苛責自己，對康復不利。現在中國的平均壽命已為69歲，60歲不能算老，說「黃泉在望」之類的話，未免太悲觀了。
您說上次見面時「欲言又止者再」，這一點，我當時也已感覺到了，我本來也想和你談談，但後來也因為你有點激動而沒有說。任何一個人不可能不受到時代和社會的制約，我們這一輩人生活在一個大轉折的時代，兩千年的封建宗法觀念和近一百年的駁雜的外來習俗，都在我們身上留下了很難洗刷的斑痕。上下求索，要做到一清二白，不犯一點錯誤是不可能的。解放之前和明擺著的反動派作戰，目標比較明確，可是一旦形勢發生突變，書生作吏，成了當權派，問題就複雜了。知人不易，知己更難，對此，我是在60年代初文化部、文聯整風時才有了初步的體會。
不久前我在拙著《懶尋舊夢錄》的自序中有過一段反思獨白：「我又想起了五四時期就提過的科學與民主這個口號，為什麼在新中國成立後17年，還會遭遇到比法西斯更野蠻、更殘暴的浩劫，為什麼這場內亂會持續了十年之久？我從痛苦中得到了解答：科學和民主是社會發展的動力這種思想，沒有在中國人民的心中紮根。兩千多年的封建宗法思想阻礙了民主革命的深入，解放後17年，先是籠統地反對資本主義，連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東西也統統反掉，60年代，『以階級鬥爭為綱』，又提了『鬥私批修』、『興無滅資』之類的口號，相反，17年中卻沒有認真地批判過封建主義，我們這些人也真的認為封建主義這座大山早已經推倒了，其結果呢，封建宗法勢力，卻『我自巍然不動』。……我們這些受過『五四』洗禮的人，也隨波逐流，逐漸成了『馴服工具』，而喪失了獨立思考的勇氣。」
這些話出自內心，並非矯飾，這是由於不尊重辯證法而應該受到的懲罰，當然也可以說是「在劫難逃」。人是社會的細胞，社會劇變，人的思想行動也不能不應順而變。黨走了幾十年的曲曲折折的道路，作為一個虔誠的黨員，不走彎路，不摔跤子，看來也是不可能的。在激流中游泳，會碰傷自己，也會碰傷別人，我解放後一直被認為「右傾」，但在30年代王明當權時期，我不是沒有「左」過，教條主義、宗派主義都有。1958年大躍進，我也一度頭腦發熱，文化部大煉鋼鐵的總指揮就是我。吃了苦，長了智，「覺今是而昨非」即可，沒有懺悔的必要。我在文化部工作了整整10年，回想起來，對電影、外事，由於比較熟悉，所以犯的錯誤較少，但對戲曲、文物等等，則處理具體問題時往往由於急於求成，而容易急躁「左」傾。這就是說，「外行領導內行」，一定要特別審慎。從你的來信中我也有一些聯想，你對電影是外行，所以犯了錯誤，傷了人；但你熱愛乃至醉心書畫、碑帖、考古，所以在1962年那個「階級鬥爭要天天講」的時刻，你竟能擔著風險把劃了右派的張伯駒夫婦接到長春，給他摘了帽子，並讓他當了吉林博物館館長。這件事是陳毅同志告訴我的，當時我很佩服你的勇氣，當然，沒有陳老總的支持，那也是辦不到的。
對於1957年後的事，坦率地說，由於整過我的人不少，所以我認為你只是隨風呼喊了幾聲而已。況且你當時是宣傳部長，上面還有文教書記，他上面還有第一書記，再上面還有的更大的「左派」，所以單苛責你一個人是不對的。明末清初，有一首流傳很廣的打油詩：「聞道頭須剃，而今盡剃頭，有頭皆要剃，不剃不成頭。剃自由他剃，頭還是我頭，請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1974年在獄中偶然想起，把它戲改為：「聞道人須整，而今盡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還是我人，請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往事如煙，錄此以供一笑，劫後餘生，何必自苦？病中多宜珍攝，順祝早日康復。
夏衍 1984年國慶前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