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論｜|茱莉亞·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論對結構主義的繼承與突破》

本文來源：文化批評與研究

轉自：‍中外文藝理論與文化研究

互文性理論對結構主義的繼承與突破

茱莉亞·克里斯蒂娃

感謝享有盛名的復旦大學的邀請，這對我的研究工作是一種很高的榮譽。感謝祝克懿教授的邀請，感謝黃蓓副教授在這裡做翻譯，她們的執著與努力使我的上海之行有意義又愉快！也感謝在座的各位！感謝大家的到來！

負責邀請的祝克懿教授對我說，我於60年代末提出的互文理論是這次邀請的初衷。我對此略有驚訝，同時又覺得鼓舞，甚至有某種滿足。因為這使我想起我在法國度過的最初歲月。去法國之前，我的法語學習是從一所多明我教會辦的幼稚園開始的，而後又去了「法語聯盟」學習，最後在大學裡專修法國文學與比較文學。我於1965 年的聖誕節前夜到達巴黎。當時我得到了戴高樂政府授予的一筆獎學金，資助有法語能力的保加利亞學生去法國攻讀博士。我就不在這裡細說我是如何得以成行，如何巧妙地獲得允可，我所發現的是怎樣一個法國，她又是如何接納了我......這些細節，你們在我的小說《武士》(Les Samouras,1990)中都可找到。這是經過小說加工的我的個人歷程，可以說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互文工廠，其中有闖蕩，有幸福，也有很多冒險與暴力，正如一個武士的遭遇......

一、60 年代法國結構主義背景下互文理論的產生

1966 年我到法國的時候,法國知識界正為結構主義思潮所統領。列維 - 史特勞斯與羅蘭·巴特是這一思潮里最如雷貫耳的名字。為了節省時間,我跟大家簡明扼要地回憶一下:結構主義的前身是俄國形式主義;結構主義注意到語言於人身體的中心地位,因為人是會說話的生命。於是,開始將所有人類行為的研究作為從屬於語言普遍規律的「意義系統」研究。這便是結構主義的理論基礎。無論什麼語言,都受制於某些普遍規律,簡單而有效。例如,關於聲音(語音),某些聲音特徵的二元對立,可使意思得以分辨,並產生不同意義。例如,b(濁音)與 p(清音)相對,使我們可以分辨兩者的不同發音,並對含有兩種不同音素的詞語,如 ba 與 pa,做出意義區分。結構主義把這種二元對立使用於更為復雜的人類思想的層面上。例如神話,在講述複雜的故事的同時,在更為隱藏的層面上,有一層潛在的意思,或多或少地存在於意識中。這層潛在意思就是在不同的對立組合中生成的。這時候不再是 b 與 p 的對立,而是比如說「生」與「熟」的對立。食物在所有的文化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生」與「熟」的對立在我們稱之為「原始」的社會中是一個根本性質區分的問題;即使在發展程度高的文明中,無論是傳統的還是時尚的飲食,也都與之有關。列維 - 史特勞斯的結構主義利用食物的「生 / 熟」二元對立來進行神話的結構研究。這種研究方式被稱為「超語言」(trans-linguistique)研究,因為研究不再僅僅涉及語言本身。

不過,俄國形式主義早就知道,語言學家與哲學家也早就注意到,語言並不僅僅是一個對立系統,也不僅僅只是一種言說行為,由說話者(locuteur)或言說主體(sujet parlant)實現。他們看到,所有語言,哪怕是獨白,都必然是一個有受話指向的意義行為。也就是說,語言預設了對話關系。然而,這種語言的「對話性」特徵,在結構主義對語言學的借鑒中並沒有被納入思考。無論是俄國形式主義,還是法國結構主義,都沒有真正對語言的對話性產生重視。

碰巧的是,在我離開保加利亞首都索菲亞時,我們發現了俄國後形式主義學者巴赫金的著作。在法國,乃至在整個西方,這個名字完全不為人所知。我立刻對我在《原樣》(Tel Quel)刊物的朋友(我的先生菲利普·索萊爾斯(Philippe Sollers)也在其中)說起這位學者,也在我的大學進行介紹。我的老師羅蘭·巴特讓我在他的研究課上做一個報告,這就是後來的《詞語、對話和小說》一文;後來被學術刊物《批評》(Critique)所採用(收入《符號學:語義分析研究》,或譯《符義分析探索集》,Semeiotikè:Recherchespour une sémanalyse,Seuil出版社,1969——譯者)。當時我還是個年輕的學生,我完全沒想到,在我的努力下,巴赫金的重要地位得以確立,而且引起後來那麼廣泛的影響。就像你們知道的那樣,巴赫金後來成為文學研究中不能繞過的一個名字。這位學者 1895 年出生於俄羅斯的奧廖爾,1975 年去世於前蘇聯的莫斯科。我們對他的了解還不多,只是知道他曾穿越馬克思主義,受到過黑格爾哲學的影響;其淵博的學識很大程度上來自於自學成才;1929-1930 年間因顛覆政權的罪名在哈薩克家中遭受軟禁。曾在一中學任教,後來專注於研究,出版了兩部重要的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與《拉伯雷的創作》。我對巴赫金的闡釋以及對他思想的發展,也正是建立在這兩部著作的基礎之上。在我的建議下,我的朋友Isabelle Kolitcheff完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的第一部法文翻譯,於 1970 年在 Seuil 出版社出版。在法國、在美國以及其他國家,巴赫金著作的傳承工作都在進行。就我個人而言,我因發現了巴赫金思想的獨特性而感到非常幸運。然而我並不把自己看作一個巴赫金專家(我承認我對為過去上香的俱樂部、協會之類有點感冒);我也不是巴赫金迷中的一員。巴赫金迷常常不知道我的存在。他們不無道理,因為我 1966 年解讀巴赫金的時候,我是把他當作一個謙遜、獨特而有創見的一個人來讀的;我真誠地相信他是這樣一個人。我後來的巴赫金研究採用新的方法,但也是沿著同樣的精神。並不是要製造權威,而是要促使語言向「意義經驗」(expériencedu sens)開放——人作為言說主體,其語言的「意義」是一種經驗與實踐。

語言面向「意義經驗」的開放也是我在復旦要做的幾場講座的主線;我們會相繼探討普魯斯特那裡、女性主體以及「外來者」主體那裡,作為經驗的「意義」。

巴赫金對我的意義在於,他使我不滿足於語言本身的系統或結構探討。在巴赫金理論的基礎上,我發展出被結構主義忽略的兩個方向;這兩方面的研究把我推到後結構主義開拓者的位置。

第一個方向是對「說話主體」的研究,包括主體性與闡述行為(acte de l』énonciation)的研究,而不僅關注作為闡述結果的話語。這裡我要特別說明一下,語言學家本維尼斯特(Ben- veniste)是我的老師。法國新近出版了一部本維尼斯特的書,是他在法蘭西著名教育機構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所上的課;我為此書寫了序。本維尼斯特對我的幫助很大。但對我發生更為深刻影響的是弗洛伊德的理論與實踐。在我的研究探索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地位逐漸取代了巴赫金。

第二個方向是對文本歷史的開拓。某一文本與此前文本乃至此後文本之間的關系,巴赫金對此已經有所闡述。我明確地將這種文本對話性稱為「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並將語言及所有類型的「意義」實踐,包括文學、藝術與影像,都納入到文本的歷史。這樣做的同時,也就是把它們納入到社會、政治、宗教的歷史。結構主義一開始只是一種形式研究;「互文性」使它得以進入到人類精神發展史的研究。

在這兩個方向上,「互文性」與「對話性」不再是靜止不變的概念,被作為一種便於使用的理論,先入為主的教條。對我而言,它們是我用來發現新的邏輯思維的鑰匙。這些思維潛在於人類的創造力之中,有時在某些文明的記憶里還處於睡眠狀態。出乎意料、同時也屬必然,我的互文視角把我引向中國文化的某些獨特的思維方式,與巴赫金引導我們所探索的思維方式有某種暗合。就在我把巴赫金思想引入法國之時,我發現了一位名叫張東蓀的中國學者的研究。《原樣》刊物在 1969 第 38 期上發表了他的一篇研究文章:「A Chinese Philosopher’sThe- ory of Knowledge」;我們給它的法文題目是「La Logique Chinoise」(中國式邏輯)。這篇文章此前於 1939 年發表於一份中國刊物 《燕京社會學界》(The Yenching Journal ofSocial Studies, 1939, vol.1, No.2)。讀了這篇文章,你們就會看到從巴赫金到克里斯蒂娃一路的思想與中國思想中的某些因素的聯繫。

二、互文性與對話性

1.「詞語」與「文本空間」

我們還是先回到俄國形式主義和巴赫金。巴赫金把關注的重點放在詞語上。巴赫金使用俄語語言中的「詞語」一詞時,不僅指我們通常所說的狹義範圍的詞語本身,還包括更廣義範圍的單位,如句子、段落等等。巴赫金關注的範圍是詞語的地位(statut),也就是詞語的功能和角色。在不同文本與不同文學思想中確立詞語的地位與功能,這意味著文學分析被置於現代人文科學的一個神經要害處,即語言(langage)和空間(espace)的交集處。語言是思想的實踐行為,空間則是通過差異實現的意義顯示的場所。探究詞語的地位與功能也就是探究詞語的各項關聯:首先是一個詞語內部各項複雜語義的關聯,其次是這個詞在句子中(包括前面的句子與後面的句子)與其他詞的關聯。類似的各種關聯也存在於比詞語更大的單位,例如句子和段落。面對這種語言的詩學空間觀,我們需要界定文本空間的三個維度,而所有的語義組合與詩學片段正是在這一文本空間內發生多種關係。這三個維度分別為寫作主體、讀者或外部文本。這三個因素彼此之間有對話關係。於是,詞語的地位可以在水平軸和垂直軸的層面得到界定: 所謂「水平軸」,指文本中的詞語在寫作主體和讀者(destinateur)這一層面;所謂「垂直軸」,指文本與外部文本的關系。後者包括先前文學資料與當下文學資料的集合(在有關普魯斯特的第二講中,我們對這一文本集合會有具體的認識)。

若如以上所說,那麼你在面對一本書(作為對話空間的書)時,你本人也融入進書中,因為閱讀時你會想到自己的經驗;你的解讀既屬於讀者接受,也屬於文本的一部分。於是,作為讀者,你參與到文本語言和作者語言之中。此時,無論是水平軸(作者—讀者)還是垂直軸(文本—外部文本 / 語境)都彰顯出同一個重要事實:即每個文本都是文本與文本的交匯,在交匯處至少有一個「他文本」(即讀者文本)可以被讀出。這種文本的交匯被巴赫金稱為文本的「雙值性」(ambivalence)。在巴赫金的著作中,文本的對話性(dialogue)與雙值性沒有太明顯的區別。雖然這不盡嚴謹,但巴赫金首次在文學理論領域作出這樣一個深度闡釋:任何文本的建構都是引言的集合;任何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與轉化。「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é)在此處為「文本間性 / 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所取代,而文本的多聲部中,文學語言至少能被「雙重」(double)閱讀,即作為作者和讀者的雙重投射。

你們現在可以明白,詞語不僅是最小的文本單位,它還具有中介(médiateur)地位,連接文本與讀者,也連接文本與歷史。所以詞語是結構與文化、結構與歷史之間的中介元素;它還是帶有調節(régulateur)功能的中介元素,因為每位作家都會找到自己特有的方式與其他文本以及讀者發生關聯,成為其時代重要的作家,或反之。所以,文本是語言的地位功能與文化之間的中介者與調節者。詞語的「對話」地位(le statut dialogiquedumot)使詞語在一個「空間」中發揮作用;這是一個三維空間,包括寫作主體、讀者與語境。出於這個原因,當我們試圖描述文本中的詞語功能時,就不能滿足於單純的語言學,還得使用「超語言學」方法。因為在面對一個詞語時,我們面對的不僅是詞語本身,還有詞語後面的作者用意、讀者接受、語境作用。所以我們要強調兩點。第一,文學作為一個符號系統,包括語言表層與潛伏在語言之下的層面;但語言永遠是必要的中介。第二,詞語以及更大的單位,如句子、對話、文本等,其功能作用並不局限於語言學;符號、語意的擴張也促使我們關注語言學之外的領域,關注其他學科,如心理學、社會學、歷史學,等等。

2.「對話性」與「雙值性」

你們看到,對話的問題——作者與讀者、文本與語境的對話,詞語在對話中的地位——開啟了一個新的維度。其實這個領域對於俄國形式主義來說並不完全陌生的,因為俄國形式主義學者已經提出了語言的「對話性」特徵;他們甚至認為獨白作為語言的胚胎,只是對話的副產品;先有對話,才有獨白。但他們對語言的這種對話特徵並不做特彆強調。是巴赫金尤其強調了這個概念,並將對話與獨白從形式主義的語言學運用擴展到更大範圍,引入主體性與歷史,使其具有很大的跨學科性。而我在文學理論領域發展的也正是這一方面。

巴赫金還認為,對話可以有獨白性,獨白也可以有對話性。於他而言,這些概念出自語言學的基礎結構,而對它們的研究則屬於文本符號學。僅用語言學或邏輯學的方法研究是不夠的,還得使用歷史學與心理學。比如說,巴赫金認為托爾斯泰作品裡雖然有對話,但是它是獨白性的。為什麼呢?因為其中的人物形象單一,沒有模稜兩可的復雜性;所要傳達的信息與價值都是單一、清晰的。當然這樣說也是相對而言。而對於另一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巴赫金則認為他的作品中一切都是對話性的。即使看起來是獨白,其意義也具有多重性;他的人物在表達一種價值的同時,也表達對這種價值的嘲諷。比如國王可能同時是個小丑,傻子也可以同時是最有尊嚴的人。這種多義性正是對話性的特徵。有的文體彰顯對話性,有的則加以抑制。巴赫金稱道的是彰顯對話性的文體。我們可以說,只要在說話,就有一個對話者;對話性無所不在。但在有些文本中它更明顯,在另一些文本中它受到抑制。

「對話性」把我們引到另一個概念,即「雙值性」。巴赫金認為正是在這個概念基礎上建構起了一種特殊的文體,即小說。巴赫金提出,小說彰顯出語言的結構,同時加大其雙值性。什麼是「雙值性」?就是在一個詞語、一個段落、一段文字里,交叉重疊了幾種不同的話語,也就是幾種不同的價值與觀念,有時甚至相反。正在這種交叉里產生了意義的多聲部。在巴赫金眼裡, 人類歷史上最具有雙值性的形式是狂歡節。因為在狂歡節上,一位風塵女子也可能是個哲學家,說出很有哲理的話來;一個國王也會變成一個小丑,等等。這些狂歡節特有的多重價值特征在古希臘的一種文體中得到體現,即所謂的「梅尼普體諷刺文」(la satire Ménipée)。既然是諷刺文,就已經不屬於戲劇,而是一種文字形式了。梅尼普諷刺文正是小說的原型。後世發展起來的小說在人物身上更是加重了這種多重意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人物是這一形式的高峰。普魯斯特、亨利·詹姆斯等偉大作家的小說里也都有這一特徵。雙值性是對話復雜性的最大化;它的目的不是綜合,而是讓對立並存。

我給你們講一段我自己的親身經歷。我到法國以後,做的博士論文是關於「小說文本」。我選擇了產生於拉伯雷《巨人傳》之前的法國的第一部小說。因為巴赫金對拉伯雷小說的人物複雜性已有了很深的研究。我到了法國後,我碰到一個法國著名作家叫阿拉貢(Aragon),我對他說,我對巴赫金所揭示的拉伯雷很感興趣,但如果再以拉伯雷為題來做研究又覺得太難了。阿拉貢建議我說:你為什麼不研究拉伯雷之前,安托尼·德·拉·薩勒(Antoine de la Sale)所作的小說《讓·桑特雷》(Le petit Jehan de Saintré)?這部小說是在中世紀末期 15 世紀背景下產生的,來自於三種形式之間的對話:當時的學術著作、騎士文學、狂歡節場面。於是我研究了這三種構成。第一種形式屬於哲學或神學,是有關於上帝、信仰的論說,也有對世界的認識,各種旅行及戰爭的描寫,等等。這種書寫屬於獨白話語:講述者力求客觀,不將自己投射到文中。第二種形式是騎士小說。根據巴赫金的分類,騎士小說也屬於獨白話語,因為它的人物屬於程式化描寫,一般都有國王、貴婦人、僕人;每種人物形象分明,沒有多義性。第三種形式則是狂歡節。狂歡場面發生在教堂前的廣場,所以已經走出了獨白的模式。狂歡節包含對神的揶揄;節日中,也有妓女說出明智的話語,國王成為傻瓜,等等。而且人們帶著面具:面具已經代表著身份的不確定性。而在《讓·桑特雷》這部小說里,較之以往的騎士小說,人物形象已經從程式化發展成具有多重特徵了。比如,國王的僕人愛上了王后,但是國王又喜歡他,似乎有同性戀傾向;王后也陷入愛情,但同時又很虔誠,信仰聖母瑪利亞等等。這些多重特徵使人物形象具有了雙值性,也就是對話性,也就是放棄統一,保留衝突。這將成為西方人的特殊性格:在復雜性中尋找真理。所以可以看到,互文性與對話性研究使我得以更好地把握西方人的精神演變,通過不同形式間的對話,從單一化發展到複雜的價值組構,而這些價值不是一致的,而是多樣的發聲。關於對話性以及它在文學形式演變中的作用,還可以講很多。我現在先收住。我們還是回到巴赫金,介紹一下他對於小說中詞語類型的分類。

3.敘事詞語的三個類別

巴赫金認為,根據敘事詞語的功能以及它在作者與讀者之間、文本與語境之間的聯接作用,可以把它分為三類:直接詞、對象詞和雙值詞。

第一類詞語是「直接詞」(le mot direct)。直接詞是作者的詞語,僅指向話語外部的事物,具有指示功能。它只關注所指稱的對象,而不關注說話者是否處於對話關系。例如,我說「我面前有水,有花」。這些詞只是指示事物本身;我在說這些詞的時候,並不顧及到你們對這「水」,這「花」有什麼看法。

第二類詞語是「對象詞」(le mot objectal)。對象詞是作為客體的人物的詞語。它也具有直接客觀的意義,但較之說話人,它是外在的,所以對象詞附屬於作者詞。說話人面對對象詞可以持保留態度,但並不加給它另外的意思。例如,我今天在復旦大學做講座,主持人祝克懿教授剛才介紹說:「克里斯蒂娃女士是個傑出的理論家」。我跟朋友講起今天發生的事的時候,可以說:「祝老師覺得可以這樣介紹我:『克里斯蒂娃女士是位傑出的理論家。』」這樣說的時候, 我和祝克懿教授的話是有一個距離的,我處在一個對話關系中,但我並不賦予祝教授的話以其他意思。我客觀地給出了祝教授的原話。當然,給出原話的同時,也有點自嘲在裡面。或者, 如果我沾沾自喜,那麼就會這樣對朋友說:「多虧祝老師是這樣介紹我的:『克里斯蒂娃女士是位傑出的理論家。』」在這兩種情況下,我說話的時候,與祝克懿教授的話都有一個距離,但這個距離並不影響它本身的意思。也就是說,敘事者可以影響到「對象詞」的接受,但並不改變「對象詞」本來的意義。

第三類詞語是「雙值詞」(le mot ambivalent)。雙值詞是指作者使用他人詞語,但是在其中放入了不同的意思。這種使用可以是仿寫,也可以是嘲弄或諷刺——這已經屬於有論爭特徵的書寫,有時還會對他人話語加以變形。漫畫就屬於這種類型。巴赫金認為,這種類型來自於狂歡節與梅尼普體諷刺文的傳統;西方現代小說越來越受其影響,這是自由的一種表現形式, 必須予以支持。這使我們想到當今世界上的一些爭議。某些一神教國家禁止對上帝的形象做漫畫處理,一旦發生就定以死罪。這當然不是巴赫金所宣揚的西方小說

的特徵。

三、從巴赫金到弗洛伊德

現在我進入到講座的最後一部分:我在弗洛伊德無意識理論啟發下所作的對巴赫金對話理論的發展。

對話性、雙值性、互文性......這些理論促使我在進行文本分析時,把文本視為一個動態過程。這促成了結構主義向後結構主義的過渡。當然,所謂「後結構主義」包含了多種發展路徑; 我的發展路徑則來自於我本人思想與弗洛伊德理論的相遇。

我當然無意於在此仔細介紹弗洛伊德的理論。從與巴赫金有關的角度出發,我在這裡只講弗洛伊德理論的一個方面。剛才你們已經聽到,在巴赫金那裡有一個說話者。作為主體,他是闡述主體(sujet de l』énonciation),不同於言說主體(sujet de l』énoncé),即作為言說結果的話語中的主語。所以有一個說話者,他在說話時必定有一個面向,面對另一個人。文本的產生與接受便來自於這兩者的相遇。

那麼弗洛伊德是怎麼說的呢?他說即使是說話者,他也不是一個統一的整體。說話者本人已經具有雙重性,也就是意識與無意識。「意識」,即語言、邏輯、價值、結構等等。「無意識」,關於它的各種理論眾說紛紜。在我看來——我與弗洛伊德一路,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拉康的影響——無意識源於感覺、情感與衝動的表征(représentation)。也就是說,「無意識」是屬於「前語言」(pré-linguistique) 的。拉康說過:「無意識的構成類似語言。」(L』inconscient est structuré comme un langage.)但它不是語言。

所以,我們說話,我們有一個語言結構;但同時,我們還有一個無意識世界,在這裡匯聚著我們的感覺、我們的情感需要、我們的性衝動。弗洛伊德將之稱為「痕跡」(frayage),離生理現象不遠;但在人身上,生理現象總是與語言有關。「痕跡」既是生理衝動,也已經含有意義。這點很重要。正是這個雙重性在作家創作的時候發生作用。作家不僅面向讀者;他自身作為意識與無意識的雙重構成,兩者之間也已經存在對話性。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對文本對話性可以進行更為豐富的研究。我將無意識及二分主體(意識 / 無意識)的理論引進我的語言學觀念,即語言是一個意指作用(signifiance)的過程,包含兩種生成方式——它們形成了語言內部的對話。第一種是「符號性生成」(le sémiotique)的;第二種則是「象徵性生成」(le symbolique)。這兩種生成在語言的意指作用中缺一不可。言說主體的形成永遠都同時包括這兩方面;他所製造的任何意義系統都是兩者共同作用的結果。

「Sémiotique」一詞並不完全出自我的發明;它源自希臘語「semeion」,並且可以追溯到柏拉圖。後者在《蒂邁歐篇》(Timée/Timaeus)中講到語言的一種特殊狀態。它先於詞語、句子,甚至音節。它先於「1」——父親;而被比作母親,具有養育功能。它始終處在運動中;這使我們想到肢體的運動,想到血液與衝動。柏拉圖把它稱為「semeion」。這個詞指可辨的印記、跡象、徵兆、見證、刻寫符號、烙印、圖像等等。這正符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中的「痕跡」、衝動的分布組構、移動中並聚集能量的「原始過程」。多種不同能量在未來主體的體內流動,處在主體形成的過程之中;它們的組構取決於家庭與社會給這個身體帶來的種種限制——那麼身體已經在符號形成中了。體內衝動既是「能量」負載,又是「心理」印記。

所以,「semeion」指已經在生成過程之中、但還沒有到達語言與意識層面的意義。同時,它還是一個空間概念,是希臘語所稱的「khoreia」(拉丁語寫作「chora」),即一個開放的、供人舞蹈的空間。這個詞里包含著空間與舞蹈兩個元素。這正是柏拉圖所尋找的「前語言」的特徵,也是我們所要表達的「符號生成」的特徵,即一個既在運動中又被制約著的未經語言表達的暫時性構成。「符號生成」層面的制約固然不同於「象徵生成」層面的規定,但體內衝動的能量也因此而產生阻滯,具有非連續性,從而形成暫時的分布連結,並不斷地重新開始。

與符號生成相對的是象徵生成。後者包括判斷(jugement)與句子(proposition),屬於意義領域,也就是場域。「場域性」(positionnalité)在意義生成的過程中是一個分界點;它的標誌是主體的確立,以及隨之產生的對象的確立。而符號生成則不屬於這樣的意義領域。

我把符號生成引進文本研究的領域。這是一個新的空間,無意識空間,有類似語言的構成,但其形成元素是各種感覺、情感、衝動。剛才我說過,巴赫金的文本空間含有說話者(作者) 空間、受話者(讀者)空間、外部文本空間(包括此前和此後的文本)。而弗洛伊德的理論則指出主體內部還有一個空間,即無意識空間。它不是語言空間,儘管語言對它的組織有某種影響。

我在進行詩歌語言研究時,對這個空間在詩歌意義生成中的作用尤其敏感。一般情況下, 詩歌文本敘述一個故事,描寫一個場景,或者抒發某種情感。然而與此同時,你會體會到某種超越詩歌內容的東西;它的路徑是音韻,是修辭,或者是語調。舉個例子吧。法國詩人馬拉美(Mallarmé)有這樣的詩句:「Hyperbole! de ma mémoire./ Triomphalement ne sais-tu. Te lever, aujourd』hui grimoire. Dans un livre defer vêtu:...」面對這麼一句詩,讀者一下子也不清楚詩人到底在說什麼,只是大致上知道這句詩有關記憶(mémoire);記憶在書中尋找什麼......然而,你仔細聽詩句的發聲,你可以在「hyperbole」一詞中聽到「père」的發音(父親),而「ma mémoire」中又有「maman」(媽媽)的聲音。詩句的音樂讓你產生聯想,而這些聯想加入了意義的多聲部,豐富了文本的對話性。透過語言的象徵生成層面(句子直接所指的意義),符號生成所指向的是孩子在還不會說話之前的「前語言」階段。而詩人所運用的正是語言的這種古老特徵。

我們於是面對另一種形式的對話:意識與無意識之間的對話;文學語言試圖將這種對話傳遞給我們。為什麼?

在座各位,你們處在一個全球化時代,一個科技時代,一個手機簡訊的時代。一切都變得很快。但是,請不要忘記深度的存在,不要忘記複雜性的存在,不要忘記多聲部的存在。你們的創造力的鑰匙正蘊涵其中。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下一場講座講到普魯斯特的時候,我還會回到這些問題。

附錄:講座現場問答互動實錄(節選)

主持人: 非常感謝克里斯蒂娃教授精彩的演講,使我們各位獲益匪淺。克里斯蒂娃教授的互文思想理論淵源深厚,發展向度又是多維的。剛才克里斯蒂娃教授從互文性理論的產生、互文性與對話性、巴赫金到弗洛伊德等方面作了精彩的演講,我想,我和在座的聽眾可能有一個共同的願望,都希望在有限的時間裡了解更多關於互文性理論的問題。克里斯蒂娃教授,您的老師羅蘭·巴特曾經這樣來評價您:朱莉婭·克里斯蒂娃總是摧毀那些我們以為我們能夠從中感到慰藉、我們可以引以為豪的最新的偏見。請問:互文性理論對結構主義的摧毀作用和革命意義體現在哪些方面?

第二個問題是:在 1998 年您接受法國文化廣播電台納瓦蘿(M.-C.Navarro)的訪談時曾經這樣說:您給法國帶來了俄國的巴赫金,而法國回饋您的則是您不熟悉的弗洛伊德。請問克里斯蒂娃教授:弗洛伊德理論給您的最大啟迪是什麼?謝謝!

克里斯蒂娃: 當然,羅蘭·巴特這句話讓我感到很榮幸!這句話應該是發表於《文學雜誌》。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和很多外國人一樣,我剛到法國時,也有某種被拒感。但是我在一本書里寫過這樣的話——我在第四講的時候還會再回到這一點——「沒有一個國家像法國那樣讓外國人感到身處異鄉,也沒有一個國家像法國那樣讓外國人感到適得其所。」為什麼在法國會那麼有異鄉感呢?因為法國文化中有強大的政治傳統與文化傳統。但同時,在法國做外國人是很榮幸的,因為法國文化中還有來自啟蒙時代的質疑、批評、討論的精神。也因為在法國有象羅蘭·巴特這樣的人。巴特是一種罕見的老師類型,這種老師會去仔細閱讀學生的東西,但不是看學生從自己身上學到了什麼,而是看學生有什麼自己的獨創。從巴特身上我學會做這樣一種老師:把學生視作能夠給我們帶來新鮮思維的人。

關於祝教授提出的第一個問題:確實,現在一般認為,從結構主義時代到後結構主義時代,我對巴赫金的譯介,以及對互文性、對話性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推動作用。當然,同時還有其他學者的加入。但我們所做的並不是對結構主義的拒絕和摒棄,而是對它的擴大和發展。如我剛才所說,互文性理論對結構主義的發展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話語主體和它的複雜性,二是歷史的維度——文本閱讀不能局限於文本本身,還要閱讀此前和此後的文本,也就是作者對其他文本的接受,以及讀者對作者的接受,等等。我想,主體性和歷史性恐怕是我給結構主義帶來的新的向度。我說「我」這個詞的時候,可能有些人會感到不適,覺得這是一種自我中心主義。但我的意思是,我只是鏈條中的一個環節。實際上有很多新來者,他們在主體和歷史的維度不斷進行開拓,在跨學科空間中展開意義的研究。

我還想到一個內容,講座中沒有涉及。即後結構主義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把文學行為,以及 更廣 泛 意義 上的 美 學 實 踐 —— 電影 、音樂 、舞蹈 等 —— 作為對話性 行 為 、多聲部 行 為來研究。我們認為這些實踐都是思想的形式,而且非常豐富,非常有創造力。所以,我們主張不是將其視作娛樂形式對待,而是作為思想行為研究。

至於第二個問題,關於弗洛伊德,可說的很多,無法在這裡一一陳述。如果要簡單地概括,那麼我說,弗洛伊德給我的最大啟示是:人不是平面單調的,而是一個多聲部的構成。他至少有兩個舞台:意識與無意識;每一個層面又包含多種邏輯。歐洲思想史,特別是宗教史上,有

「內在經驗」的傳統。比如說宗教中的祈禱。但也可以是聆聽音樂、面對藝術作品時候的內在經驗。弗洛伊德讓我們重新關注這個傳統,並繼續挖掘。前幾年,我寫了一本小說——現在我也在寫小說——其中有個女主人公跟我有點像;我讓她說出一句話,這話從法語角度來說是我的一種自創句式:「Je me voyage.」(我在自身旅行。)我旅行,但不一定是在世界上或在作品中,而是在自身內部。弗洛伊德恰恰能讓我們實現自身內部的旅行。也就是說我們每個人不是固定不變的人,不一定是爸爸媽媽所期待的那個人,也不一定是政府、公司所要求成為的那個人,而是有點像畢卡索作品中的人物,同時具有不同的側面。弗洛伊德讓我們看到,人本身也是一個多聲部的構成。精神分析能夠幫助我們認識到這一點。

聽眾 1: 尊敬的克里斯蒂娃教授:1970 年您的老師羅蘭·巴特在 《文學半月刊》(La Quinzainelittéraire)上撰寫了《異邦之女》(L』譩trangère)一文,向當時法國學界熱情地介紹您,後來他為法國通用百科全書撰寫了《文本理論》一文系統闡述互文性文本理論,我想問:羅蘭·巴特在互文性理論創立與發展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您提出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與羅蘭·巴特曾經使用的「互文」(intertext)之間有怎樣的區別?謝謝!

克里斯蒂娃: 我們認為互文性適用範圍與概念涵括其實是非常廣的。羅蘭·巴特說他從我這裡得到互文性的啟發。確實,我們之間在互文性問題上有許多共鳴。或許其中不包括弗洛伊德。但不管怎麼樣,弗洛伊德是我後來才引進到互文性研究中的。巴特使用互文性進行文本解釋,主要在《S/Z》這部作品中,針對巴爾扎克小說《薩拉辛》。他試圖闡釋這個文本的多聲部意義。我要說的是,互文性給闡釋者很大的自由度,讓讀者處於非常活躍的狀態。但互文性閱讀也需要一個度,不能讓讀者想像代替作者想像。巴特也是這樣做的。不過同時,他並不忌諱讀者在閱讀中的主觀視角,並常把過去時代的文本進行當代閱讀。

聽眾 2: 在互文性操作的時候,如果在整體中截取一個片段進行分析,是否具有可行性與有效性?

克里斯蒂娃:下一次講座我要講的是《追憶似水年華》中的一個片斷——「小瑪德萊娜點心」,這就是在一個小說文本中截取的段落。我通常給學生的建議是,在著手互文性分析以前,要閱讀整體文本;不僅是含有分析對象的整部作品,還包括作者所寫的所有文本,這樣才能充分地讀出其中各種多聲部的意思,才能夠真正進入到文本的豐富的世界。有了整體把握,你才有可能就一個文本片段寫三百頁的分析,因為你知道如何在作家的整體創作的範圍內,對文本進行多重意義的閱讀。

寫作是一個非常濃縮的行為。我想在中國的書法藝術里,書寫者對這種行為一定是有體會的。所謂濃縮行為,就是在一個詞語的空間濃縮了許許多多的經驗:閱讀、愛情、仇恨等等。如果對作者的世界了解不充分,就不能解讀出其中多重的回聲。通常學校里進行的文本細讀難以窮盡文本的豐富。文本意義的挖掘是無止境的。在一篇博士論文或一部著作里,在一個相對長的篇幅里,可以更充分地展開文本的發掘。

聽眾 3:我有兩個問題想問。第一個問題是:在您的互文理論的三個維度中,您是否認為語境可以獨立於作者和讀者而存在?第二個問題是:我注意到無論是巴赫金的對話主義,還是您的老師羅蘭·巴特的後期,他們都非常重視修辭的維度。而我在您的相關著作中很少看到有關這方面的論述,所以想請問一下您在這方面的見解。

克里斯蒂娃: 剛才提問者的第一個問題是關於語境的問題。當然,語境有作者的語境,有讀者的語境,兩者之間是會有差異的,有時候甚至會出現時代錯位。舉個例子:羅蘭·巴特曾寫過關於拉辛的評論;他在其中加入了現代人的閱讀視角。當時有個索邦大學的教授,不能容忍這種閱讀方法,因此兩人圍繞拉辛展開了一場爭論。羅蘭·巴特寫了《批評與真相》,以此作為回應。我是認同他的這種新的眼光,不同於一種 17 世紀的眼光。當然,在從新語境出發進行文本闡釋的時候,我們要注意不能只根據自己的主觀視角任意曲解文本;同時,在從文本出發的基礎上,可以提出新的時代性的閱讀。

第二個問題:關於修辭的問題。當然,我們在面對文本的時候,需要注意到它的風格,它的修辭,它如何呈現人物,等等。具體的文本分析必然是從這些細節出發的。我自己的研究中也有很多這方面的內容,比如我對普魯斯特、對馬拉美的研究,其中都有很多對修辭的探討,但這些研究還沒有中文譯本。

聽眾 4: 您剛才用畢卡索的畫舉例,我覺得非常有意思。人是一個多聲部的構成,事實上對文本的閱讀,也是對文本中的「我」的多聲部的閱讀。我有兩個問題:第一,詞語如果不是在一個文本之中,也不在一個完整的句子中,而是獨立於文本,它的價值如何?第二,文本互文性說到底,是否是主體間的關係?

克里斯蒂娃:先回答第一個問題。您說的脫離文本的詞,是指畫面里的詞嗎?或者是兩個人交流中間蹦出的前後不連貫的詞?總之,我的回答是,不存在脫離語境的詞。即使是在廣告裡面,比如說達能的廣告,只有「達能」兩個字,也肯定是有意義在裡面的,有商業意義,這是達能在向你推銷。兩個人交流中間蹦出的單個詞則是個更有意思的現象。比如說,一對戀人彼此相視,但是沒有語言;突然間冒出了一個詞:「眼睛」。沒有其他內容。可是「眼睛」兩個字不是字典里的詞,它包含了非常豐富的意義:可能包含了許多的愛,也可能包含分離之前種種複雜的感情。所以,即使詞語不在句子或文本當中,仍然有一個潛在語境,仍然是在一個對話關係中。我從事精神分析,經常會碰到那麼一些病人,他們說話不多,經常沉默,或者擲出幾個不連貫的詞。但由於我知道他們的經歷,我可以建立我們之間的關係,並且把他們的斷斷續續的語詞置放到一個對話關係中,由此判斷它們的意義。所以,即便是面對單個的詞語,我們仍然可以找到它的多聲部,並在多聲部的意義中進行選擇。

至於文本和主體之間的關係,是的,文本與主體之間必然是有聯繫的,因為不存在沒有語言的主體。是主體就必然有語言。我的病人中有自閉症患者,他們有語言障礙,但他們有與世界交流的方式,通過眼睛,通過耳朵,通過觸摸。我們試圖賦予這些感知以意義,並通過音樂等手段,讓他們重複聽到的東西。慢慢地,他們中有的人會走向語言。所以,語言的潛在語境是非常重要的。

我再補充一點。弗洛伊德給「對話性」帶來的啟發不僅在於他指出,人只要開口說話,就處於對話關係中,就有「他」的存在,所有的語言都是對話性的;還在於他指出,人只要開口說話,就有愛的關係產生。對話關係是愛的關係。愛與恨往往是相生的。我是精神分析師,有些病人來見我,以為平時沒人傾聽他說話,來找我就是為了有人傾聽。但是根據弗洛伊德的理論,他一跟我說話,我們之間就會產生對話關係,就會產生一種被弗洛伊德稱之為「移情」的關係。所謂「移情」,就是病人在我身上移植了種種情感,甚至是愛。他會愛上他的分析師,把她視作無所不能,然後又會恨她,等等。經由語言,情感受到震動。也正是經由語言,病人會獲得自由,因為他不用像在家人面前、在上司面前、在情人面前那樣保護自己。所以,你們看,在關於「對話」 的思想上,弗洛伊德做了更深入的發掘,揭示了其中愛的關係。在天主教里,天地之初是話語,話語就是愛。有的信徒有這樣的體驗。我們精神分析師,對此也有清醒的認識。

主持人: 謝謝克里斯蒂娃教授!

互文性理論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文本理論,克里斯蒂娃教授以她特有的系統意識、關係意識、空間意識把互文性理論發展成為一種新興的文本理論。互文性理論又以它獨特的理論視角、強有力的解釋力在多個學科找到了生長點,發展成為世界範圍內的跨學科的文本理論。在語篇語言學領域,互文性理論充分解釋了語篇的生成與理解、銜接與連貫,透視了語篇的微觀、中觀、宏觀結構。可以說,互文性理論從文本出發,在語篇語言學領域又回歸了文本。

謝謝克里斯蒂娃教授的精彩演講! 謝謝黃蓓老師的精準翻譯! 謝謝各位的參與!

演講者：茱莉亞·克莉斯蒂娃

翻譯：黃蓓 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