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由於長期的割據，各國形成了具有較強地域性的文化特色，尤其是各國的文字，分別形成了各自的體系，戰國時中原地區的文字大致可分燕、齊、三晉、秦、楚五個大系，這在戰國璽印中自然會有所反映。當代有許多學者都曾根據戰國文字的分系、地理、官制以及各國璽印的一些形式特徵，對戰國璽印進行了國別的鑑定和研究，取得了較大的成果。
公元前403年，韓、趙、魏三家分晉，成為各自獨立的諸侯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相對獨立，但其文化思想等卻存在著密切的聯繫。晉系文字所包括的內容非常廣泛，不但包括韓、趙、魏三國，而且中山、鄭等一些小國文字也都涵蓋在內。三晉地區的文字風格相近，不容易做具體的分類，統稱為晉系文字。
其整體風格自由流暢，筆畫具有明顯的粗細變化，書寫感強。章法有的緊湊茂密，有的疏朗開闊。這種自由流麗的書風，表現在古璽上就顯得變化豐富。三晉古璽多朱文小璽，印面一般在1.5厘米左右，印文結體秀麗，形制多為方形鼻紐或方形壇紐，圓形或長方形的極少見，章法布局無定式，交錯組合，變幻莫測，生動活潑。配以較厚的邊框，風格更覺奇秀清麗，翩翩有風致。
三晉古璽分類
三晉官璽是歷史的產物，對當代而言，具有豐富的史料價值，是當時官職制度、地理沿革方面的重要縮影。晉系官璽大多數為銅質，朱文較多白文極少，僅有少量玉質的璽印為白文。相對於燕、楚、齊系官印晉系官印的形制較小，多方形，大小一般在1.5 厘米至 2 厘米之間，有少量較大的官印超過 2 厘米，這類印章多為玉質，使用玉質官印的官職較大，如「春安君」。官印，是官名或官方的信用憑證。
三晉私璽幾乎全部都為銅質，至今還沒有發現玉質私璽。在三晉私璽中，絕大多數為朱文，白文極少，不足總量的百分之五。朱文璽邊框較粗，印文較細，風格比較統一。相對於官璽，三晉私璽略小，大多數為方形，也有少量圓形。方形私璽的邊長約在1厘米到1.5厘米之間。圓形私璽的直徑大多在1.5厘米以內。
除了上述分類之外，還有一類並不具有官方憑證、私人憑證和身份象徵的璽印，如「敬事」 「明上」 「君子之右」等。羅福頤先生在《古璽彙編》中稱此類璽印為「成語璽」，陳介祺先生稱其為「通用印」。最早稱這類璽印為「成語璽」的是羅振玉先生。而後羅振玉先生將之前的「成語璽」更改成了「吉語璽」。田煒在《古璽探研》一書中說道：「羅氏前稱『成語印』而後稱『吉語印』，未知是以後者更正前者還是將後者等同於前者。但無論如何，都幫助了羅氏雖然提出了『成語璽』的概念，但並未明確『成語』與『吉語』的關係。《璽匯》或即沿此而誤。後來黃賓虹先生指出『成語璽』中包括了『吉祥語』與『訓誠語』兩種內容，李學勤先生則改稱為『吉語』與『格言』，其觀點已經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認同。其中『格言』或又稱『箴言』。」
——邱軍輝（《中國書法報》256期1版）
三晉古璽的特徵
——曹錦炎（《中國書法報》256期2版）
三晉古璽的藝術特色
三晉古璽的文字特色有以下幾點：首先，繼承了西周金文的典雅。如果印面的下部有較大的空間，通常印化時會把下端的末尾做斜線處理，表現出印面點畫變化豐富。其次，局部筆畫會形成一個塊面。這與西周金文中裝飾點類似，如提土旁的字，就會把「土」上的一短橫處理成一個點（如圖）。再次，還有個別文字的特殊寫法，如上文所列，這種情況僅見於三晉文字。從材質來看，三晉古璽多為銅質，白文印多玉質，且比朱文印大，多為官印，如「春安君」「匈奴相邦」等。從製作工藝上來講，三晉古璽多為鑄造，璽翻模製作為主，從山西侯馬白店鑄銅遺址中有7個印章模（如圖）的出土可得到證實。
——胡俊峰（《中國書法報》256期6版）
晉系璽印文字對戰國
東土文字書法創作中的使用有幫助
東土竹簡文字中亦多見有多系文字混合使用的現象，其中最為顯著的是楚系文字與晉系文字同出於同一篇文字之中。因此，我們在創作戰國東土文字書法作品時，亦可適當地參考晉系文字的構形進行相關的創作。
戰國晉系文字現可見到的清華簡《良臣》《祝辭》二篇出現的晉系竹簡文字外，亦見於青銅銘文（中山三器銘文及一些兵器銘文等）、盟書（侯馬盟書及溫縣盟書）及大量璽印資料。戰國古璽印材料中私印數量遠多於官印，而私印中又以秦系私印及晉系私印數量為最。例如：
戰國晉系璽印文字及越國青銅文字中見有一字（如圖），曹錦炎先生曾指出此字可厘定「續」字。何琳儀先生從此說。「續」字寫法又見於西土秦簡文字（如圖），然東西土文字迥異，我們在書寫戰國東土文字書法中，西土秦系文字的「續」當不可參，又因竹簡文字中尚未見有此字，故當參考晉系璽印文字或越國青銅文字中「續」字構形書寫。
——柳 洋（《中國書法報》256期3版）
古璽辨偽
要成為一名好的印章收藏家，就要多讀一些好的印譜，如戰國秦漢古璽印類的《古璽彙編》《秦漢南北朝官印征存》《故宮博物院藏古璽印選》《上海博物館藏印選》，明清流派篆刻類的《明清流派篆刻印譜》以及綜合類的《中國璽印篆刻全集》，等等。因為接觸印章收藏後，人們會發現很多偽印是古代真印的模仿品。如1998年齊魯書社出版的《山東新出土古印》就有兩方疑偽的「戰國古璽」，我們可以利用已發表的真品進行對比甄別。
平阿左稟（如圖）。原著錄曰：
時代：戰國
質地：銅
原大：2.8厘米×2.9厘米×1.5厘米
出處：20世紀70年代濟南市文物店收購
後附《山東新出土古璽印簡述》有考證，並已指出舊有一印同此者，先後為黃浚《尊古齋印存》、端方《陶齋藏印》、羅福頤《古璽彙編》著錄。現檢出原印（圖2），略事對比可知《山》譜所錄應為尊古齋舊藏之仿品。首先，仿品漏刻了「左」字工部中豎。漏刻之例在東漢晚期至魏晉「部曲督印」之類級低且量大官印中偶見，但戰國古璽一般鑄造較精，罕見其例，而且檢《印典》第二冊876頁至879頁，匯含「左」字之古璽凡57，無一漏刻。此印漏刻，露出仿品硬傷。第二，仿品筆畫特別是一些短畫，如「廩」字下未部四點，「平」字下部左右短線等，極不到位。第三，從篆刻藝術的時代氣息上講，仿品拘謹，本應優美自然的弧線，如「左」字左撇，「阿」字可部右豎等，都變成了僵硬的直線。「廩」字上半部分交代不清,企圖略具大意而矇混過關。刻鑿的潦草也反映在框上。總之，已失卻了原印率意自然的風格。考慮到宣統二年（1910）黃浚在北京琉璃廠獨立經營尊古齋和仿品印型及鏽蝕狀況，此仿品很可能為民國初年所做。
——陳根遠（《中國書法報》256期6版）
古璽的空間構成、形式意識
古璽印面空間構成的基本原則是對立與統一。戰國時期，古璽不但是商業交易的憑證信物，也是當權者表征權益的法物。把它帶在身上，就成了身份的一種象徵，因而對古璽外在形式美的要求越來越高。方、圓，邊框，圖案裝飾，活潑生動。特別是在邊框上，各種形式數不勝數，極具想像力。戰國異形璽的裝飾性和美術化特徵體現了古人對形式美的直觀追求。墨子有言：「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古人在璽印製作中並不僅僅滿足於實用的目的，他們也在試圖尋求新的手段、新的形式來表達對美的感受。這和當代篆刻家為尋求個人面目而做的種種形式探索並無二致。
——魏 波（《中國書法報》256期7版）
古璽文字的研究
古璽文字的內容研究：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古璽文字的研究逐漸繁盛起來，著錄古璽文字的專著越來越深入，對古璽文字研究的專題越來越細緻。影響重大的有1981年故宮博物院羅福頤主編的《古璽彙編》和《古璽文編》，這兩本書可以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古璽研究的最重要成果。另外，以《古璽彙編》《古璽文編》為中心的研究成果也很多，成為了古璽著錄的重點。除此之外，有關古璽文字研究的印譜也十分重要，主要有康殷、任兆鳳主輯的《印典》。《古璽彙編》和《印典》兩書所收錄的主要是官璽，大體已經完備。新出的印譜及古璽文字資料多以私璽見長，較為重要的有《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集》《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續集一》《新出歷代璽印集錄》《湖南省博物館藏古璽印集》《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古璽印選》《珍秦齋藏印》等。
古璽文字的分域研究有：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黃盛璋《所謂「夏虛都」三璽與夏都問題》，裘錫圭《戰國文字中的「市」》，葉其峰《戰國官璽的國別及有關問題》，吳振武《戰國廩字考察》，湯余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曹錦炎《古璽通論》,董珊《戰國古璽文字分國偏旁表譜》,邵磊《古璽分域叢談》,莊新興的《戰國璽印分域編》,肖毅《古璽文字研究》,陳光田《戰國古璽分域研究》,除對整個戰國古璽文字進行分域之外，也有按國別區域進行的古璽文字研究。
——肖世孟（《中國書法報》256期7版）
三晉古璽賞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