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大唐文化的汪洋恣肆、兼容並包，大唐儒家似乎聲名不顯。
在民間，人們更津津樂道的，是玄奘法師西遊，是鑒真東渡，佛家故事膾炙人口。
在廟堂，老李家自認是老子的後人，道家顯貴，連玉環美女嫁給丈夫的老爸之前，也要到道觀過渡一段時間。
儒家在哪裡呢？
李白先生仙風道骨，見道不見儒。
杜甫先生悲天憫人，卻也少提聖人之學。
登山泰山之後，老先生「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孔夫子呢？
一、漢唐兩個帝國實際上大不相同：漢
中華盛世，言必稱漢唐。
但是，如果拉近了看，漢與唐是不同特質的帝國。
漢朝，塑造了一個偉大的民族：漢族。
一個民族的形成，就是一個明確我者與他者的過程。
那時的漢族，就是生活在農耕地帶，漢服右衽，尊祖重儒，同時不乏尚武的剛烈之風。
那時的異族，則生活在遊牧地帶，披髮左衽，崇尚武力，來去如風。
大漢騎兵逐匈奴於大漠，開邊塞，所依賴的都是秦漢之制。
而漢制的上層建築，居於主導地位的思想，就是儒學。
這是漢族剛剛形成的模樣。
表面上看，漢和唐都結束了分裂局面，形成了統一的帝國，但兩者是不同的。
漢結束的是中原分裂，整合的是中原（擴大了的）邦國，說白了，大家雖然號稱是齊國人、魏國人人、楚國人，惹急了還稱對方蠻夷，但說到底，文化的底子是一樣的。
劉邦的出身，略高於千年之後的淮右布衣，但打下天下以後，就很苦惱。
那些兄弟們上朝不講規矩，天子的面子在哪裡？
這時候，熟悉禮制的儒家終於出場了。
叔孫通制禮儀，天家起度儼然，勛臣們在秩序下瑟瑟發抖，劉邦很滿意，「吾乃今日知為天子之貴也！」
儒家開了一個好頭，正好符合漢重建天下秩序的需求。
但是，顯然只靠禮是不行的。
董仲舒便提出「天人三策」，天人感應、君權天授，天不變道亦不變。
漢的統治有了正當性基礎，但是，也讓漢儒在具體操作上有了神秘主義的色彩，典型的表現就是讖緯之學。
讖是以隱晦語言預示吉凶，後來成了求神的隱語，在民間，人們經常儒釋道三家一起供奉，有道德的人物皆可成神，也是這種學說的餘韻。
緯是附會儒家經義衍生出來的書，在東漢被稱為「內學」，原來的儒家經典反而成了「外學」。
讖緯之學穩固了漢朝的統治，但也帶來不穩定因素和長遠的影響。
西漢的「巫蠱之禍」，年邁的漢武帝用寵臣江充查案，大肆牽連，導致數萬人被株連，包括衛青的兒子衛伉，包括起兵的太子，包括皇后衛子夫。
新朝的王莽，更是把讖緯用的爐火純青，登基前祥瑞不斷。
東漢末年的「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還有元末的「莫道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
能看出漢儒什麼特點來？
第一，主要使用了儒家「禮」的功能；
第二，把儒學與類似神學相結合，但關注的不是人的精神世界，沒有形而上的哲學；
第三，考慮的是事物的聯繫，而不是因果。
這些，在一個民族較為單一的帝國內是沒問題的。
二、漢唐兩個帝國實際上大不相同：唐
唐是兼容農耕和草原的普遍性帝國，這是與漢最大的區別。
唐的統治者，與草原民族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其軍事制度和經濟制度，像府兵制等，均來自北朝。
我們說大唐文化絢爛多姿，就是因為它的價值觀念兼容並包。
儒學看似還占有統治地位，實則影響力在不斷縮小。
這裡面有大唐社會複雜性的原因，也有儒學只知道尋章摘句，僵化生硬，不夠爭氣的原因。
特別是，豪族社會形成，西域宗教的傳入，特別是玄奘西遊之後，佛教獲得廣泛傳播，其在精神世界的普遍性，比儒家更易於得到民眾認可。
於是，我們看到的景象是，安史之亂之前，佛老大發展，而儒家的統治力岌岌可危。
安史之亂前後的唐朝，實際上是兩個唐朝。
前一個唐朝，是一個開放的帝國，兼容草原和農耕，文化價值觀是多元的。
後一個唐朝，隨著在西域的逐漸收縮，帝國的普遍性也逐漸收縮，慢慢成為一個中原性特點更強的國家。
這裡面有皇帝的因素，比如玄宗之後的繼任者，沒有了「天可汗」的胸懷，更多的把自己定位為中原皇帝，而不是草原上的可汗；
當然也有制度的因素，府兵制逐漸瓦解，統治者更多的是想維持社會的穩定——這一點，從《長安十二時辰》就可以看出來——而不是開疆拓土。
而要四平八穩，當然需要一種更注重秩序的理念。
中原的統治秩序，天然的要求儒家學說的力量，但偏偏儒家不夠爭氣。
於是，改革儒家的呼聲出現了，實踐也出現了，代表人物就是韓愈。
三、唐中期之後的儒家譜系
我們熟悉韓愈，是通過中學語文課本里的《師說》，知道他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
他對儒學的反思和儒家道統的重構，同樣功不可沒。
前面，我們已經講了唐中期之後的國家特點。
韓愈24歲登進士第時，正是唐德宗時期，正是我們前面說的情況，大唐早已不復貞觀開元時代的霸氣縱橫。
這時候，他提出了儒學的革新。
韓愈在《原道》中說：「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柯，柯之死，不得其傳焉。」
他所重構的道統就是這樣，直接把漢儒略去了，從孟子直接承接到唐。
同時，他還排斥佛教：「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論佛骨表》）
他認為，佛老之學談「治心」，其目標卻是「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原道》）
然後，韓愈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儒家經典《大學》也談「治心」，」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原道》），其目的在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唐中期之後的儒家道統，這這樣接續到了孟子「心性」之學上，而不是強調禮法的荀子漢儒。
實際上，這正是一個帝國收縮之後，精英階層的反思，也是對佛老更注重精神世界的一種回應，並為後來遼宋兩個國家的精神面貌，打下了基礎。
四、大宋是中唐的繼任者
如果說，唐中期之後是一個收縮的帝國，那麼宋朝，就是一個完全的，把中原文明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國家。
所以，大宋更需要一個更加內斂的，關注人精神世界的儒家。
歷史也確實如此，到了宋朝，儒學已經建立了一個成熟的思想譜系。
這個譜系，可以叫做本體論儒學。
韓愈改變了以《禮》為中心的政治學經典傳統，也改變了以《易》為中心詮釋宇宙的傳統，重點用《春秋》探討政治學問題，用《大學》《中庸》討論心性問題，實際上就是重塑經典。
漢朝離戰國很近，所以保留著巫的傳統，在那時的儒家看來，能不能溝通天人，儀式的準確性非常重要，理陰陽，順四時，撫四夷，親百姓，莫不在於禮，主要看一些外在的東西，而不是對人精神世界的反思。
而從韓愈到宋儒，開始關注「理」，一方面是社會環境變了，國家統治秩序變了，這是時代背景；他們還有直接的挑戰，就是佛家和道家。
所以，儒家開啟了理性主義的思考方式。
這個階段，出現了北宋五子，這個組合，論名氣，比不上三國時的五虎上將、五子良將，更比不上唐宋八大家，但對中國人精神世界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
這五個人，分別是周敦頤，就是「吾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的那位；
邵雍，寫《漁樵問對》的那位，連司馬光都稱其為兄；
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程顥、程頤，不用解釋了，二程兄弟。
等到了朱熹，理學體系便完善而成熟，「理」衍生宇宙萬物。
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
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
合天地萬物而言，只是一個理；及在人，則又各自有一個理。
「理」作為宇宙的本體，通貫天地，規範人心；理學家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令整個宇宙呈現出統一的秩序，又落實在個體的心性修煉上。
即便佛家和道家，亦脫不出此理去。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二心。儒釋雖不同，畢竟只是一個理」。
通過對「理」的闡發，儒家就構建起了超越佛道的精神秩序。
而儒學的經典，也成為《四書章句集注》。
士君子通過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工夫，而達三綱「明德、親民、止於至善」之目的，天下於是德化。
中國的精神世界，就這樣也從神秘主義過渡到理性主義。
中唐時代一直尋覓的新治理秩序，在官僚制的發展以及民間的宗族化發展當中，在大宋獲得載體，並產生了美輪美奐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