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閆妮
民族學家是如何走進被調查民族的？是如何開展田野調查的？是如何展開心理溝通的？這些問題是民族學研究者歷來關注的重要問題。此次，今日君有幸請到著名民族學專家何叔濤教授進行訪談，為青年學者答疑解惑。
何叔濤（中）1954年生，1982年從雲南民族大學畢業後，在中共怒江州委黨校任教。1985年調回母校從事民族教育工作。現任雲南民族大學研究生教學督導、博士生導師，通曉多種民族語言。研究方向為：民族理論、民族政策、民族學和雲南少數民族歷史文化與宗教。
同而未化
今日民族：何教授好，您在1992年《民族研究》第4期發表的《同化、一體化、分化及民族過程中的內在規律和發展趨向》中提到，「民族同化的最終實現即同化過程的最後一個階段，其標誌是被同化民族原有的民族自我意識的心理由逐漸淡漠到不復存在。」那麼，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城鎮化的推進，部分少數民族久居城市，對本民族文化代際傳承不重視，民族節日儀式形式化的現象，您是怎麼看的呢？
何叔濤：這個問題其實是包含了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關於什麼是同化。關於「民族同化」的定義，我們大多沿用列寧在1913年《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中所下的定義——「民族同化照字面講就是同類化、一律化，即喪失民族特性，變成另一個民族的問題」。列寧的這篇文章，不是專門研究同化的，所以，一些提法可能沒有那麼嚴謹。
首先，同化不是喪失民族特性，應當是一個逐步改變的過程，而喪失就意味著蒸發，意味著消失，意味著不復存在。但是，民族同化是雙向的，一個民族在同化其他民族的過程中也會吸收被同化民族的文化（包括物質文化、精神文化）來豐富自身，其實是一個相互吸收的過程。所以，同化是兩個民族之間的，文化交融是雙向的，不是單向的。我不贊成用「喪失」這個提法。
丨怒族人家與遊客
其次，列寧說「是變成另外一個民族的問題」，如果是真正地變成另外一個民族，那就不是什麼問題了，那不過是一種遙遠的歷史記憶而已。比如：在我們雲南還有契丹人的後裔，但是他們現在已經不是一個民族了，對他們來說，不過是一種年代久遠的記憶罷了。
而我們之所以重視「同化」，把它當作問題來研究，是因為現在的同化往往是「同而未化，融而未合，變而未成」的情況，這也就是我那篇文章中揭示的「從起始階段到滲入階段的過程當中，民族之間的同化與被同化」。
黨的十八大以後，在相關提法中，很少用「同化」這個詞彙，因為「同化」的意思是「你同化我，我被你同化」，甚至歷史上還有強制同化，這樣的提法可能會有負面的作用，現在更多使用的是「交融」這個提法，「交融」就體現了「同而未化」的含義。
這就由此引發到你關心的第二個問題了，現在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存在後繼乏人，被邊緣化的問題。對於這個現象，我覺得應當一分為二地看。
前些年，有老一輩的民族學家曾經跟我說，「我又回到了20年前、30年前、甚至40年前去過的地方，什麼都改變了，房屋形式變了，服飾也變了，生活方式也變了，太可惜了！一些傳統的儀式也沒有了。」當時我的回答是「如果我們現在回到了20年前調查過的村寨，還是和20年前一樣，我會很傷心的」。這說明我們少數民族沒有變化，沒有發展，沒有進步。
丨讀書的怒族少年
現在少數民族有變化，有發展這是好事。但與此同時，有些寶貴的文化遺產如果博物館不能保存下來，那麼可能比起年輕人，我會更傷心，更惋惜。作為一個民族學者，我希望通過我的努力，來發掘、整理、搶救這些優秀的少數民族文明成果。有些東西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變了，但是博物館應當把它保存下來，實物也好，影像資料也好。能夠讓我們的子孫後代了解老祖宗多年前是怎麼生活的，這本身就是非常有意義，有價值的。
第三，就是你所看到的進入城市的少數民族的情況，其實，一些民族地區的情況還是比較樂觀的。比如，近年來雲南、貴州、廣西都在藉助旅遊業的平台，通過發掘民族文化，把這些少數民族的優秀文明成果推廣出去，讓世界了解我們的少數民族及少數民族文化，讓我們的少數民族走向世界。在這個過程當中，民族文化得到一定的復興，當然了，在旅遊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弄虛作假的現象，這也是應該妥善處理的問題。
萬物有靈
今日民族：您在1992年《雲南民族學院學報》第二期發表的《略論怒族原始宗教的特點及其演化》一文中提到，「自然崇拜是怒族原始信仰活動中最古老的內容，其核心觀念是『萬物有靈』」，那麼，「萬物有靈」的觀念對於我們今天所倡導的生態文明、和諧社會有什麼樣的啟示呢？
何叔濤：「萬物有靈」的概念是英國人類學家泰勒首次提出來的，之後就被學術界廣為認同，對於解釋原始宗教的起源，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
丨福貢縣老姆登村（江小村 供圖）
原始宗教的起源經歷過三個不同的階段——自然崇拜、圖騰崇拜到祖先崇拜。人們從廣泛地崇拜整個大自然，到崇拜與自己的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一些動植物，再到祖先崇拜，說明了人類的觀念在逐漸進步。
當時，我寫的在怒族、傈僳族的原始宗教當中，「萬物有靈，自然崇拜」是非常突出的特點。這一點在漢民族民間信仰中也是廣泛存在的，比如：雷公電母風婆婆，就是萬物有靈的體現。萬物有靈、自然崇拜是人們最早對於人與自然關係的一種理解和認識。儘管這種觀念非常久遠古老，其中有些內容與我們現在的科學發展不相適應，但在這種觀念支配下，各民族的習俗對於保護生態、保護環境是功不可沒的，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例如，雲南很多少數民族會把山上的某棵參天大樹稱之為「神樹」，過去，要進行相應的祭祀活動，到那個地方人們都充滿了敬畏，有很多相應的禁忌，不能高聲喧譁，不能口出穢言……這樣的禁忌也是目前一些少數民族地區還有著茂密的森林，清澈的水源的重要原因之一。
丨傈僳族老人
交人先交心
今日民族：您在1993年《民族理論》第二期發表的《民族社會歷史調查中的心理溝通》中談到，「在調查過程中，首當其衝的就是解決調查者與被調查者的心理溝通」，提到「交人先交心，澆菜要澆根」，還請您詳細解釋一下。
何叔濤：關於這個問題，我主要從三個方面來談。第一個方面就是前期要做好功課，包括根據科研的需求選好地點。首先，這個地點要能夠起到以點帶面的作用，也就是說對於本民族、本地區要有代表性，要有很多相關的、可發掘的或者你感興趣的內容，所以選點非常重要。
一般來講，要避開前人已經調研過的地點，大家都去那個地點，我覺得你就沒有必要再去做了。前幾年，我陪廣西民族大學的同行在百色考察選點，看了之後認為不適合，果然，那位博士生在後來調研的過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難。因為選取的地點沒有代表性，即使調查做得好，得到的東西也不能完全發揮作用。
丨何叔濤（右二）在獨龍江參加獨龍族傳統節日「卡雀哇」
其次，要選對人。也就是說調查的對象一定要對本民族的情況非常了解，並且可以講述清楚。
最後，在正式進行田野調查之前，要事先進行文獻查閱、搜集，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你也可以根據自己的題目去政府的相關職能部門做調查，在地方圖書館查閱文史資料，社科刊物，發表過的期刊等等。這樣做就可以避免再去重複一些簡單的，前人回答了多次的問題，你的問題應該是前人鮮有涉及的，這樣才具有創新性。前期的功課做得比較好，那麼調研過程就會比較順利。
第二個方面是心理溝通的問題。心理溝通就是要獲得被調查對象的理解、尊重和認同。要和他們交心，要讓他們把你當成朋友，特別是要體現民族學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人文關懷，要讓他們明白，你是要了解他們傳統文化當中的優秀的方面，去發現他們的閃光點。你的調研對他們的生活、對他們的發展是有益的，是有正面促進作用的，沒有負面消極影響。只有使他們明白這一點，才能積極地配合你的調研。
另外，就是訪談語言要接地氣。要用訪談對象聽得懂的詞彙和語言，和他們的思維要同步，不要用一些玄乎的、模稜兩可的學術詞彙。
丨何叔濤（右）與怒族著名樂器製作大師格弟榮（左）合影
總之，我一直以來的觀念就是——民族學研究，不能靠少數民族的落後吃飯，不能為了自己做學問而不顧及少數民族的切身利益，不能專門去研究原始落後的少數民族和少數民族的原始落後，只有這樣，才能使你的研究成果，不論最後轉化成論文也好，科技也好，著作也好，會對當地的民族產生良好的正面影響。他們也會獲得自己本民族的相關知識，並且感到高興和驕傲，這樣你的工作就會做得比較好，就可以少走彎路，並獲得相應的成果。
第三個方面就是在完成田野調查後，在整理和使用調查的成果時，資料一定要有所選擇。首先是與你的文章主題相關，與主題無關的可以先保存下來以備之後所需。其二，有些東西需要避諱，尤其涉及到一些原始而且不是普遍現象的東西，不要去過分渲染，這樣做對於被調研的群體也是非常不友好的。
田野故事
今日民族：可以講一些您在田野調查中發生的故事嗎？
何叔濤：我長期跟蹤研究怒族的傳統文化和原始宗教，我的優勢在於，我和當地的一些幹部以及老百姓都建立了非常良好的關係，他們都把我當作他們當中的一分子，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之所以能獲得空前的成功，和他被印第安人所接納並且成為部落的養子關係重大，所以，在田野調查中建立牢固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丨梁釗韜，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教授，著名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創立了中國第一個人類學系
說一個上世紀80年代的事情，那時我在怒江做調研，鄉里有個領導幹部跟我說，中山大學的幾位青年教師來我們這裡了解情況，跟你要了解的內容差不多，但是，我們不知道有沒有這個學校，我們就聽你的。
後來，我跟鄉里說明，中山大學是一所非常著名的學校，是以孫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中山大學的梁釗韜教授在60年代到怒江研究過怒族，是一位非常值得尊重的學術泰斗，來調查我們這個民族的都是我們的朋友，應當盡力滿足他們的需要，介紹你們的情況。
有一次，在元江哈尼族的村子裡，我陪一個老師去調研，我們的分工不一樣，他主要寫哈尼族，我主要寫白族和漢族，就在同一個山區。我們到了以後，村幹部找了一個剛被免了職的人，叫他來跟我們介紹情況，結果他帶著情緒，無法配合我們調研，一度出現很尷尬的局面。這個故事就是想說明田野調查一定要選對點，找對人。
還有一次，1985年的時候，我們到了片馬。當時是對景頗族的一個支系進行調研。我也是陪一個老師去，她要調查「滇西抗戰中少數民族的貢獻」。
丨片馬人民抗英勝利紀念址
片馬這個地區非常特殊，它在1911年被英國人強占，1943年被日本人侵占，60年代中緬劃界才回到祖國的懷抱。日本人在侵占時期對這個地區進行了一系列懷柔政策，欺騙收買的做法。有老人跟我們講，日本人來了以後給小孩子糖果吃，國民黨的隊伍來了吃當地人的雞，這些情況是特殊歷史背景下的碎片，與我們的主題是完全背離的。
之後，我就把這些事情同日本人製造的慘絕人寰的慘案對照起來講給他們，比如：架著機槍在怒江邊掃射從緬甸回國的華僑，甚至還把嬰兒丟在鍋里煮，日本人是搞兩面派，挑撥離間的，其目的是分裂中華民族。
隨後，我們了解到當地有一位青年參加了國民黨的隊伍，其他人都跑了，但是他沒有跑，並且打死了一個日本軍官，被日本人抓住以後，殺死並掛頭示眾三天三夜。我們特別了解到他的名字，並把他的事跡記錄下來作為一個英雄人物的形象寫進文章里。所以，調查得到的材料怎麼使用，還有一個甄別篩選的過程，這個過程也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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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論到方法再到故事，訪談中何叔濤展現出一位學者一以貫之的嚴謹、認真以及人文關懷精神。青年學者學習其調研方法與理論成果固然重要，但今日君認為，更應學習其精神，在任何研究中都多一些對研究對象的尊重、理解與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