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的斑痕
（一）
文/姚水葉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正是中國火紅的時代，中國的工業、農業走向正步，三線建設蓬勃興起，地處山區的上坡村迎來了縣辦水泥廠，國營機械廠，一派轟轟烈烈的繁榮景象應運而生。由此帶給上坡村將不再是貧瘠的窮山瘦水，不再是半年饑荒半年糧，人們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修路造田，興修水利，並積極響應國家號召，幫水泥廠、國營機械廠完成最基礎的初建，工人、農民胸前的小徽章和學校的朗朗書聲，更是寄託著人們心中無限的嚮往。
轉眼間就到七零年秋季開學時，小路上走著一個適齡學童，頭上梳的短髮像扣在頭皮上的黑菜碟，身穿單薄的碎花襖，胸前也佩戴著一個五分錢買的圓形毛主席像章，腳穿圓口布鞋，她就是程有良的女兒小芳，她昨天終於等來了小學老師的通知。學校的路她認識，那是通往姥姥家唯一的一條能推推車的路徑，也只是樵夫們日夜行走的棧道，在她的意識里那就是一條姥姥路。她帶著媽媽賣給敬老院院長爺的兩百個核桃的一塊錢，獨自一人去了山村小學校，四里長的路程她一會兒的工夫就跑到了，報名的學生和家長特別多，她順著人群的空隙擠到報名桌前，一位戴眼鏡、短髮頭的女老師問她：「你爸叫啥名，你叫啥名，幾歲了，是那個大隊的，啥成分？」
她告訴老師：「我爸叫程有良，我爸說過，是有良心的有良，我叫程小芳，我姐是大芳我就是小芳，八歲了，是上坡村的，貧農。」
周圍的學哥們炸鍋了，大聲地喊道：「地主、富農，地主、富農。」
老師微笑著接過了小芳遞給的一塊錢，並在本子上記下了小芳的名字，小芳上了學才知道，那位老師姓楊，是校長。
經過了寒冷而漫長的冬天，山裡的莊稼人在大雪紛飛的臘月二十九送走了一九七二年，滿臉長了深深的皺紋和一冬沒捨得時間剃的頭而且鬍子拉碴的程有良，在大雪紛飛霧霾迷漫中更顯得皮膚黝黑，他穿著一身單薄的棉襖、棉褲，腰間被一條稻草擰的細繩緊緊捆綁著，胸前橫著的兩條鎖骨顯而易見，胳肘窩裡夾著卷在一起的毛主席像，雙手相互塞進了袖口。冬日的寒風順著肥大的舊棉褲粗布眼鑽進了皮肉，還有那通風的褲腿口也吊得離腳腕有一寸高，更能吸進些許的寒風。常穿草鞋的雙腳分別裹了兩片羊毛氈，也許是日久少於清洗的緣故，誰也辨不清羊毛氈是白色還是灰色，一雙大腳踩著厚厚的積雪發出了「咯吱咯吱」的聲響，他走進沒有圍牆的小院，兩隻腳用力在地上彈了彈，彈掉了落在草鞋上的雪花，又把領到手的毛主席像端端正正地貼在後牆的正中間，漿糊是他老婆用舀飯的小鐵勺在鍋洞裡燒的。他小心翼翼地用一根木筷頭往主席像背面的四個角抹著，他的小女兒小芳也穿了一身單薄的棉衣棉褲，袖口和膝蓋納著厚厚的補丁，看上去也很瘦小，再過一夜就十二歲了，但年齡和個頭極不協調，仍然矮小，細長的脖頸上頂著寸長的短髮頭，趁程有良不注意時，用食指快速地蘸了苞穀粒大的一塊漿糊塞進嘴裡，程有良用餘光瞅了小芳一眼，說道：「貓饞心尖離嘴近，往遠站，看著。」
小芳嗯了一聲，向後退了幾步，用眼睛幫著程有良貼正了毛主席像，程有良一家人恭恭敬敬地向毛主席鞠了三個躬。在小芳和她笨笨哥搶吃鐵勺里漿糊時，山村裡響起了七零八落的鞭炮聲。漆黑的夜，他們沒有年夜飯，更沒有餃子，趁睡覺前一家人圍在土炕上，等待著程有良一年一度的家訓：「小芳今年再勤快些，拔草、喂豬、拾柴、提水。今黑派的活一樣不能少，再懶就挨打。」
至於好好學習之類的話，程有良隻字未提，可能忘記了，之後卻從貼身的藍襖內掏出了一毛、二毛、五毛的零錢放在被子上，並掰開笨笨一雙手的指頭，教笨笨認識錢數了。在小芳幼小的心裡早就知道父親就是這麼個人，自從她能提一瓦罐水就年年訓話，而且，年三十晚上訓出的話除了順從還是順從，別無選擇。姐姐大芳知道心疼妹妹小芳，待小芳脫去棉襖棉褲睡下後，大芳怕炕席簽扎著小芳，便將小芳的薄棉襖襯在小芳的背膀下，用小芳的棉褲壓在小芳的背後的被子邊上，又把自己的薄棉襖蓋在小芳的背上。小芳知道姐姐又想聽她在學校里學唱的《東方紅》歌曲了，小芳用被子蒙住了頭，壓低聲音給大芳唱道：「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唱完後又悄悄地說道：「姐，我再唱一首！」大芳高興地嗯了一聲，小芳又唱道：「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雨露滋澗禾苗壯，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魚兒離不開水，瓜兒離不開秧，革命群眾離不開共產黨，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對於沒進過學校門的大芳，能聽到來自妹妹從學校里學來的歌曲，是非常知足的。就這樣小芳和大芳餓著肚子在被窩裡用歌聲度過了一九七二年。
程有良一覺醒來就是一九七三年了，天剛麻麻亮，他拿起皮繩和砍刀帶著衣褲單薄的啞兒子笨笨走出家門，恰巧碰見彎著腰從南到北掃了半里路積雪的王天柱書記，便畢恭畢敬地問道：「王書記，你咋沒回去過年？」
「階級鬥爭這緊的，我咋能走開？你做啥去，快做快回，吃罷早飯開會呢！」
程有良說道：「我上陽坡割捆蒿杆子，不耽擱。」
程有良說著話邊走邊想：「以往掃雪都是四類分子掃的，今咋換人了？莫非王書記也倒霉了？過年都不得安寧，又開誰的會？」
一連串的疑問促使程有良加快了腳步。
程有良老婆四十多歲，是再普通不過的家庭婦女，梳著盤起兩個髮辮的傳統髮式，活了半輩子連時尚的短髮頭都沒留過，一對發卡也失去了彈性，稍不留意，發卡就隨著髮辮一起滑落，她有時也想髮辮留了二十多年對她也沒有多大的用途，唯一能讓她感到自豪的也只有解放時扭過一次秧歌，還是顧了甩辮子，沒顧得踩舞步，雖然有太多的遺憾，但終究在眾人面前活躍了一次，如果能讓她再扭一回，她一定能發揮得更好，可惜再也沒有了下一回。自從嫁給程有良有了大芳以後，也再沒有資格顯擺在眾人面前，一條扭秧歌的大紅綢子被當寶貝似的藏在包袱里成了紀念品，每當想起那次扭秧歌，都會讓她情不自禁悄悄地笑一次。如今，女兒大芳都二十二歲了，比她扭秧歌時還大幾歲，只可惜人強命不強，連吃每一頓飯都要省了再省，唯恐多吃了一碗飯，即使大年初一，也得細水長流，想了再想也沒捨得擀頓長面，而是熬的苞谷糝糝，順手燙了碗苞谷面，用手拍成核桃大的薄餅，一起煮進糝粥里，程有良碗里自然分得多，大女兒大芳、笨笨、小芳的碗里都是二三個，小芳又要從姐姐大芳的碗里夾一個，程有良見狀，立刻拿起一尺長的木枕頭，小芳嚇得收回了筷子。
通往農場的小路和偌大的農場被王天柱和鄭萬祥掃得溜光白凈，各大隊的社員陸陸續續地走向農場的東南角，年輕幹練的隊長田成積極地維持著秩序，大聲說道：「走快些，走快些，抓緊時間！」
小芳也擠在人群里，和社員們一起目睹著連頂帽子都沒戴的王天柱、鄭萬祥分別被民兵用一條麻繩結結實實地從肩膀到胳膊一直纏至雙手背綁著，胸前掛著白紙黑字的牌子押到主席台前，鄭萬祥的老婆人稱「洋樓娘娘」也被幾名革命群眾簇擁在台上陪鬥著。程有良和山坳里幾個大隊的社員聚集到一起，伸長脖子注視著公社派來的幾個積極分子，義憤填膺地聲討著王天柱、鄭萬祥。一件褪了草綠色的軍服穿在發言人身上正合適，他左手抖動著發言稿，振臂揮起右拳頭，帶領著社員們一字一句地高喊道：「打倒王天柱，打倒鄭萬祥，嚴防階級敵人破壞，共產黨萬歲！無產階專政萬歲！」
天空飛舞的雪花一片片落在發言稿上，漸漸地打濕了發言稿上的鋼筆字跡，簡單的露天批判鬥爭會伴隨著參加會議的社員群眾度過了一九七三年的大年初一。轟轟烈烈的階級鬥爭一刻也沒有鬆懈，紅紅綠綠的標語橫幅在蕭瑟的風中抖動著、搖擺著，年就這麼在貧瘠而富有的色彩中過完了。
早春的細雨中夾著雪花落地即消，雪完成了冬天的使命，任憑春天再寒冷也無力挽留它，纖細的麥苗在泥土中掙扎，想要活出人們喜愛的翠青色，便使勁地吮吸著原野的養分。小芳也不例外，上學之餘，除了喂豬就是拾柴，努力地掙得一日三餐，連最簡單的夏、復二字都分不清，老師用教杆指著黑板說道：「復，復辟的復！」小芳則大聲喊道：「老師錯了，那是夏天的夏！」更讓老師生氣的是小芳反覆犟了嘴，被老師憤怒地從座位上拎起小芳隔年的棉襖後領，將毫無防備的小芳推倒在濛濛細雨里的泥水潭，比小芳腳大點的一隻沾有泥巴的圓口布鞋被課桌腿絆在教室，也被憤怒的老師用他穿著潔白的網球鞋腳踢到牆角。半個小時後的下課鈴聲將極想看熱鬧的學生們湧出教室，如果有地縫，這時的小芳更想削尖腦袋鑽進地縫，可惜沒有。她光著一隻腳麻木地站在水潭邊，頭髮完全被雨水滲濕，緊緊地貼在了頭皮上，水滴順著臉頰流淌，調皮的學生們圍了一大圈，用食指指著小芳大聲反覆地喊道：「夏、夏、夏，夏天的夏！」
小芳低著頭搓著兩個食指，本來早已在內心承認了錯誤，也不需要流出眼淚，現在卻引來不同年級的同學圍觀，她分不清是委屈的眼淚還是羞愧的眼淚不由自主地滴在手背上，放學後小芳自動地將長凳一個個架在課桌上，拿起牆角的條帚，認真地打掃完教室。小芳的自覺不但沒有換來老師的悉心輔導，卻換來幾個家庭條件優越的女生，還有幾個玩劣的男生對小芳長期的打罵，使得小芳更加厭惡戰戰兢兢的學習環境，但每次放學回家的小芳從未向程有良訴說過上學的處境，用平靜的表情極力掩飾著內心的不安，那初始上學的慾望和熱情也隨著學習環境而減弱。家庭的碎事也沒有為小芳帶來好的學習氛圍。在龍柏花盛開，麥苗拔節、早苞谷入土的時節，家裡來了兩個陌生的男人，一個有五十多歲，光禿明亮的腦袋，眼睛睜不大，紅頭蒜鼻，半臉的紅斑，口音不遠但不是附近人；一個細高個，有近三十歲，一隻眼睛瞎了，另一隻眼睛被皮神經抽向一邊，也顯得有點小，說話的聲音哼哼唧唧，好像嘴裡含著泥巴似的。小芳背著書包在倆人面前放慢腳步迅速地打量了一番，又看到案板邊上的一包點心，案中心是媽媽切的麵條，用小鐵勺炒了半勺蒜苖，鍋台上備好了三個粗瓷碗，小芳明白了這分明是給爸爸和那兩個人準備的，也明白了那兩個人一定是來向姐姐提親的，小芳幼小的心裡對這兩個陌生的人厭惡到了極點，隨手將書包摔在土炕上，貼近媽媽的耳朵，悄悄地說了要全家一起吃苞谷糝面，姐姐大芳有點不樂意，對媽媽說道：「人家吃碗面是拿點心換的，多舀點湯也好麼。」
媽媽聽著大芳的態度堅決，又顧及到程有良的顏面，就做了三碗純麵條，半勺蒜苗也分別放進了三個粗瓷碗。
過了幾天，程有良抽出時間專門去打聽到另外一個有過交往的熟人，熟人告訴程有良：「那小伙子離他家很近，好吃懶做，隊里七點上工，他八點出門，兩天打魚三天曬網，逢集必逛，交公糧嫌累，上塬種地嫌熱，房都住成篩子了，成分也不好。」聽了熟人的介紹，程有良似乎打消了這樁親事的念頭。但他依舊坐在土炕邊對老婆說道：「小伙子可憐，自小沒娘，就是懶了些，房漏都不是大問題。」
程有良的老婆說道：「不成就不成，自小慣的懶病沒法治。」
大芳坐在土炕的旮旯，兩手撫摸著長髮辮，背對著父母一句話也沒說。
他們是爹是娘，說出的話和決定的事也不用同大芳商量，在他們的意識里大芳雖然到了婚嫁的年齡，嫁誰與不嫁誰完全取決於爹娘，女子是沒有發言權的。
一會兒的工夫，隊長田成走進門，程有良趕緊客氣地起身讓座，田成拽著有良的胳膊神秘地笑了笑：「不坐、不坐，走，到門外給你說個事！」
二人出了門，站在僻靜處，田成問有良：「有良哥，你家大芳多大了？」
「二十二歲了。」
田成又問道：「你家前兩天來那倆人做啥呢？」
程有良聽田成問起了正在窩心的事，就對田成簡單敘述了幾句。
田成立刻回應有良：「那就不成不成，我有家遠房姑表侄，屋裡窮很，一間茅棚是祖業，兩間廈房是他兄弟倆掙的，還有他弟他妹，小伙二十三了，他哥二十七了，兩間廈房只能娶一個媳婦，他哥托熟人介紹了個外地姑娘，肯定先住廈房，小伙可憐的連睡覺的地方都沒有，常年在幾個水庫輪流掙工分，除了麥秋兩忙回去，也沒上過學，情況都給你說了，你考慮！」
程有良耐心聽完田成的話嘆息道：「人心強命不強，人家沒房還弟兄仨，我有房還沒一個。娃的婚姻大事，我得見人麼。」
「能成、能成！」
田成答應後就和有良各自去忙了。
【作者簡介】姚水葉（女），陝西西安人，於一九七八年畢業於太乙宮中學，以耕農、養殖為生，更愛文學，喜歡用筆寫方式向讀者傳遞善良，傳遞親身體會過的人間美德，歌頌祖國的大好河山，對生活抱以崇高的嚮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