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現代,出自《觀山海》。據推測,《海經》中的「四方神樹」就是四時日表,用來測量日影規律,校正曆法
西漢宣帝時,上郡地區(今陝北一帶)發生一件怪事。當地有人打碎了一塊大石頭,石頭崩裂後露出一個石洞。人們大著膽子進去看,發現其中竟有一具披散著頭髮的古代乾屍。這具屍體的姿勢十分詭異,雙手被繩索綁在身後,一隻腳還帶著枷鎖。
眾所周知,兩漢時期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被陰陽五行、禎祥災異所統治,這件事傳到長安,就成了一件關係天子、國家的大事。漢宣帝急於搞清楚這具屍體到底主何吉凶,大臣們卻議論紛紛,拿不定主意。這時,諫議大夫劉向說:「這是上古黃帝之時窫窳國的貳負之臣,他因陰謀殺死國王,犯下謀逆大罪,黃帝出於仁心並未誅殺他,而是將之流放到疏屬之山。現在挖出了貳負之臣的屍體,是天下有仁君的大吉之兆。」宣帝開始並不相信,細問下,劉向回答說此事記載於《山海經》,令宣帝十分驚奇。據說從此之後,文學大儒們紛紛開始重視起《山海經》的學習研究,來考證禎祥變怪的事物、遠國異人的風俗了。
現如今,伴隨著關於《山海經》的審慎研究,我們已經了解到,書中《五藏山經》部分,實質是上古時期的一本國土資源志,記錄了先民們生活範圍內的諸多山川,其敘述的重點在各地的重要資源及效用;而《海經》部分,則可能是一張上古時期的天文月令圖。就地理範圍而言,《山海經》很可能是活躍于山東半島一帶大汶口文化的原始知識遺存,後世伴隨著族群的遷徙,書中地名出現了外擴現象,這其實是華夏世界擴展的痕跡。
帶著這樣的認知,我們可以確認《山經》部分是較為嚴謹平實的博物志,其中所描述的動物,應該是現實世界中確實存在的,但是我們閱讀的時候,卻滿眼都是長著人手的鳥、四目六足的魚,似乎又確實是非自然的怪獸。其實,這種描述手段在古代是相當普遍的。為了便於讀者理解,我們先來讀《詩經·衛風·碩人》一詩中描寫衛莊公夫人莊姜美貌的名句: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
如果直譯,這段話的意思是:(莊姜的)手像白茅的嫩芽,肌膚像凝固的豬油,脖子像蝤蠐(天牛的幼蟲),牙齒像瓠瓜子兒,頭像螓(又稱蟭蟟,如蟬而略小,可能即是「知了」的古稱),眉毛像飛蛾。在沒有照片、視頻等影像資料的時代,人們為了描述不熟悉的事物,最自然的方法就是使用比喻,用為人熟知的喻體事物特徵讓他人感知本體事物特徵。但從原理上講,比喻修辭只能描述事物的個別特徵,如古人經常用車輪來比太陽,是取二者都是圓形、有周期性運動等特徵,而並非說太陽之熱如車輪之圓。同樣的,《碩人》用天牛幼蟲來比莊姜的脖子,是取其「白」的特徵,而並非說脖子的形狀像蟲子。
要準確把握比喻關係的內在邏輯,理解本體、喻體之間是何種特徵之間相似,是需要前置語境來作為支撐的。如《碩人》詩中已然詳細描述了莊姜是「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人們自然不會拿昆蟲醜陋的外貌特徵來理解這段描寫。但如若這些背景信息在流傳過程中損失掉了,理解作者本義就變得十分困難了。若我們將這句詩稍加改寫摻入《山海經》內,說「有蟲民之國,其為人領如蝤蠐,螓首蛾眉」,恐怕人們就要想像出人、蟲參半的可怕怪物了。
《山海經》中的怪獸,大多也是由於後人對比喻關係的微妙誤認,經過一番「看圖寫話」般的想像拼湊而形成的。
比如,《東山經》中有一段說葛山東部的餘澤中有種珠鱉魚:「其狀如肺而四目(一作「有目」),六足有珠。」四目六足的魚可以說是奇怪至極了,但在現實生活中居然也可以找到對應。在我國南部沿海,至今還分布著一種叫鱟的節肢動物。鱟的頭胸甲與身體的形狀,確實有點像裸露的肺葉;其頭胸甲前端有一對單眼,外側各有一隻複眼,正好是四隻眼睛;再看它的腹部,也是正好六對步足,處處符合書中珠鱉魚的狀貌。
(上)鱟。鱟處處符合《山海經》中珠鱉魚的狀貌,可見書中怪獸大多是由於後人對比喻關係的微妙誤認 ;(下)珠鱉魚
2022年10月,浙江溫嶺有新聞說,一個小男孩在當地東海塘遊玩時發現了一隻四眼六足的怪魚,在父母鼓勵下,小男孩將怪魚交給當地民警,後在漁政部門的幫助下將其放生,這種怪魚正是鱟。由於鱟的藍色血液在醫學上有重要作用,近年來非法捕撈、非法提取血液現象嚴重,現在鱟已經成為國家二級保護動物。
若這件事發生在古代,好事者拿著《山海經》一比對,可不正是傳說照進現實了。
除了長相奇特的動物外,《山海經》中為人津津樂道的還有一些具有特異功能的妖物。它們的出現,往往具有某種象徵性,要麼標誌著天災人禍即將發生,要麼預示著天下太平。這種萬物有靈的巫術思維,奠定了後世中國政治生活中重視禎祥災異的基礎。如本文開頭漢宣帝之所以如此重視長郡出土的古屍,就是認為背後一定有好或壞的寓意。
這些有寓意的妖物,在整個《山經》中共有51種之多。如《南山經》中長右之山,有野獸名長右,「見則郡縣大水」;《西山經》中太華之山下,有種六足四翼的蛇叫肥遺,「見則天下大旱」;有時候妖異的出現也代表著吉祥的含義,如《南山經》中生活在丹穴之山的鳳凰、《西山經》中生活在女床之山的鸞鳥,都是「見則天下安寧」。
實際上,將禎祥災異與妖物聯繫在一起,是典型的倒果為因式邏輯謬誤。在自然界中,氣候轉變是前置的因,而動植物的應變是後置的果,是氣候變化引發了動植物行為,而不能說是動植物的行為引發了氣候變化。如仙女木這種植物耐寒、耐旱,在寒冷氣候中會逐漸向低緯度地區生長,地質學上將之用作寒冷事件的標誌。約13000年前發生的北半球氣溫驟降事件,就被命名為「新仙女木事件」。在原始人眼中,有種開著小白花的植物從北方逐漸蔓延到部落生存的地方,緊接著風雪肆虐,凍死了很多人,大家被迫向南遷徙,可不就是「見則天下大寒」的妖邪之物。
(左)肥遺;(右)鳳皇。《山海經》中為人津津樂道的還有一些具有特異功能的妖物
經學者統計,書中「見則大旱」的妖物多為蛇類,與蛇能適應乾燥環境的能力正好相應;除蛇類外,還有幾種狀如貓頭鷹的鳥類也常標誌著大旱,恰是因為乾旱時嚙齒類動物增多,此種鳥類食物充裕,自然數量增加。而「見則大水」的動物中,猿猴一類的靈長類動物較為常見,學者推斷,可能因為山洪暴發,林中食物缺乏,猿猴出林覓食時更容易被人發現,所以古人將其與水災聯繫起來。
時過境遷,由於後世人們已經將《山海經》視為一本怪物之書,這些農業生活中的經驗性知識逐漸也披上一層奇幻的外衣,其中真意漸漸湮沒在文字中了。
《黃帝內經》說:「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天、地、人之間有著複雜的交感作用,人們利用地理標誌測定天體的運行,又靠天體的相對位置確定地之分野,更依照天文、地理知識來指導人間萬事。在《山海經》中,《海經》部分明顯有述圖的痕跡,其實質可能正是一張反映上古天文曆法知識的月令圖,原圖所描繪的並不是什麼海外方國,而是天體運行的規律,其中與地理相關的記載,大體都是以地配天思想的產物。在後世流傳中,述圖之人就已然對其性質不甚分明,將其解作海外地理志,圖中種種天文因素自然被扭曲而難以索解了。
比如,《海經》多次提到四方風、神之名,實則就是依照風向確定四季的歷史遺留,四方神就是四時神。在古代,春分、夏至、秋分、冬至這四個重要日子的日影、晝夜長短特徵鮮明,對於確定一年曆法至關重要,故在這幾天都要舉行儀式以測量、校正時間。
從這個知識出發,在《海經》古圖上,居於四方的應當有日表之形。與之相應,在《海經》文本之中,我們可以找到關於「四方神樹」的記載:
《夸父逐日》,現代,王金厚,國畫。據推測,「夸父與日逐走」其實是冬至日測影的寫照
《海外南經》:「三株樹在厭火北,生赤水上,其為樹如柏,葉皆為珠。一曰其為樹若彗。」《海外西經》:「女丑之屍,生而十日炙殺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鄣其面。十日居之,女丑居山之上。」《海外北經》:「尋木長千里,在拘纓南,生河上西北。」《海外東經》:「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這裡的四方神樹可能就是四時日表,結合長沙子彈庫出土的戰國帛書古圖,其四角確實有四神木之形,可證此言不虛。且《海經》中的這些記載,還頗能印證一些古代的天文數學知識,更驗證了其中知識的真實性。如《周髀算經》中有一種通過日影的測量輔助定位的技法,說:「以日始出,立表而識其晷,日入復識其晷。晷之兩端相直者,正東西也;中折之指表者,正南北也。」即先確立第一根日表為圓心作圓;日出之際,在日影與圓相交處立第二根日表;日落之際,也依此法立第三根日表。這三根日表中,取二、三表的連線就可以得到正東、正西方位;過第一根日表作垂線,就得到正南、正北的方位。
《海外南經》中所言之「三株樹」,正好是三根日表,可能就是描畫了上古在夏至測定日影、校正四方的儀式。帶著這一知識,我們再來看《海外北經》中尋木部分稍前的記載:
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
這正是著名神話故事夸父逐日的來源,下文博父國部分又說:「鄧林在其東,二樹木。」尋木加上鄧林二樹木,正好也是三株樹的形態。故而「夸父與日逐走」其實是冬至日測影的寫照,「棄其杖,化為鄧林」則是在日出、日落時立下兩根日表確定四方的寫照。推想《海經》原圖,應該畫著儀式中測影者的形象。後人不解其意,看成了一個拿著「手杖」、追逐太陽奔跑的巨人,之後不知道什麼原因扔掉了「手杖」,再經過一番「看圖寫話」,就從中衍生出一段波瀾壯闊的神話故事。
顧炎武曾說:「三代之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於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辰』,兒童之謠也。」這裡引用的幾句詩歌,來源於《詩經》《左傳》,都包含了通過星象確定時間的知識,可見除了「日月之行」的規律外,古人還非常重視對「斗轉星移」的觀測。
無論東方、西方,人們都慣於將群星想像成人間事物,形成各種星座。在中國古代星座中,居於核心位置的是「三垣」,即太微垣、紫微垣、天市垣——太微垣居上,是古人想像中的天帝朝廷;紫微垣居中,是位於北極的天帝宮殿,取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的含義;天市垣居下,也是古代都城常見的格局,如北京正陽門外就是做買賣的前門大街。故「三垣」即天帝居住的都城,整個夜空都圍繞著這座「帝之上都」展開,凡人間之所有,夜空中多有所對應。
除「三垣」外,為輔助確定時間,古人尤其關注日、月、行星運行的黃道面,因而將這一區域精細劃分為「四象二十八星宿」,即東方蒼龍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南方朱雀七宿、北方玄武七宿。在以地配天的思想影響下,圍繞這些星宿還形成了所謂「分野」思想,如《滕王閣序》開頭說:「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其實就是說江西南昌一帶是南方朱雀七宿中翼、軫二宿所對應的區域。
1987年,在河南濮陽西水坡發掘出一個距今約6500多年的仰韶文化墓穴,墓主身體兩側,就有蚌殼擺成的一龍一虎,在其腳下還有用蚌殼、人脛骨組成的「北斗」,以斗為北,則龍、虎正好分居於東、西,可見早在原始社會末期,這套知識已經較為成熟了。
我們既然知道《山海經》中《海經》部分是一張天文月令圖,其中必然也會有這些星象學知識。上文中說古人述圖之時,常將自己不了解原意的圖像想像成神靈妖異,如將古圖中測影人的形象想像成夸父。面對天空中的星象,自然也會產生相當多的誤讀。
河南濮陽西水坡M45墓,墓主身體兩側,有蚌殼擺成的一龍一虎,在其腳下還有用蚌殼、人脛骨組成的「北斗」。
如《山海經》中濃墨重彩描述的「崑崙之丘」「崑崙之墟」,前者其實是舉行祭天儀式的泰山,後者是「面有九井,以玉為檻,面有九門」的人工建築物,可能即祭祀天帝的明堂。在古人以地配天的宇宙觀中,泰山的明堂被稱作「帝之下都」,與帝之上都「三垣」是存在對應關係的。在「崑崙之墟」的周圍,所謂「九井」,正好是朱雀七宿中位於西南的井宿寫照;《海內西經》寫到守衛「九門」的「開明獸」,都「身大類虎而九首」,虎形正是西方白虎的寫照,而在《西山經》中「崑崙之丘」的描述中,也有一位守山之神陸吾,其長相正好也是「狀虎而九尾,人面而虎爪」,也與虎這個意象密不可分。
除西方白虎外,東方蒼龍也對古人具有重要意義,心宿二(古又稱大火星、龍星)由於其十分明亮,且一年中伏、見規律明顯,常被古人用於確定農時,形成所謂龍星計時法。這套計時法在《易經·乾》中有所印證:在冬季,龍星在地平線以下,處於「潛龍勿用」的狀態;仲春時節,龍星出現在東方地平線上,即「見龍在田」,也即我們熟悉的「龍抬頭」;仲夏之夜,蒼龍七宿高懸於南部天空,即「飛龍在天」;到了秋天,則「七月流火」,大火由南轉西,逐漸下沉,最終「群龍無首」,消失於西方地平線。
在《山海經》的文本中,不乏關於龍星的隱秘細節:
《海內東經》:「雷澤中有雷神,龍首而人頭,鼓其腹。」《大荒東經》:「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大荒北經》:「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燭龍。」《大荒北經》:「共工臣名曰相繇(又作「相柳」),九首蛇身,自環,食於九土。」
雷神、應龍、燭龍、相繇,其形象中都有龍、蛇的元素,可能最初也是將四季龍星伏、見的規律摹畫成圖。後世述圖之人不解其意,以為居圖四方的龍形物是神怪,聯繫上古傳說中的人物,應龍就被演繹成了黃帝的手下大將,相繇則成了為大禹所鎮壓的共工氏孤臣。
通過以上例子可以得出,《海經》原圖中關於星象的描畫,在後世述圖過程中,也經過「看圖寫話」的扭曲,變成了神怪故事。本文開頭所說漢宣帝時出土的「貳負之臣」,據學者研究,其實對應天文圖中「貫索九星」的星象,所謂「貫索」即用於捆綁犯人的繩索,故而又稱「天牢」。《海經》原圖為表現這一含義,畫了一個被縛帶枷之人,後人不明白原意,由之想像出「貳負之臣」的故事,至於漢宣帝時將出土的古屍附會於這個故事,就更是荒誕無稽了。
《山海經》從蒙昧的上古之際走來,其中正蘊含著這些來自幾千年前的遙遠歷史,本身就是一張張珍貴的記憶切片,是中國人科學精神、民族精神的不竭源泉。雖然在後世的傳抄、流行中,這些記憶經過了扭曲、變形,呈現為奇幻詭怪的神話面貌,但這絲毫無損於它的價值,反而更增添了幾分神秘的魅力,讓後世無數的藝術家、文學家為之迷狂,從中吸收營養,創造出更多鮮活的作品,延續著《山海經》磅礴的生命力。
參考文獻:
袁珂《山海經校注》 《中國神話史》
劉宗迪《〈山海經〉的世界》 《失落的天書》
劉釗《出土文獻與〈山海經〉新證》等
(本文摘編自《國家人文歷史》2022年12月上,原標題為《從上古之際走來的記憶切片〈山海經〉神話傳說的來源》,有刪節,本文系「國家人文歷史」獨家稿件,作者夜小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