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陸家嘴，東方明珠塔才建到一半 資料圖片
1990年4月9日，時任民盟中央主席費孝通以民盟中央名義向中共中央遞交了《關於建立長江三角洲經濟開發區的初步設想》。之後，他又多次到訪上海，為浦東開發開放作出了重要貢獻。
倡導「上海龍頭說」和「長三角一體化」
1990年2月，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正式向中共中央、國務院上報《關於開發浦東的請示》。3月，鄧小平在同幾位中共中央負責人談話時說：「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
民盟中央主席費孝通也在思考上海怎樣開發的問題。1990年年初，他到民盟中央，與民盟中央副主席錢偉長、高天、葉篤定和秘書長吳修平談話。他說，孫中山先生曾計劃在長江三角洲建立「東方大港」，我看上海最適宜，現在時機和條件都有了，可以把這個問題提到日程上來考慮。
這以後，他多次和民盟中央負責人談話，思路逐漸清晰。他提出如果以上海為龍頭，以江、浙為兩翼，以長江流域為脊樑，就能帶動全局的騰飛。他擔心地方觀念會影響這個戰略，表示要和上海、江蘇、浙江領導分別交換意見。當年，全國人大、政協會議期間，費孝通和錢偉長多次拜訪上海、江蘇、浙江代表團駐地，同當地領導和代表委員商討開發長江三角洲的設想。4月9日，他以民盟中央名義向中共中央報送了《關於建立長江三角洲經濟開發區的初步設想》，提出長江三角洲是中國與世界聯繫的一個樞紐地帶，在此建立經濟開發區，對於促進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騰飛，從而帶動全國經濟發展，具有戰略意義。這個開發區以上海為龍頭，江、浙為兩翼，以長江流域為腹地，通過隴海鐵路大動脈與西北原材料基地和三線蘊藏的技術力量相溝通，加速發展外向型經濟。上海應該成為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恢復它在東亞應有的地位。《關於建立長江三角洲經濟開發區的初步設想》還有「一市及二省部分地區要有分工，分層發展」，以及「在1997年香港回歸之前正式成立長江三角洲經濟開發區籌備機構」等內容。
此後，費孝通直奔北京火車站，前往江蘇、浙江、上海與當地負責人做進一步探討。1990年4月18日，國務院宣布開發開放上海浦東，在浦東實行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某些經濟特區的政策。5月7日，他在「黃河上游多民族經濟開發區第一次協調會上說：「上海正在浦東進行開發建設，搞成以後對大家都有利」，「浦東開發區絕不僅僅是為了上海而建立的，而是為了整個中國從西到東這條龍的騰飛。上海成為這條龍的頭，為這條龍的腹地服務」，「民盟中央鑒於這個形勢提出了一個意見，建立長江三角洲經濟協作區，包括一市二省。目前的問題是蘇、浙、滬一帶工業企業有趨同性，企業趨同，產業結構趨同，沒有一個通盤的規劃，缺乏一個照顧全局，為各地工商業服務的機構，致使長江三角洲以及所聯繫的腹地的優勢發揮不出來」「要真正搞好溝通，還要花大力進行研究探討」。
同年7月9日，在結束江蘇、浙江、上海為期一個月的考察後，費孝通在《瞭望》周刊發表了題為《長江三角洲之行》，就「上海龍頭說」和「長江三角洲開發」再次進行闡述：「我們所設想的開發長江三角洲與浦東開發區是什麼關係呢？顯然，二者原是一回事，不但沒有矛盾，而且彼此銜接，互相補充。其實，從全局看，問題的關鍵不完全在這種關係方面，而在於浦東開發後，上海究竟是建成深圳式的上海，還是香港式的上海？這是兩個屬於不同層次的概念。我認為，上海不能走深圳的路子，這是因為上海的地位本來就與深圳大不同，再說現在腹地的經濟狀況與80年代初期也大不相同了。如果上海浦東仍像深圳那樣吸引外資，以建設工廠為主，哪怕是包括興建一些高技術的產業，它的擴散能力和輻射能力都將受到很大限制，並可能在市場、產業結構等方面與蘇、浙，甚至沿江城市發生矛盾。即使上海能起到窗口的作用，也無法起到龍頭的作用。上海應該更上一層樓，在更高層次上成為全國的貿易、金融、信息、運輸、科技的中心。換言之，上海應在經濟上成為江、浙及沿江城市工農業商品的總調度室或服務站。」
1992年5月15日，在再次調研上海經濟情況的基礎上，民盟中央以費孝通主席的名義向中共中央提出《關於振興上海經濟的設想和建議》，提出長江是一條可以帶動整個中國經濟起飛的巨龍，而龍頭就是上海，這即是上海在未來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戰略地位。上海應該成為面向世界、商賈雲集、四通八達的東方大港，成為全國的貿易、金融、信息、運輸和科技中心。上海將是一個具有廣大腹地的「香港」。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開，十四大報告提出：「以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為龍頭，進一步開放長江沿岸城市，儘快把上海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帶動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流域地區經濟的新飛躍。」
有人對費孝通說：你的建議成為「國策」了。費孝通會心一笑。
1995年11月，費孝通（前排右三）與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及無黨派人士考察浦東新區
1995年11月，費孝通隨中共中央統戰部組織的各民主黨派、工商界領導人和無黨派代表人士來滬考察，親眼看見了浦東和上海的巨大變化，發出「龍頭已經開始發揮作用了」的感嘆。回到北京，他通過民盟中央於12月15日向中共中央、國務院遞交了《關於加速長江三角洲經濟區域發展的設想和建議》（以下簡稱《建議》），就港口建設；進一步密切上海與「八員大將」（即江蘇的蘇州、無錫、常州、南通，浙江的杭州、嘉興、湖州、寧波）聯繫；擴大長江水運能力，增強兩岸實力等問題提出了更加具體的設想和建議。
1996年1月1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即復函民盟中央：中共中央、國務院對你們的建議非常重視，已即送中央領導同志並有關部門參閱，同時責成國務院辦公廳研究提出意見。同年5月27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再次函告民盟中央：國家計委和有關部門正著手研究長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區區域經濟發展規劃，對《建議》中提出的意見，將在規劃中吸收。《建議》中有關港口建設及其他意見也在研究落實中一併考慮。
關注農民意識和生活方式轉化
《鄉土中國》是費孝通的名著，關注鄉土、關注生活在鄉土上的農民貫穿了他的一生。1995年7月，費孝通隨各民主黨派中央領導來滬考察，當地領導在介紹浦東新區時對他說：「浦東呼喚社會學。」費孝通很快找來了社會學家李友梅，讓她對浦東開發過程中的農民問題進行調查研究。1997年7月，他在關於浦東開發開放中農民問題談話時說：「人家說我的文章容易讀懂，其實我的話的基礎是農民的話，農民的話講給農民聽，他們就容易聽懂」。這種發自內心的感情，是他終生關注鄉土和生活在鄉土上的農民的根基。
浦東開發開放以後，政府直接引進的國際最先進的跨國企業，讓世世代代生活在浦東的農民，不僅一夜之間失去了土地，而且失去了傳統的生存技能和生活方式。作為一位參政黨領袖，作為一名社會學家，怎樣讓生活在浦東鄉土上的農民儘快適應這一巨大的變化，轉變他們的農民意識和生活方式，成為他關注的重點。
他首先關注的是「如何將一個符合現代化工業經濟要求的行政安在一個農村經濟基礎上」。他認為，改革開放的中國正面臨著一個急速的變化，要解決這個變化帶來的問題，全世界沒有一個現成的辦法，需要我們自己創新。他強調，新制度只能建立在「把幾千年造成的農民意識和農民生活方式改變為上海式的市民意識和方式」上，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了解農民，不能根據自己的觀念來判斷農民。他以為「我們需要外國的東西，但要消化，不能直接就用，否則就會產生土接不上洋的問題」。
在論述上述問題時，費孝通引用形象生動的事例。比如「農民最初以為他們被劃入開發區，外國大企業進來了，他們可以發財了。可是開發區和大企業開始運作了，他們的就業問題卻沒解決，而且土地也被收去，每月領200多元錢，一比較上海市區的人，他們的思想馬上就發生變化，對新制度的看法就出來了」。
有人說，在怎樣解決浦東農民問題上，費孝通陷入了一個困境：一方面他明確認識到傳統雖然存在，但已不再有效；但另一方面，又不願放棄傳統，渴望「土」能化「洋」，能在把「舊皮」加上「新皮」的過程中，再長出一種新皮來，以此解決農民「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問題，並認為年近九旬的費孝通已經難以設計出一個可以操作的確定答案。
我認為，費孝通晚年對浦東農民問題的思考，更像另一本《鄉土中國》：「一面探索一面講，所講的觀點完全是討論性的。」
此後，在黨中央的殷切關懷下，上海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開發浦東的政策和措施。浦東人民面臨的這些問題，都逐步得到了妥善解決。
具有戰略意識和歷史積澱
1988年4月，8個民主黨派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中外記者招待會，時任民建中央主席孫起孟在會上說：多黨合作好比一支交響樂隊，費孝通就是這個樂隊第一小提琴手。這個評價，費孝通當之無愧。
回顧新中國的歷史，無論是20世紀50年代關於知識分子的調查和建言；80年代教育改革的建議，區域經濟的研究規劃；90年代民主黨派的政治交接，費孝通無疑都是重要參與人和策劃者。2012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高麗代表中共中央，在民盟全國第十一次代表大會致賀詞時希望民盟「增強大局意識、戰略意識」。可以說，他講的「大局意識、戰略意識」，在費孝通身上得以充分展現。
在紀念浦東開發開放30周年之際，回顧費孝通對浦東開發開放的貢獻，對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對民主黨派更好地發揮參政黨的作用，無疑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