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稱為「孤島」的上海公共租界最繁華的南京路上，1939年12月12日，發生了一件震驚全市的暗殺事件，被害者是「中國職業婦女俱樂部」負責人、共產黨員茅麗瑛。這起暗殺，是日偽特務一手策劃的迫害抗日誌士的恐怖事件，在上海各界引起了強烈憤慨和巨大反響。當時，《申報》有文章寫道：「前往致祭者達兩千餘人，儀式莊嚴肅穆，備極哀榮」，其情緒為「魯迅先生逝世後所未有」。
投身救亡
茅麗瑛（1910—1939），生於杭州，幼年喪父，家境貧寒，小小年紀隨母親投奔上海親戚謀生。經親戚介紹，母親進入上海啟秀女校幼稚園當校工。1918年，年滿8歲的茅麗瑛，入啟秀女校讀書。她資質穎慧又勤奮好學，各科成績都名列前茅，深得老師的讚賞和同學的尊敬。她的英語成績為全班之最，且能與英語教師對答如流。為準備學費，她一面學習，一面兼職教低年級課程，成為啟秀女中唯一的半工半讀生。1930年，考入蘇州東吳大學法律系，她立志要保障人權，拯救無辜，改變中國社會的不平等狀況。可高昂的學費使得茅麗瑛無力支付，僅念完第一學期，就被迫輟學。
上海職婦劇團公演後全體合影（後排左一茅麗瑛）
1931年3月，茅麗瑛考入江海關（今上海海關），當了一名秘書課英文打字員。海關的職業在當時被稱為「金飯碗」，待遇優厚，為人所羨慕。可是，茅麗瑛在其中親眼看到中國的海關主權操縱在帝國主義手裡，親身體會到民族受壓迫和婦女受歧視。強烈的民族意識，使茅麗瑛感到屈辱和義憤。為尋求民族解放和婦女解放的道路，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江海關進步團體「樂文社」，學習了《大眾哲學》《政治經濟學》等通俗的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研討時事和社會問題。通過學習和積極參加「樂文社」抗日救亡活動，茅麗瑛從中受到革命的啟蒙教育，開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上海各界人民奮起支援抗戰，救亡團體紛紛成立。茅麗瑛作為「海關華員戰時服務團」慰勞組負責人，積極投身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救亡鬥爭中去，廢寢忘食地進行募捐、宣傳、慰勞傷兵、救濟難民等工作。11月5日，日軍在金山衛登陸。9日，蔣介石下令全軍撤退，放棄上海。至此，上海除市區租界這塊「孤島」外，均淪落敵手。茅麗瑛義憤填膺，毅然拋棄「金飯碗」，告別相依為命的母親，參加「海關救亡長征團」，奔赴內地，投身抗日救亡鬥爭的洪流。她對友人說：「我愛我母親，但我也愛我祖國，危難中的祖國，是更需要我們年輕人的熱血呢！」
1938年春，江蘇省職業界救亡協會黨組織決定將職業婦女會改組成職業婦女俱樂部。而此時的茅麗瑛也結束了救亡長征團的工作，返回上海。為有更多的時間從事抗日救亡工作，她回到母校啟秀女中，擔任英語教師，同時開展職業婦女運動。5月5日，茅麗瑛團結了一批進步職業婦女，在南京路120號福利公司3樓籌備成立了「中國職業婦女俱樂部」（簡稱「職婦」），她被選為「職婦」負責人，並在鬥爭中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職婦」會員愛國熱情很高，活動也很活躍，經常舉辦讀書會、時事討論會、訓練班、募捐等。在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職婦」的各項工作蓬勃開展起來，會員最多時發展到1000多人，成為當時上海重要的進步團體之一。茅麗瑛全身心投入救亡工作，終日奔忙。母親病危臨終時，也沒能趕上告別。她噙著淚對姐妹們說：「我本想做一個孝順女兒，但是看看祖國這樣危難，社會這樣黑暗，人民這樣痛苦，我怎能只顧家庭安逸。為了工作，我甚至沒有談戀愛的時間，『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呵！」
義賣鬥爭
1939年春，上海各界人民慰勞團從皖南慰問新四軍返滬，帶回了新四軍英勇抗戰、痛殲敵寇的消息。這時，黨組織交給茅麗瑛一項工作：為新四軍募集一批棉衣，同時募款救濟難民。她滿懷激情地接受了這項光榮而艱巨的任務。她發動「職婦」會員籌備舉辦「物品慈善義賣會」，為救濟難民和支援抗日軍隊籌募捐款，徵集義賣物品。「職婦」的義賣活動，得到許多群眾團體和各界愛國人士的熱烈支持，許多公司、商店及個人，捐贈各種物品。「職婦」會員還製作了許多精美的工藝品，參加義賣。為使義賣「合法化」，茅麗瑛還向公共租界工部局登記立案，領取了執照。當時，租界環境日益險惡，日偽特務迫害抗日誌士的恐怖事件時有發生。「職婦」的義賣活動，一開始就受到敵人的注意和仇視。6月7日下午，「職婦」借廣播電台，邀請名伶播音，動員各界人士踴躍捐助義賣物品。傍晚，電台收到一封恐嚇信，寫著：「立即停止，否則將於你們不利！」並附有子彈一枚。後來，又脅迫有關單位拒絕借給義賣的會場。茅麗瑛當即表示：「不舉行義賣會，打退卻，正中敵人的陰謀。不舉行義賣會，群眾關心難胞、關心抗日的熱情，會受到挫折。我們無論如何一定要舉行這個義賣會。我已下了決心，願為義賣而生，為義賣而死！」茅麗瑛無畏的獻身精神深深感染了戰友們，大家決定義賣會按期舉行，會場就設在「職婦」的會所內。為了彌補場地狹小的缺陷，他們決定延長義賣時間。在茅麗瑛帶領下，姐妹們一起動手，連夜突擊布置會場，經過通宵奮戰，小小會所里陳列的物品可謂琳琅滿目。
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館藏的茅麗瑛遇害時隨身攜帶的筆記本 （資料圖片）
7月14日上午9時，「物品慈善義賣會」在南京路的「職婦」會所內如期開幕。購買物品的群眾蜂擁而至，報社記者也趕來採訪。會場內顧客熙熙攘攘，氣氛十分熱烈。下午2時許，會場裡突然衝進兩個穿西裝的人，蠻橫地將貨櫃推翻，撕下「一切為義賣」的標語，義賣品一時被踐踏滿地，秩序大亂。原來，敵人不甘心失敗，竟派暴徒前來會場搗亂。茅麗瑛怒不可遏，大喊：「捉特務！捉特務！」暴徒最終被大家抓住，扭送租界巡捕房。茅麗瑛帶領大家整頓好會場，繼續營業。但群眾的情緒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會場裡充溢著對敵人的憎恨和對民族敗類的鄙視。一位中年男子拉著記者的手，憤憤不平地說：「你們要報道真相，講公道話。中國人甘心做奴才的只有一小撮！」說罷，迅速脫下長衫，舉起高喊：「義賣！」這時，周圍響起一片「義賣」的聲浪，猶如浦江春潮，勢不可擋。茅麗瑛看著這動人的情景，激動得熱淚盈眶，感到增添了無窮的力量。義賣會舉行了兩天，終於圓滿結束。義賣所得款項，除了救濟難民，還完成了為新四軍募集棉衣的計劃。「職婦」的義賣鬥爭，受到人們的讚揚，猶如一顆耀眼的流星，劃破「孤島」沉寂的夜空，鼓舞和激勵著人們的抗日熱情。
血灑孤島
義賣運動的巨大成功，更引起敵人的驚恐和仇視，他們把茅麗瑛視若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後快。特工機關派遣女特務打入「職婦」內部，刺探「職婦」活動情況和茅麗瑛的行蹤。汪偽報紙《新申報》公開點名威脅茅麗瑛，攻擊她是「共產黨激烈分子」。同志們都擔心茅麗瑛的安全，勸她暫避一時。但她不顧個人安危，仍堅持工作。她說：「除了工作，生命中沒有什麼可留戀的東西！」環境越來越險惡，黨組織決定安排茅麗瑛撤離上海，指示她暫時隱蔽。可是，她還來不及轉移，不幸的事情就發生了。
1939年12月12日夜晚，茅麗瑛參加「職婦」理事會後，與兩名會員一起下樓，剛走出會所，突然從牆角閃出兩個歹徒，惡狠狠地擋住去路。黑洞洞的槍口，對準她們。茅麗瑛剛要開口呼喊，罪惡的子彈已經出膛，「砰！砰！砰！」連續3槍，擊中茅麗瑛的腿部和腹部。「職婦」同仁郁鍾馥在「職婦」辦公室聽到槍聲後，從樓上奔到茅麗瑛身邊，此時的兇手已經逃逸。茅麗瑛躺在血泊之中，卻很鎮靜，讓郁鍾馥不要驚慌著急，並從衣袋裡摸出一本小日記本交給她，日記本內有不少茅麗瑛記下的重要人名、事項以及通訊方式等。因當時環境的險惡，郁鍾馥情急之下，把其中有字跡的紙全撕毀了，餘下的空本保留在身邊（1959年捐獻給了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
第二天，上海各報刊登了茅麗瑛被刺受傷送往仁濟醫院的消息，並披露兇手驅車馳入滬西極司斐爾路（今萬航渡路）日偽76號特工總部。人們對這樣一位愛國女志士遭到敵偽的毒手而感到無比憤慨，許多群眾捧著鮮花到仁濟醫院來慰問，卻遭到攔阻。醫院完全屈服於日偽的壓力，將茅麗瑛列為「政治病人」，禁止任何人進院探望。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積極設法搶救茅麗瑛，曾通過醫院內的中共黨員護士進行探視和慰問，並準備轉院治療。但到了第三天，茅麗瑛終因傷重不治而亡，時年29歲。她在生命垂危之際，留下最後遺言：「別悲傷，也吩咐一切人別為我悲傷！我是時刻準備著犧牲的，只要你們仍舊繼續不斷地工作下去！」
茅麗瑛被害後，上海各群眾團體組織了聯合治喪委員會，決定舉行隆重的公祭儀式。日偽特務機關驚慌失措，分別寫恐嚇信給報社和殯儀館，企圖壓制群眾的悼念活動。敵人的恐嚇禁錮不住正義的呼聲，前來弔唁的群眾絡繹不絕。遠在香港的知名人士何香凝，特派專人來滬致祭。12月17日那天，瞻仰儀容的群眾，排成長長的隊列。萬國殯儀館大廳里，陳列著茅麗瑛烈士的血衣。各界人士和團體挽贈的花圈層層疊疊，牆上掛滿了輓聯，表達了對烈士的哀思和對敵人的強烈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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