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札是吳王壽夢的第四子，也是欽定的王位繼承人，卻三次讓國，一生與王位擦肩而過，是品格高尚，還是人間清醒？他成為吳國外交官後，四處遊歷，是一心替吳國結交中原大邦，還是為了避難自保？他真的有實力統治吳國嗎？這一連串的謎題又從何而解呢？
近在咫尺的王位
季札的父親壽夢是一代雄主，在位期間一心圖強，使吳國摘掉了蠻夷之國的帽子。他對四個兒子也是寄予厚望，尤其是老四季札，很早就被當作繼承人來培養了。
對於父母來說，有一個拿得出手的兒子，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這就跟現在很多父母喜歡讓孩子在親戚面前表演才藝是一樣的，與其說是為了讓孩子得到鍛鍊，倒不如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可是有一點別忘了，小孩之間是有攀比心的。「大人們喜歡他，為什麼不喜歡我？」孩子的自尊心是會受挫的。放在普通家庭，尚且出了這麼多問題；換作在諸侯之家，這個問題得放大多少倍？
可以想像，季札從小到大，都生活在小夥伴們嫉妒的眼神中。尤其是那三位年長於他的哥哥。這種無形的比較，對孩子心理成長的影響是巨大的。所以，季札長大後就養成了謹小慎微的性格，總是怕行差踏錯。他真是把儒家的「君子慎獨」發揮到了極致。可是，凡事物極必反！一個人三思而行是對的，但是想得太多，就會給自己設限。
壽夢一直想給季札表現的機會，但是他為人比較低調，出風頭的事找不著他。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季札在朝中沒有太多的政治基礎，支持他的官員大都是清流，很少有實權派。這對於繼任君主是很不利的，畢竟新君初立，是需要老臣扶持的。所以，壽夢臨終時再次表示欲立季札為太子時，季札堅辭不可；壽夢也就沒再堅持，改立了長子諸樊。
雖然諸樊得立，但《史記·吳太伯世家》中卻用了「攝行事當國」這五個字，寓意頗深。首先說「攝」這個字用得玄妙。一般攝政之人才會用到這個字，比如太史公在寫周公旦、魯隱公都用到了「攝」字；倘若諸樊被立為太子，直接寫「繼位」「傳位」即可，為什麼還要畫蛇添足地用上「攝」字，這不是更讓人覺得諸樊繼位不實嗎？
再說「當國」二字，簡單來說，就跟我們今天說的「當家」一樣。可見，壽夢給諸樊安排的角色更像是一個臨時管家，暫代季札管理朝政；足鑒，在他心目中，只有季札是合格的接班人。但正是父親壽夢的寵愛，給季札的一生造成了重大的陰影，使他越來越想遠離廟堂。
三次讓國，是避位，還是避難
季札第一次讓國，是在父親壽夢決意立他為太子時，這是他一生中離王位最近的一次，卻被他堅辭不可。但父親並沒有放棄傳國於他的希望，而是在臨終前對老大諸樊一番囑託，令他務必要讓吳國歸於季札，唯有如此，吳國才能真正崛起。可見，壽夢對季札是十分看好的。
諸樊死後，傳位給了二弟余祭。這時候就出現了非常有意思的一幕——這對兄弟把骨肉親情演繹到為「感天動地」的境界。據《史記·吳太伯世家》記載，「諸樊有命授弟余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
諸樊此話矛盾之處頗多：一來是說他把王位傳給弟弟，是奉了父王之命，既然壽夢早有遺命給了，那麼在他繼位之初，為什麼還要直接演那一出「讓位季札」的戲碼呢？二來這句話也透露了一個信息，就是余祭繼位也是天命所歸，是壽夢在世時就安排好的！天啊，壽夢連隔代君王的世系都安排好了？他怎麼知道，諸樊一定走在余祭前面？即便如此，他們兄弟逐個致國，到了季札繼位時，也是一位垂垂老朽了，還能帶領吳國發展幾年？即便壽夢再寵愛季札，也不至於昏聵至此吧？
然而，更滑稽的是，諸樊和余祭這對好兄弟一唱一和，決定的卻是不在場的第三個人的命運？此時的季札還沒有開始他的外交生涯，雖然在山野耕作避禍，但人亦在吳國境內，為什麼不能把他叫來見面相談呢？諸樊如此寵愛季札這個弟弟，難道不想在臨死前見上最後一面嗎？
更有意思的是，諸樊還在臨死之前，遺命封季札於延陵，故而季札又號「延陵季子」。季札都是要當王太弟的人了，將來整個吳國都是他的，為什麼還要封其中一塊地給他，這不是多此一舉嗎？
余祭死後，果然傳位給了三弟余眜。這一次傳位，比較平靜，史料上沒有過多記載。可能季札還在國外，所以這兄弟倆也沒有必要再來一出兄友弟恭的好戲。可惜，余眜身體不太好，繼位四年就要去見父兄了，按照大哥當年所立遺詔，這次是真的是「致國於季札」了，畢竟他們這輩的兄弟只剩下季札這一根獨苗了。這是季札生平第三次豎辭王位，也是他人生最後一次接近王位。此時的季札，心裡比誰都清楚，王位早已離他遠去，與其日後落得身敗名裂，倒不如趁現在全身而退。所以，季札又一次當了逃兵。
在大哥諸樊繼位之初，曾以父命難為之名讓位於季札。倘若諸樊是誠心相讓，為何不南面而坐，率文武恭迎新君？而不是三言兩語地商量。反而更讓人覺得，他在試探季札。如果季札當時接受了王位，只怕諸樊事先布置的那些「機關」，就會派上用場。季札自幼在深宮長大，這種陰謀又豈能看不穿呢？
到了二哥余祭繼位時，季札被封為「延陵季子」，成了吳國的卿大夫。表面上看是哥哥們對他的疼愛，實則卻將他推上了政治舞台。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在此之前，季札過的是寧靜的田園生活，遠離廟堂。雖然與之前王室公子的生活不能相提並論，但也是衣食無憂的富家翁，人不在是非中，自然就安全，即便有人想給他扣帽子，也扣不到一個山野村夫的頭上。可是，當他成為「延陵季子」後，就不得不出現在政治舞台上，站在是非圈的中央，隨時準備接受明槍暗箭。這大概就是他選擇外出遊歷的原因吧！
余祭死後，王位傳到了余眜手中；到了余眜死前，又一次提到了「致國於季札」這個事。此時的季札已不復年輕，他的侄子們，比如公子光、公子僚等都已長大成人，在朝中也有了自己的政治基礎；而季札這些年一直在外搞外交，國外的好友倒是一大幫，國內卻沒有幾個人真心支持他。在這種局面下，即便滿朝文武按照諸樊當年口傳的壽夢遺詔，擁立季札繼位，他也不過是個提線木偶，真正的吳國大權不是落到公子光、公子僚這些中堅力量的手上。然而，這些子侄們萬一不支持他，也沒準會演變出一場宮廷血案，那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也將是吳國的悲劇。聰明的季札怎麼可能把自己置於險境，又怎麼可能把吳國置於四分五裂的局面？那他不但成了吳國的罪人，自己千辛萬苦積累的人設也就崩塌了。
搞外交，還是自我流放
王余祭四年，重回廟堂的季札擔任了吳國的外交部長，也算是人盡其才。不過，此時的吳國也的確需要一位魅力型的外交部長，四處宣傳，改變中原各國對「吳乃蠻夷」的固有印象。如此一來，季札就可以堂而皇之地離開吳國，開始他的外交生涯。這對危機之中的季札來說，算是一個不錯的機會。即便吳王不撥給他經費，他也一定會離開吳國，自我流放。因為只有離開，才能活下去；對他來說，漂泊才是真正的平安！
當時在宴會上，魯國的樂師從「十五國風」到「雅」，再到「頌」，奏了一本《詩經》。原本是想讓這個蠻夷之地來的小外交官出出醜，沒想到根本難不住季札，人家逐首點評不說，而且還「字字珠璣，精闢絕倫」，令在場的魯國官員是刮目相看，「吳國什麼時候出了一位大賢人呢？」
魯國人非常不願意相信這個事實：「之前咱們指著這本《詩經》整了好幾國外交使臣呢，怎麼到這個季子這兒就不靈了呢？」
季札在魯國幾乎是放飛自我，出盡了風頭，把他這些年在吳國的壓抑一掃而去。於是，他又繼續北上，到了齊國，見到上大夫晏嬰；之後西進至鄭國，見到丞相子產，二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歡；而後北上到衛，見到了衛國的一眾公子；而後又西進到了晉國，見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羊舌肸等人。
這種近乎自我流放的遊歷，可以說非常成功。不但令季札名動天下，成為一代大猷；還幫助季札結識了很多社會名流，由於締結了不少的外交關係，也令歷代吳王不敢對季札輕舉妄動。這大概也是他自保的一個奇招。
季札的「人間清醒」
季札的一生，三次與王位失之交臂，他是離王座最近的人，也是離王座最遠的人。他對自己、對時勢、對未來的清醒認知，是他在亂世之中得以自保的秘籍。
對自己有清醒的認知。人貴有自知之明。壽夢之時，吳國尚未真正實現騰飛，國家需要的並非一位仁君，而是一位霸主。季札顯然不是這種類型的。倘若生在北宋中期，理清文明的時代，他當然會成為一代明君，說不定才藝方面還能跟宋徽宗一論高下；但他所生的時代正是春秋末期，吳國西有強楚，南有蠻越，北有齊魯，強敵環伺；而吳國本就積貧積弱，又夾在其中，只剩下艱難生存。季札凡事講究仁義禮，沒有幾分薄情和厚臉皮，是很難帶領吳國殺出一條血路的。所以，季札堅辭王位是明智之舉，總好過國家敗在他手上，落個罵名要強。
正如後來公子光弒殺王僚自立，季札歸國後，也只是說了一句：「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這是說，如果先王沒有廢除祭祀，百姓也沒有廢掉主子，社稷自然會有人繼承，那就是我的國君，我能怨誰呢？只能哀嘆死者，事奉生者，等待天時。這就是季札，他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要讓他與命運抗爭，他必然會逆來順受，最多如避位這樣消極面對。所以，他並不適合負重前行，也無力背負一國之重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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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未來有長遠的目光。倘若季札繼位，吳國的國運也許會到他為止。一來，他那三個哥哥，哪一個都不是善茬，除了演技一流外，手上更握有軍權，是萬萬不可能臣服於他的；二來，即便依父王的遺詔，等他三個哥哥故去，輪到他繼位時，他也同樣是一個空殼司令，軍政大權早早被那幾位侄子抓在手中，他這個被架空的國君，手無一兵一卒，隨時都有生命危險呀！
可見，季札的「人間清醒」才是他真正的保命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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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