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報告丨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面對國際國內諸多歷史性挑戰，亟須以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主攻方向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斷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培育和壯大經濟發展新動能，為延續經濟增長與追趕勢頭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破除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充滿生機活力的制度保障，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提供有力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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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因此，需要構建支撐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一是以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主攻方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現代化是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從世界各國實現現代化的歷史看，從傳統體制轉向現代體制是現代化的基本特徵。在經濟方面，表現為從傳統封閉的自然經濟和小商品經濟轉向以市場配置資源為主的現代市場經濟，強調競爭、產權保護，倡導創新創業和企業家精神。因此，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是實現現代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也是現代體制的核心內容。任何一個國家現代化目標的達成都要求實現制度的現代化，要求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中最重要的基礎性制度就是市場經濟體制。凡是實現現代化的國家，都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不僅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且黨提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意味著中國式現代化在經濟領域更加強調經濟制度的完備性、更加強調公平競爭、更加強調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結合，目標是以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高質量發展，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打下堅實的制度基礎。

二是通過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實現高質量發展這一首要任務提供體制保障。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只有建立高標準市場體系，才能建立和完善現代化經濟體系。現代化經濟體系是由社會經濟活動各個環節、各個層面、各個領域的相互關係和內在聯繫構成的有機整體，市場體系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只有建設好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才能形成現代化經濟體系，才能更好順應現代化發展潮流和贏得國際競爭主動，才能為其他領域的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撐。只有建立高標準市場體系，才能構建新發展格局。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能夠保證國內國際雙循環暢通並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國內大循環暢通的核心是保持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的暢通，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破除制約要素合理流動的堵點，有效破除行政壟斷和市場分割，形成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國際循環暢通要求進一步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這也是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主要內容。

為了實現這一改革目標，我們必須把握好以下幾個方向。

第一，以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擔當，先立後破，繼開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之後，進行社會主義與資本關係的理論原始創新和制度創造。資本是人類發展生產力的重要因素，資本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屬品，社會主義也有資本，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大發展需要資本大力健康發展。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解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資本野蠻生長問題，利用和發展好資本，為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服務。

第二，以改善發展預期、增強政府與市場互信、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為重點，以依法行政、公開透明、大幅度實質性減少直接干預和行政審批為突破口，切實提高宏觀經濟治理的市場化、法治化水平。切實深化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成與遠景目標相適應的現代財稅、貨幣、投資、消費、創新、金融、社保體制。

第三，進一步釐清政府與市場邊界，優化市場准入、監管、退出機制，增強市場主體權利，以法治化推動市場體系建設，建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制度完備、治理完善的與遠景目標相適應的高標準市場體系。

第四，構建並完善適應創新驅動發展要求的制度環境和政策法律體系，切實保護科技成果產權，實現科技要素參與分配和依法保護，改變科技體制行政化局面，讓科學家心無旁騖地向世界科學高峰攀登，實現前瞻性基礎研究、引領性原創成果重大突破，在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方面取得重要成功，為建成創新型國家提供製度保障。

第五，建設創新引領、數據賦能、監管科學，以及兼顧效率和公平的數字經濟基礎制度體系，使數位技術創新體系更加高效，數據要素潛能進一步發揮，監管治理更加科學常態，數字經濟發展成果更加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建設與中國式現代化目標相適應的統一公平、競爭有序、協調共享、成熟完備的數字經濟基礎制度。

第六，理性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力推進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構建與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相銜接、相協調的國內規則和制度體系，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以及內外資平等、自由競爭的外商投資環境，建設透明穩定、可預期的法治環境，積極參與並逐步引領全球經貿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的制定，實現從「跟隨者」向「引領者」轉變。

第七，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著力縮小差距，瞄準低收入者，推動共同富裕取得實質性進展，建立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共同富裕體制機制和政策框架，使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明顯改善，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衡化發展。

第八，推進鄉村振興、深化城鄉融合，賦予鄉村發展權利、優化城鄉要素配置，激發鄉村活力、實現鄉村充分發展和城鄉均衡發展，構建與農業農村現代化相適應的城鄉權利平等開放體制機制，實現鄉村放活、城市包容、城鄉融合的城鄉發展新格局，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

03

紮實推進八大重點領域改革，為中國式現代化注入強勁動力

（一）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有效實現形式，構建促進實現「兩個毫不動搖」的體制機制。一是明確民營經濟（企業）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不可或缺的實現形式。我國企業投資主體多元化，股權結構多元化，所有制形式和結構呈現新變化，新的經濟模式、經營模式不斷湧現，形成了豐富的所有制結構和分配方式，社會化大生產和股份制的演進，催生了越來越多以「股權的個人所有和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為特徵的新型企業，高科技發展創造了更新的經濟形態及其多種實現形式，在法律上明確它們都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實現形式。二是明確多種所有制形成的資本所有權、產權。關於非公有制經濟的所有權權能以及相應的企業法人產權權利約束缺乏正式規定和法律安排，是導致國民經濟運行交易成本上升和企業家預期不穩的根源。國家應切實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所有權和法人產權的合法利益，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廢除對非公有制經濟各種形式的不合理規定，消除各種隱性壁壘，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健全以公平競爭為核心原則的企業法人產權保護制度，加強對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自然人所有權和法人產權的保護，清理有違公平的法律法規條款。鼓勵民營企業依法進入更多領域，引入非國有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革，更好激發非公有制經濟的活力和創造力。三是完善不同性質的資本和要素參與三次分配的制度。要素分配權是所有權和法人產權安排的具體實現，要堅持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需要完善資本、技術、管理等作為要素的集合在市場中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初次分配機制。完善再分配製度，發揮稅收等政策在激勵財富創造和再分配中的作用，完善資本利得稅制度，降低所得用於社會用途的稅率，促進資本用於財富創造，加大稅收對過高收入的調節力度，提高所得用於個人用途的稅率，使財富最大程度惠及社會和百姓。完善第三次分配製度，引導、支持有意願、有能力的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積極參與公益慈善事業，完善實行第三次分配相關政策，實行參與公益慈善事業的稅收減免制度，賦予參與第三次分配主體更大的榮譽和更高的政治待遇，在培養一大批實業的同時，積極興辦公益和慈善事業，推動社會進步，造福百姓的新時代楷模。

（二）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一是健全和夯實市場體系基礎制度，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穩定的市場規則。嚴格落實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建立「全國一張清單」。完善適應智慧財產權和數據要素的反壟斷法律法規。完善企業破產制度，降低企業市場退出成本。二是提升市場運行靈活性，提高要素資源配置效率。利用數位技術推動成品油、天然氣、電力等領域進行市場機制改革。以上市公司質量提升為核心，重點完善常態化退市機制，深化股票發行註冊制改革。切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引導金融企業在防風險基礎上降低融資成本。堅持以市場化為主導，更好地支持改善性住房需求，構建多層次房地產供給體系。三是改善市場環境和質量。強化消費者權益保護，加快建立消費者集體訴訟制度，加強對消費者的司法保護。完善和優化消費品標準體系，提升消費品整體質量。四是提升監管現代化水平。完善監管規則，堅持審慎包容，將探索新產品、新市場等權利最大限度交給企業。完善市場主體信用承諾、失信行為認定、失信聯合懲戒、失信主體信用修復等機制，大力推進信用分級分類監管，防止濫用信用監管。

（三）深化政府改革，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一是以依法行政、公開透明、大幅度實質性減少政府直接干預和行政審批為重點，深化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推進各項職能轉變。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建立現代行政體制，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減少行政性直接干預手段，減少行業進入的前置性審批。二是實行「國民基礎社會保障包」制度。為促進人口自由流動，保障國民基本社會權益，帶動資源優化配置和生產率提高，可設計並實施主要由中央和省級政府承擔責任的、低標準均等化的「國民基礎社會保障包」制度。用名義帳戶制統一各類人群的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實行全國統籌，醫保參保補貼實現費隨人走，當人口跨行政區流動時，補貼由上級政府承擔，中央政府對義務教育生均經費實行按在校生人數均一定額投入，對全國低保對象按人頭實行均一定額補貼。這些待遇記錄統一的個人社會保障卡，全體人民均可享受，社會保障卡具有補貼結算功能，實現全國範圍的可攜帶。三是深化投資體制改革。減少投資審批環節，提高審批效率。加強投資保護，保障投資利益。從注重事前審批轉向改善投資信息、法律、融資、保險等服務。改革民資、外資審批體制，實行「非禁即入」。四是以優先調整事權、帶動財力重新配置為重點，啟動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以政府職能轉變優化收支結構，增強中長期財政穩定性和可持續性，以事權合理劃分重新確定財力配置，合理確定中央事務、地方事務、中央與地方共同事務、中央委託事務、中央引導和鼓勵性事務的邊界，明確省級以下各級政府事權邊界。將基礎養老金、司法體系、食品藥品平安、邊防、海域、跨地區流域管理籌劃為中央事權。五是以降低金融行業准入門檻、推進利率匯率市場化為重點，推動金融體系改革。建立以市場為導向、高效而富有彈性的金融體系，支持轉型升級和城鎮化進程。重點開展面向中小企業和創新型企業的創業板、新三板、場外市場等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大幅度提高債券在融資結構中的比重，實現場內外市場、銀行間及交易所市場的互聯互通，建立統一的債券監管體系。深化發行制度市場化改革，重點從發行環節實質審核轉向信息披露。監管重點從行政性審批和保護金融機構，轉向以防控風險為本和保護金融消費者。針對日趨活躍的跨市場金融創新活動，強化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防範的協調職能。深化金融機構產權結構和治理結構改革。降低金融行業准入門檻，形成多元化競爭性的金融體系。降低金融行業准入門檻，鼓勵發展能滿足金融服務需求的新興民營金融機構。

（四）構建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創新體制。一是探索創建新型舉國創新體制。生產力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根本力量，發展新質生產力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動力。新質生產力是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的新的生產力革命。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催生新的經濟形態，科技創新從模仿性創新向原始創新突破，生產要素重組帶來創造性破壞，產業革命蓄勢待發，推動生產力向更高級、更先進的質態發展。必須通過全面深化經濟體制、科技體制等改革，形成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係，有效打通堵點卡點，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促進各類先進優質生產要素順暢流動，為發展新質生產力營造良好制度環境。在涉及國家安全等國家重大利益的領域內，國家科技規劃根據國家科技戰略需求進行部署，制定主體創新責任制度；在投入大、周期長的基礎科技創新領域，探索「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長效機制；在商業不確定性較高的競爭性領域，減少政府干預，提升開放程度，引入國際競爭，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研發方向、技術路線等方面的決定性作用。二是營造公平競爭且包容寬鬆的創新環境。明確市場准入標準，藉助動態負面清單，徹底消除各類准入壁壘。完善智慧財產權保護制度，健全糾紛解決機制，加大侵權懲罰力度，通過重要案例樹立司法權威。三是改進創新基礎設施的供給和共享機制。以戰略支撐、需求牽引為原則，對創新基礎設施建設進行提前謀劃、統籌協調；以政府性基金為引導，鼓勵龍頭企業、社保基金、私募股權基金、保險資金和集合資產管理計劃等更多社會資本參與建設；優化國家實驗室、重點實驗室等布局，提升中試平台、專利基礎信息資源的開放水平，構建開放共享互動的創新網絡。四是加速形成高效的科技成果轉化鏈條。健全科技成果處置權的分類管理機制，減少審批備案流程；在不涉及國家利益、社會重大利益的領域內，完全下放科技成果的處置權。優化科技成果轉化激勵，提高科研人員在科技成果轉化中的收益比例。支持行業龍頭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開展深度合作、協同創新，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構建多元化的高校創新評價指標體系。

（五）建立數字經濟發展新動能體制。一是構建更加高效的數位技術創新體系。改革產學研協同創新模式與機制，鼓勵行業性龍頭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針對產業創新、科技研發和數字化轉型升級開展聯合創新，突出轉化應用導向，構建激勵相容的產學研成果轉化和利益分配機制。完善科技產業領域的市場機制，為新技術應用的供需對接打造開放和公平的市場環境。二是建立促進數據高效流通使用、賦能實體經濟的數據要素制度體系。推動數據基礎設施建設，保障數據的安全可信流通。加快數據產權分置制度的落地和推廣，健全數據要素各參與方合法權益保護，強化數據的高質量供給。培育數據生產、流通、應用等環節優質企業，構建多層次數據交易流通體系。以公共數據和行業數據為引領，探索數據開放利用新模式。建立與數據要素價值和貢獻相適應的收益分配機制，激活數據要素市場主體積極性。三是建立法治化、科學化、常態化的數字經濟監管體系。創新監管理念，以鼓勵創新、包容審慎、法治化和科學化為原則，改革數字經濟監管體系。加快數字經濟領域的「綠燈」投資制度建設，明確資本「紅綠燈」，為企業家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和穩定的政策預期。充分利用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慧等新型數位技術，優化監管流程、提升監管效率。四是構建以市場為主體的可持續發展動力體系。向市場開放數字教育、數字醫療、數字政務、智慧城市等更多數字化應用場景。鼓勵平台企業在引領發展、創造就業和國際競爭中發揮更重要作用。發揮大型平台企業和行業龍頭企業的「頭雁效應」，推動產業網際網路發展，助力廣大中小企業加快數字化轉型，構建「平台企業/行業龍頭企業+大量中小企業」的數字產業生態系統。五是彌合「數字鴻溝」，促進全體人民共享數字經濟發展紅利。推動農村和貧困地區的網際網路、雲計算等數位技術的普及和應用。建立提高全民數字化技能的教育體系。構建有利於新型就業形態發展的勞動者權益保護制度。應對技術衝擊，構建更加合理的貧困救助、失業救濟和再就業培訓等制度，加強數字社會的適老化改造，保障全體人民共享數字紅利。

（六）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一是構建開放型經濟新結構，優化商品貿易結構，發展服務貿易、綠色貿易，將生態環保融入開放政策，推動綠色技術和環保產品的國際合作和貿易，構建以服務貿易、數字經濟和數字貿易為重點的新型開放型經濟結構，提高在國際服務貿易中的份額，打造全球服務貿易中心地位。二是深化和提速改革開放，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消除隱性壁壘，降低市場准入門檻，提升經濟的開放度，增加市場的透明度、公平性和可預測性，推動教育、醫療等服務領域的深度開放和國際合作，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在自由貿易試驗區實施更加開放的政策，探索可複製、可推廣的改革經驗，並加快複製、推廣。建立跨部門、跨領域的協調機制，確保開放政策的有效實施和問題的及時解決。三是加強國際科技合作與創新，在科技創新方面與國際合作夥伴建立更加緊密的合作關係，尤其是加強在人工智慧、生物科技、清潔能源等高科技領域的國際合作，共同推動科技的發展進步與造福人類。加大對海外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建立更為靈活的創新型人才引進機制和國際交流機制。四是提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力，倡議加強國際供應鏈合作與管理：通過進一步開放市場，增強我國在國際經濟合作中的影響力和競爭力。在維護多邊貿易體系的同時，積極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積極倡議加強國際供應鏈合作與管理，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

（七）構建共同富裕實現體制。一是更好發揮市場在初次分配中的決定性作用，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促進要素自由流動，減少乃至消除勞動力市場歧視，持續破除妨礙勞動力、人才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賦予高校等事業單位更多用人自主權，突破編制帶來的用工藩籬和分配不公，提高各級各類學校的教師待遇，真正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統籌發展。探索建立與數據要素價值相適應的初次分配機制，肯定數據處理者的勞動價值，增強數字財富創造的積極性。二是實施更加精細化、激勵相容的再分配製度，著力促進機會公平。把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作為推動共同富裕的主要著力點，構建基於生命周期視角的社會救助體系，充分認識當前兒童期的環境差異、教育機會差異將會演變為未來中國的收入差距，出台對於經濟困難家庭兒童的早期干預政策，大幅提高農村地區學前教育和義務教育質量。完善低收入群體的就業支持計劃，出台更多激勵相容的政策措施，實現「受助」到「自助」的良性循環。進一步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在一、二線城市增加子女教育、住房貸款等專項扣除的金額，切實減輕以勞動收入為主的中等收入群體的稅收負擔。逐步構建財產稅的徵收制度框架，適時實行符合國情的遺產稅與贈與稅制度，打破代際階層固化。提高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水平，縮小城鄉間、地區間、人群間的社保水平差異。三是完善激勵機制，更好地發揮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積極引導企業、個人、社會團體參與公益慈善事業，讓有意願的慈善組織和慈善基金流向農村地區，幫扶弱勢群體。引導企業提供普惠產品和服務，滿足低收入群體和特殊人群的需求，提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

（八）構建城鄉融合與鄉村振興體制。推動城鄉權利平等開放，就是要致力於完善和開放鄉村發展權利、賦予農民城市權利和構建城鄉平等權利體系，促進城鄉人口自由流動，實現資本、土地、技術和數據等城鄉要素市場化配置，掃除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的體制障礙，破除城鄉二元經濟和社會結構，形成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協同推進的新格局。一是構建反貧困長效機制和常態化幫扶機制。防止返貧、守住底線，穩定並逐步減少相對貧困人口比重，提高貧困人口的自我發展、創造財富能力，形成反貧困的長效機制；提升年輕一代人力資本，加強兒童早期發展教育和職業教育，逐步將職業教育培訓作為一項基本公共服務提供；促進就業機會公平，打破行政性管制、開放個人發展權利，防止社會階層固化、拓寬縱向流動通道，避免對低收入勞動者的歧視性做法，為低收入階層提供更多可及機會。二是構建完善而開放的鄉村發展權利體系。深化農地「三權」分置改革，以服務規模化、產業規模化、市場規模化為核心探索農業規模報酬實現方式，建立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相結合的產業體系、組織體系、服務體系，推動農業產業革命；以宅基地權利分置和權能完善為核心，以宅基地有償退出推動村莊適度集聚，優化鄉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提升農村社會保障水平，因村施策，分類推進，實現鄉村系統重構；以非農建設權利完善鄉村發展權，放鬆用地指標和用途管制，允許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利用集體建設用地從事非農建設，在用地類型、標準、規劃編制等方面保證多功能、新產業、新業態、新形態在鄉村落地，保障鄉村發展空間。三是構建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權利體系。保障農民鄉村土地、集體成員等基本權利，確保農地入市、宅基地流轉收入優先用於相應農村人口社保體系，加快人口城市化；賦予和完善農民城市權利，轉變戶籍制度為人口居住地登記，加快推進住房、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健全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制定公共服務成本分擔和布局優化機制，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個人四級成本分擔機制，按常住人口規模，優化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數量、質量、結構和布局。四是構建要素自由流動的城鄉融合權利體系。以城鄉統一土地權利體系為核心，促進城鄉平等發展，實施以土地為基礎的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構建平等進入、公平交易的土地市場，建立公平共享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製度；以集體土地入市為核心保障農民居住權，允許城中村農民集體利用集體土地建立房屋租賃市場，降低農民城市落戶門檻；以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為基礎，開放村莊准入權，有序引導城市居民、企業家及社會資本下鄉，允許外來人口在滿足一定條件後享有村莊的住房、土地、公共事務參與等權利，鼓勵城鄉人員、資金、技術等要素共同參與鄉村建設，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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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好新時代改革、發展與穩定的六大關係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大幕，提出「發展是硬道理」。第一個「硬道理」產生了非常好的效果，把全黨全國人民統一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推動我國以生產力發展為主線，始終緊緊抓住發展這個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我們在40年間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蹟，中華民族實現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無可辯駁地證明了「發展是硬道理」。

2023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的硬道理，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最大的政治。這不僅是做好當前經濟工作的總要求，也是基本實現現代化和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總方針。第二個「硬道理」的提出，不僅旗幟鮮明地表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發展為主線沒有變，而且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告別傳統發展模式，以新發展理念引領發展。這是2023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發出的最強音。

高質量發展是發展的遞進，第二個「硬道理」比第一個「硬道理」更硬。唯有在新征程上聚焦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工作和高質量發展這一首要任務，才能把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偉藍圖一步步變成美好現實。同時，也要看到，落實第二個「硬道理」任務更為艱巨。我國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和函數發生了重大變化，要素結構、組合方式、配置效率發生了改變，傳統生產函數和要素組合方式難以為繼。如何從習慣了的「容易發展」轉向「不容易地發展」？當前，我國發展的國際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如何作出因應與求變，在變局中謀新局？面對所有的不確定性，唯有靠高質量發展這個硬道理來增進確定性。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要處理好六對關係。

第一，新時代的政治與經濟關係。在全球和中國發展進程中，政治對經濟的影響巨大，同樣經濟也深度影響政治。在新征程上，正確處理好政治與經濟的關係至為關鍵。黨中央明確提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是最大的政治，這是新時代處理好政治與經濟關係的基本原則。中國式現代化是最大的政治，這意味著全黨一切工作的中心要圍繞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這一最大的政治展開。只有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才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最大的經濟，中國式現代化是新時代最大的政治，兩者構成新時代政治與經濟關係的主軸。在兩者的良性互動中，我們最終將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一宏偉目標。

第二，經濟增長與經濟收縮的關係。新時代的改革，實際上是在一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環境中的改革。過去40多年之所以只要改革就能起作用，很重要的原因是有高增長作為支撐；同時，只要改革就會有高增長繼續伴隨。在高增長年代，大家比較容易接受改革，因為通過改革能夠帶來高增長、消化社會矛盾，高增長也進一步推動了改革。目前我們面臨的問題是較大的經濟下行壓力，如何通過改革應對經濟收縮是我們面臨的新挑戰。從人類歷史發展的經驗來看，現代化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靠高增長來推動現代化的進程，以高增長作為支撐，依靠高增長解決社會中的問題；第二個階段是較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防收縮階段。一些成功實現現代化國家的基本經驗是，經濟收縮階段也是一個全面開放的階段，越在收縮階段，越要開放。我國處在防收縮階段，必須通過推進更大力度的改革，加大全體人民和各經濟主體的參與努力，實現向高收入社會邁進。

第三，秩序和活力的關係。改革是要進一步增加社會的活力。立足當前發展階段，活力必須建立在秩序基礎上。在高速增長階段結束後，我們面臨的更大問題在於秩序的穩定，即政治、經濟和社會之間如何平衡的問題。改革是增加活力，而維持秩序有可能會影響社會的活力。所以，在推進深化改革的過程中，要處理好秩序與活力的關係。建立秩序是建立規則，實現公平，而不是簡單地管控，只有這樣才能以改革增加社會活力，以良序實現社會穩定。

第四，發展和安全的關係。過去我們更關注發展，相對來說，對安全的問題可能沒有足夠重視。隨著國際環境變化，安全問題變得越來越重要。統籌安全與發展，需要處理好安全的界定和邊界問題。既要維持安全，又要注意由此造成對發展的制約。需要堅持底線思維和系統觀念，辯證處理好安全與發展的關係。

第五，中國和世界的關係。我國40多年的改革開放進程，從外部環境來說，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融入了全球化，我們充分利用了以開放促改革。隨著國際競爭格局的變化，全球化進程發生逆轉，開放促改革的國際環境發生重大變化，需要我們堅持胸懷天下，以改革促開放，推動更高質量、更全面的對外開放，保持國際經濟循環暢通、更好融入世界產業體系和全球治理格局。

第六，體制轉型與防範風險的關係。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是我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必要保證。我國當前面臨的重大金融風險，其本質上不是金融投機風險，而是傳統經濟發展模式與當前發展階段不相適應的風險。防範化解風險和實現結構轉型是辯證統一的。一方面，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結構轉型是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的根本途徑，需要從生產關係和生產力兩個方面著力。通過主動調整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從源頭上消除潛在重大風險的形成和積累，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從生產力角度積極推動實體經濟不斷發展壯大，增強對金融風險的反向吸收和化解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央提出在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要「先立後破」，避免因結構轉型造成的「二次風險」。構建防範與化解重大風險重在構建長效機制，杜絕消極式和運動式的化債模式。消極的方式單純以降低債務負擔為核心，缺少系統性和全局性視野，而積極的方式以培養經濟增長新動能為核心，通過高質量發展化解金融風險。消極方式的核心是「止血」，但極有可能造成經濟活動進一步收縮。這種方式雖然有利於短期管控債務規模，但往往會造成經濟陷入長期停滯的風險，無異於「飲鴆止渴」。積極方式是培養經濟長期「造血」能力，實現槓桿率的反向軟著陸。

（課題組成員：劉守英、於澤、劉曉光、劉瑞明、李三希、劉青、宋揚、范志勇、熊雪鋒）

總 監製丨王 輝車海剛

監製丨李丕光王彧 劉衛民

主 編丨毛晶慧 編 輯丨谷 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