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應該叫"洛學"。
不知道看到這個觀點，朱熹老先生會不會從棺材中跳出來反駁，但他一定不敢"數典忘祖"。而其老對手象山先生也可能對這種說法舉手贊同：
憑什麼我的"心學"要歸屬到"理學"的範疇呢？還不如大家都從祖宗那裡開始算，叫"洛學"得了。
時至今日，在中學歷史教材等指引下，宋明理學這一稱呼已經涵蓋了朱熹、陸九淵等不同的學術流派，很少有人再去追溯其源流。或許，只有馮友蘭等專門的文化學者，才能夠釐清其發展脈絡。
但不論如何，朱熹之理學源自於"洛學"，傳承自二程的歷史事實永遠無法磨滅，而這點也已深深印入朱熹的"道統論"。
理學，源自於二程"洛學"
在朱熹所著《伊洛淵源錄》中，將周敦頤列為卷首，後來的《宋史·道學卷》也延續了這一觀念。很多人認為，周敦頤是理學的"開山鼻祖"。不過，真正讓"道學"成為一種"道統"的應該還是程顥程頤兄弟二人，其活動範圍基本上是在洛陽及周邊地區，歷史上稱其為"洛學"。
實際上，每一個學術流派，均是在某一地域內孕育出來的。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縱橫家多韓趙魏東周之士，陰陽家多為齊地沿海方士，墨家起於宋，儒家興於魯，道家則發軔於陳楚之地……均帶有明顯的地域文化特徵。
而北宋年間的洛陽，雖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但卻毫無疑問是當時全國的文化中心。從官方的記載中，許多朝廷重臣"被發配"或者"下野"之後的首選之地，基本上都是洛陽極其周邊之地。
而這樣一批具有較高政治素養、文化素養的高級官員，在"寓居"洛陽期間，經常會進行一些文化活動或者單獨著書立說，比如司馬光在獨樂園編著《資治通鑑》，邵雍在安樂窩中自娛自樂，從而形成一種有別於京師的獨特文化氛圍。
程顥程頤兄弟二人，正是在這樣一種氛圍中長大，並且形成自己的學術風格的。從政治前途上來看，程顥中過進士，當過很短時間的低級官員；程頤，曾被司馬光等人舉薦為皇帝講書，因過於尊崇師道不受皇帝喜歡。二者都是屬於那種反對新法，崇尚教化的人，而這也是其能夠專研學說，並傳承後人的根本。
對於二程而言，講學是一件明見自身認知、推廣自身學說的有效途徑。在歷史文獻中，我們會發現二程兄弟經常講學——在嵩陽書院講學，在自建的鳴皋書院講學，甚至，在擔任周口扶溝擔任父母官期間，也經常會以講學來教化士子、民眾，其弟子謝良佐、游酢、呂大臨等人還不遠千里追尋在左右，這些講學均被弟子記載在《二程語錄》中，成為研究"洛學"的重要資料。
洛學雖以"洛陽"為中心，但其吸收的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術精華，糅合了佛道儒數家理論，是儒家對於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再次重塑，是新儒學的傑出典範。而對於當代的一些傑出人物的思想，二程兄弟也善加吸收利用，不斷豐富自己的學說。比如，張橫渠的關學，其重要傳人呂大臨後來"叛投"到"洛學"門下，洛學也吸收了"關學"中"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理念。
因此，"洛學"不僅是洛陽的，也是全國性的。
"洛學"的傳播，不限於"理學"
靖康之亂後，洛學隨著北人南遷開啟了輝煌時代。實際上，在這之前，"洛學南漸"已經開始了。最著名的一個例子莫過於——"程門立雪"。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尊師重道的典範，但之後正是由於程頤的耳提命面，楊時、游酢二人得到了"洛學"真傳，而楊時就是朱熹的師祖。
朱熹，其父朱松，師從程頤的再傳弟子羅從彥；其師李桐，不僅是朱松的同窗，還曾拜師楊時。在朱熹的理學中，受到楊時的思想影響頗深。從洛學的南遷來看，楊時、羅從彥、朱熹這一派被認為"閩學"。後來人們常說的"洛閩同源"，不僅是因為洛陽人南遷到福建較多，也是代表著這種儒家文化上的傳承。
而除了"閩學"之外，還有二程弟子呂大臨在陝西傳播"洛學"；謝良佐等人在湖南傳播洛學，形成著名的"湖湘學派"；呂希哲等人在浙江金華傳播"洛學"，主要集中於傳播二程的歷史學思想，形成"中原文獻學派"；周行己、薛季宣等人在浙江永嘉（今溫州）傳播洛學，主要以事功之學為主，被稱為"永嘉學派"。
此外，與理學愛恨交織的"陸王心學"，其創始人陸九淵雖然看起來與洛學沒有什麼關係，但其理論受到謝良佐影響頗深，而這種思想的源頭來源於程顥。實際上，程顥與程頤二人的學術理念並不完全一致。
在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中，對二程的學術進行了清晰的"界定"——程氏兄弟在理、氣、性、修養法等方面的差異，使程顥為"心學"之先驅，程頤為"理學"之先驅。
並且，馮老先生對於將宋明時代的新儒學成為"理學"也是頗有微詞。他認為，如果用"理學"這個名稱，會使人誤以為就是與"心學"相對的那個"理學"，用"宋明道學"比"宋明理學"更為恰當。
不過，如果從源頭上來看，宋明的這種新儒學也未嘗不可稱為"洛學"，畢竟，這是"理學"和"心學"等諸多新儒學流派的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