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摘自張耀銘《學術評價存在的問題、成因及其治理》（《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
轉自：高校人文界
「影響因子狂熱」，危害學術
文/張耀銘
「影響因子」是由美國文獻學家尤金·加菲爾德1972年提出的，是指一定時間內某期刊論文的平均被引率，其計算公式為：影響因子=期刊前兩年所登載論文在統計當年被某學科論文引用的總次數/該刊前兩年所登載論文的總數。影響因子現已成為國際上通用的期刊評價指標，「人們不僅用『影響因子』來評價期刊的學術水平與整體質量，也常用期刊的影響因子來評價某篇學術論文乃至作者的學術水平」。
「影響因子」被引進國內之後，被狂熱追捧，迅速「泛化」成幾乎「無所不能」的學術評價工具：從學生畢業、晉升職稱、項目資助，以致院士評審，都離不開影響因子。更有甚者，還衍生出了許多「寄生」於影響因子的產業。不過，這些充其量是小巫見大巫。湯姆遜-路透從2002年開始靠「影響因子」預測諾貝爾獎，並頒發「引文桂冠獎」。2014年10月27日，被視為諾貝爾獎風向標的「引文桂冠獎」首次在中國頒發，111名中國內地科學家獲得「高被引科學家獎」，其中15名科學家被授予「最具國際引文影響力獎」。這項獎是否名副其實，頗受爭議。中國科學界新銳媒體《賽先生》就「炮轟」其只為博人眼球。
影響學術期刊「影響因子」的因數很多，既有學術的，也有非學術的。非學術因數主要有學科差異、論文性質、期刊類型、編排規範等。因此，管理部門不能眉毛鬍子一把抓，或雜七雜八一勺兒燴，用同一尺度、同一標準去評判學術研究和學術期刊。眾所周知，在自然科學研究領域，採用精確的量化方法評價某項科研成果的水平，可以說是世界通行的規則。但即使這樣，不同學科和不同專業還是有很多的差異。「在《中國學術期刊綜合引證報告》(2004年版)，自然科學類期刊中天文學期刊的『影響因子』均值為0.093 1，而植物學期刊的『影響因子』均值為0.505 2，是天文學的5倍多；數學類期刊中影響因子最高為0.511 9，而相應大小『影響因子』的期刊在化學類期刊中只能排在第26位，可見與不同學科相關的期刊『影響因子』差別非常大」。
如果用影響因子作為主要評價指標對人文學科不僅不公平，而且十分荒謬。「不同學科論文之間影響因子差距極大，這就造成刊發不同學科論文的學術期刊影響因子的差別極大，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學科的影響因子差別更大。比如《經濟研究》與《歷史研究》同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著名期刊，但根據中國知網2014年發布的影響因子年報統計，兩本最著名的專業期刊，影響因子差別極大，《經濟研究》復合影響因子達9.831，而《歷史研究》的復合影響因子僅0.954，相差整整10倍。所謂經濟學『帝國主義』，文史哲『第三世界』在學術評價領域顯露無疑。在綜合性期刊中，除《中國社會科學》為5.596外，絕大多數綜合性期刊如果能超過1，已經是很高的數字了。就學報而言，《浙江大學學報》和《中國人民大學學報》最高，《復旦學報》1.094，《文史哲》則只有0.646，可見我們並不能以此判斷後兩家學報比前兩家學術水平低，為什麼？道理很簡單，是學術文章分布造成的。前兩個學報側重社會科學學科的文章，尤其是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文章；而後兩個學報側重人文學科，尤其是文史學科的文章，這種學科分布造成了影響因子的巨大差異。因此，僅僅或主要依靠影響因子數據評價期刊，不僅是極不科學的，而且會對人文社科期刊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這種評價標準沒有考慮到學科之間的差異」。（仲偉民：《量化評價扼殺人文學術——關於人文學科學術期刊的評價問題》，《澳門理工學報》2015年第3期）
濫用影響因子，扭曲了學術期刊選稿用稿的傾向，加劇了文史哲等傳統學科走向邊緣的趨勢，從長遠看對人文學科的後果是毀滅性的！2013年，包括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在內的75家機構和150多位知名科學家，在美國細胞生物學學會上，簽署了《關於研究評價的舊金山宣言》。「宣言呼籲停止使用影響因子評價科學家個人的工作，反對使用影響因子作為替代物用於評估科學家的貢獻，以及招聘、晉升和項目資助等的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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