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明清書話
一、中國人的傳統性愛觀念
從表面上看，中國的文化傳統似乎對於性問題是持壓制態度的，甚至將性問題視為道德禁忌。一般認為，占主導地位的儒家意識形態主張控制個體的生物慾望，將克制性慾看作是「修身養性」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公開討論這個問題都是不合禮數的。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婚姻問題變得高度社會化而非個人化。婚姻通常不是基於自願，更不是基於愛情，而是父母甚至宗族操縱的結果。其中的「門當戶對」，更是宗族和家庭社會交換關係的體現。另外，婚姻與生育關係密切，結婚的目的通常是生兒育女，這種做法成功地將性問題與生育問題合二為一，從而消滅了獨立的性觀念。對於挑戰這種觀念的行為，比如婚前性行為，常常受到從肉體到心靈的全面懲罰。所謂「男女授受不親」，表達的正是這樣的態度：不要說婚前性行為，即便正常的男女交往都被看作有傷風化。
然而，仔細想來，問題好像沒有那麼簡單。其實在中國這樣一個父權社會中，男性的性自由是得到一定保障的，被壓抑的主要是女性的性自由。「中國古代社會，對於男性實行的是一種『有限的性自由』。它的限定條件就是：只要不破壞婚姻家庭的性關係就允許；凡是有可能破壞婚姻家庭的性關係，就必定譴責與禁止。……但是在家庭以外，他卻不能與任何女性通姦，也不能擁有任何現代意義上的『情人』或者『第三者』。」所以，男性不僅可以與自己的「正式」配偶發生性關係，而且可以與自己的妾甚至是婢發生性關係。與此同時，如果這一切還不能滿足男性的性需求，他還可以在色情業中尋求刺激。當然，前提是不要破壞社會的既有秩序。
所以，準確地說，當劃定了私領域和公權力的邊界之後，性在私領域中幾乎可以被看作是放任的。因此，在中國的歷朝歷代，狎妓非但不被看作是不法行為，反而被看作是社會地位的象徵。圍繞「秦淮八艷」所展開的各種故事便是明證。「對於那些有錢有勢或者有權有勢的男人，尤其是士大夫階層來說，娼妓又是他們惟一有可能合理合法地找到的『情人』。……惟有娼妓才可能是懂得琴棋書畫、多才多藝、善於交際、情感相對豐富的年輕女性；惟有娼妓才可能跟他們吟詩作對、縱論經緯、對酒為歌。總之，惟有娼妓才可能與他們興趣相投，才可能擁有共同語言和情感交流」。甚至，同性戀在私領域中也是被允許的，並無壓制，甚至談不上歧視。最好的例證是，袁枚在隨園小倉山的所作所為，不僅沒有被看作道德敗壞，反而被當時南京民眾看作是一種文人風骨。
與此相比照，女性的性自由確實受到了極大的壓抑。對於一個男性而言，妻子就應當門當戶對，是傳宗接代、俯首帖耳且必須忠貞不貳的；妾固然可以不求門當戶對，但也必須在性問題上絕對忠誠於自己。而妓女雖然通常是合法的，但其存在卻不合道德，因而也會受到打壓並蒙受道德上的污名。因為，在當時的統治者看來，當沉溺於妓院的男人一多，就可能對社會秩序產生威脅。「這不僅僅會威脅到社會的整個婚姻家庭制度，會破壞孔孟之道『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的理想，甚至會威脅到統治階級培養接班人的政治大業。」統治者在當時構建的話語，多以壓抑女性的性活動為指向。他們不斷尋找節烈女子的典型作為表彰的對象並藉此強化其意識形態導向。
所以，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沒有放縱性的性觀念，這種說法是值得推敲的。這種說法過於強化政治史層面的話語，它從其意識形態立場出發，更多地強調中國傳統性觀念是壓抑的。然而事實上，在私生活的領域，男性尤其是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男性，其性生活和性觀念在某種意義上講是相當自由甚至是放縱的。中國並不缺乏放縱性的性觀念，只是這種性觀念一直被壓抑著。
1949年後，在文化與倫理政治的雙重壓力下，性領域進一步成為改革開放前中國社會的禁區，無產階級專政和特殊的社會結構，使禁欲主義成為這一時期社會的主旋律。在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性產業和同性戀被看作極不道德和不合法的行為，被徹底禁止；在「文革」時期，對其打擊更是登峰造極。所謂的「自由戀愛」，其自由度其實相當有限。通過發動群眾，私領域的一切活動包括性活動基本都在公權力的管理和監督之下，與性啟蒙有關的一切活動也都是非法的，比如生理衛生教材就對性問題諱莫如深。中國第一部帶有一點性啟蒙色彩的中小學性教材的出版是2000年以後的事了。當然，儘管不鼓勵自由戀愛，但到了婚姻的年齡，個體在種種社會壓力下被迫結婚，獨身或者今天流行的「剩男剩女」的行為，在當時被當作一種社會反常。李銀河就指出，當時有許多人在婚姻基礎不好或者沒有結婚意願的情況下草率成婚，原因是「到了『歲數』不結婚是違反一般行為規範的，不僅會被視為怪異，而且會在實際利益上受到損害，如住房、入黨、提拔、使用（調查中發現，不派未婚女性到國外工作是某些涉外單位的不成文規定）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一位男性離婚者憤懣地說：『在中國，不結婚就得不到人權！』」
李銀河
戀愛與婚姻的政治化是這一時期性愛觀念的突出特點。婚姻的雙方需要在政治上「門當戶對」，否則其婚姻就會受到各種干涉，包括組織直接出面干涉。家庭出身根正苗紅的個體尤其是男性個體在婚姻問題上通常有更多的選擇性和主動權。「在當時社會風尚的影響下，有些感情細膩的人故意去找『大老粗』，藉以改變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立場和情調』，有些『出身不好』的人設法與『出身』好的人結婚以改變本人和子女的階級地位。」為了確保這種政治化的婚姻秩序，各種懲戒手段被全面地使用，無論是法律的手段、組織紀律的手段還是社會輿論的手段。大學生在高校中的戀愛會被當作相當嚴重的問題而受到懲罰，這種懲罰通常是將相戀的雙方發配到遠隔千山萬水的不同單位。婚前性行為會被當作傷風敗俗和道德敗壞受到處分和輿論的聲討，非法同居、婚外情更是相當嚴重的罪名。在「文革」期間，這些被稱為有「不正當男女關係」的個體還有可能被貼大字報和接受群眾的批鬥，在肉體和心靈上都受到摧殘。有資料記載，在1983年春天，上海的虹口區公安部門還在當地的公園裡突擊查處手拉手坐在長椅上談情說愛的年輕人，並逮捕了其中的15對，冠之以流氓罪進行刑事拘留。這是當時反對「精神文明污染」的重要行動之一。另外，離婚也會受到各種干涉，因為這也是破壞婚姻秩序的表現。因此，當夫妻兩人因政治的「門當戶對」走到一起但又沒有什麼共同語言時，多數家庭仍然勉強維持，因為在巨大的社會壓力之下離婚帶來的社會代價和心理代價常常是雙方都無法承受的。在20世紀80年代末關於離婚的一項質化研究中，李銀河發現年齡在40歲以上的個體在離婚時通常帶有明顯的時代特徵和政治色彩。這些在改革開放後離婚的案例恰恰說明，當時湊合在一起的婚姻，儘管沒有愛情，但仍然勉強維持，否則無論是在公權力層面還是在輿論層面都會受到聲討，直到改革開放以後他們才敢離婚。
性別差異的淡化是確保這種婚姻秩序的另一重要保障。由於倡導「男女平等」「男人能做到的，女人一樣也能做到」，本來涇渭分明的男女性別界限這時也變得模糊起來。當時各種傳媒所宣傳的女性典型基本都是男性色彩極其強烈的「工作狂」，她們作為女性的心理特徵和生理特徵幾乎完全被消滅。男女性別角色的傳統分工在觀念上被終結後，談論男女愛情的合法性也就被徹底終結。
在話語表征方面，改革開放前社會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在公開場合不允許涉及愛情與性問題的討論。與之相配合的是一切歌頌愛情的文學作品和藝術作品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這些作品被認為是弘揚資產階級腐朽沒落的生活方式而被批判。在「文革」時期，甚至連一些革命歌曲和愛國歌曲如《洪湖水浪打浪》《我的祖國》等都不允許傳唱。潘鳴嘯在他的《失落的一代》一書中，談到當時知青所唱的歌幾乎都是被禁止的和非法的。「知青中最普遍的文娛活動是唱歌，不時帶有招致批判入罪的另類因素。他們經常單獨或者集體詠唱『文化大革命』前的歌曲，幾乎都是愛情歌曲，也有革命歌曲，不管是哪種都是禁止的。有些甚至還唱戰前大歌星周璇的愛情歌曲，那都是被視作『黃色歌曲』的。」在所謂的可以廣泛傳播的八個樣板戲中，家庭角色間通常有父女、祖孫、母子等關係，但鮮見有什麼戲劇中塑造夫妻關係，哪怕是革命的夫妻關係。愛情——這個世界文學的永恆主題——成為當時中國藝術作品中缺失的內容。而性，在當時更是連提都不能提的敏感詞語。知青張揚的經歷展示了當時的意識形態環境，其作品《第二次握手》是當時在知青中流傳甚廣的一部地下小說，由於小說歌頌了女主人公的愛情追求，導致姚文元親自批示立案追查。「結果張揚在1975年初被捕判刑。『四人幫』垮台了，他才倖免於死。後來，好幾個記者不遺餘力上下呼籲為這一冤案平反。他等到1979年才得以出獄。」
然而也正是這種絕對的壓抑，導致了某些社會個體在性的方面出於生理需求產生巨大反彈。因為，對性的無知並不意味著性活動尤其是本能的性活動就此停止，相反它會以一種破壞性的方式呈現出來。一方面，由於對性知識一無所知，缺乏正確的性觀念，在民間尤其是城市青年群體中出現了難以想像的性亂行為。比如說大量資料表明，「文革」期間某些城市如上海，同一個單位的某些青年工人或某個街道無所事事的青年男女會聚集在一起集體淫亂。即使他們知道這麼做可能會被公安機關逮捕，但這樣的行為也一直在持續，而且相當隱秘。另一方面，被「文革」耽誤了學業的大量年輕人在社會上遊手好閒，構成了對社會相當有威脅的不安定因素，他們在當時被稱為流氓、阿飛，與一些性犯罪活動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些反彈行為，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過度的禁欲主義導致的必然結果。
在農村，這個被人想像為特別單純的地方，也上演著放縱性慾的一幕。比如幹部強姦女知青的現象就比較普遍，當然，這種現象在城市中也不是不存在，只是在農村更為普遍些。「一位擔任過某黑龍江農場幹部的老知青曾接觸到這方面的文件，他回憶道，該省100多個農場，每一個都上報過好幾起，有時是幾十起。」究其原因，恰恰就是道貌岸然的幹部們掌握著關於這個問題和其他相關問題的絕對話語權，使權力的行使走到了它們應有方向的反面。「幹部們想在插隊女知青身上占到便宜，不必總是訴諸暴力。有時他們只需滿口應允一些好處（在當地可以得到提干，尤其是可以返城等），碰上對方拒絕時，就加上點威脅的話」。在這裡，女性毫無性自由的傳統以一種極端化的方式被再次呈現，而且，這也證明了壓抑可能是放縱的另一種表達方式。
「文革」時期對於以愛情為主題的文藝的壓制，也同樣引發巨大反彈。潘鳴嘯指出，在知青傳遞的地下小說中，「相當一部分小說都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及政治意義……不過更多的是愛情小說和色情短篇」。從各種手抄本和各種段子在非正式傳播渠道中的廣泛傳播，基本可以看出這種意識形態管控在私領域中的失效以及它本身所激發起的逆反心理。唱愛情歌曲則幾乎成為當時年輕人表達對社會不滿的一種最普遍的反抗方式。「知青們唱的中國老歌或者是外國歌曲大多是談情說愛的。它們固然帶來音樂的美感，而且更能讓人抒發被官方文化強制壓抑的內心情感。……這就已經是一種抵制形式及一種表達方式。」
所以，就傳統而言，明線和暗線的兩種傳統似乎一直就交織在一起，即使在性問題最壓抑的年代也是如此，而這兩種傳統之間的鬥爭也始終沒有停止過。所以，當外部環境發生變化時，這兩種傳統之間的力量對比也會悄然發生一些變化。
二、浪漫之愛：20世紀80年代性愛觀念的啟蒙
吉登斯在其《親密關係的變革——現代社會中的性、愛與愛欲》一書中，描述了在啟蒙主義時代的浪漫之愛。他認為，在前現代的歐洲，多數婚姻是以經濟條件而不是性魅力為基礎的契約式婚姻，因此，儘管精神戀愛的愛情理想並非不存在，但在那種婚姻模式之下，很難激起什麼性激情。所以，他將浪漫之愛的開端定為18世紀。在吉登斯看來，浪漫之愛的特徵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是第一次將愛與自由聯繫在了一起，而且與激情之愛的那种放任有較大的區別。「與浪漫之愛相聯繫的複雜理念第一次把愛與自由聯繫起來，二者都被視作是標準的令人渴求的。激情之愛永遠是解放式的，但解放的意義僅僅是因為和俗務、和義務發生了決裂。也正是因為激情之愛的這一品質才使之從既存的體制中脫離開來。浪漫之愛則直接把自身納入自由與自我實現的新型紐帶之中。」
其二是愛與性之間有一種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的關係。「愛既與性分離，又與性糾纏不清；……人們總是認為，浪漫之愛涵蘊著轉瞬即逝的兩性吸引——『一見鍾情』。雖然這種即刻的吸引也是浪漫之愛，但它一定要十分明確地與激情之愛的性慾/縱慾的強烈衝動分開。」所以，浪漫之愛是有其分寸的。
其三是用小說的敘事來表征愛情。「浪漫之愛的興趣與小說的出現大體一致，這種一致關係乃是一種新發現的敘述形式。」不知道吉登斯這裡所說的小說是不是斯泰因、盧梭、歌德所代表的感傷主義文學和夏多布里盎等人所代表的浪漫主義文學。但顯然，在「三一律」主義的文學時代，這種愛情敘事顯然是不被允許的。
吉登斯說的是啟蒙時代的歐洲，然而對於任何有啟蒙色彩的時代來說，類似的現象總是能被觀察到的。儘管改革開放以後，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社會與啟蒙時代的歐洲社會有著各方面的不同，但強調愛情的解放，強調並非縱慾的浪漫愛情和用文學、電影、流行歌曲等藝術作品來表達自由的愛情觀卻是相似的。也許用愛情來打破禁錮、呼喚自由在許多社會都一樣是戰勝壓抑的最佳武器。而這種愛情既與性息息相關，又不主張過度縱慾，這在當時也是性愛啟蒙最合適的一種策略。因此這時來談中國人的性觀念，無法脫離與之相關聯的愛情觀。
在80年代的中國，在藝術領域，反對禁欲主義，推崇浪漫主義愛情，推崇純粹的愛情和自由的愛情成為創作的主旋律。隨著大眾傳媒的不斷普及和發展，一些里程碑式的電影、小說和流行歌曲對於自由主義性愛觀的建立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電影可以被看作是提倡浪漫主義愛情的急先鋒，幾部當時在國內引起重要反響的電影，基本都是闡揚浪漫主義愛情觀的代表作。我們在第九章中提及的1980年公映的電影《廬山戀》尤其引人矚目。這是「文革」後第一部表現愛情主題的電影，兩位主人公在廬山上一見鍾情並在5年後有情人終成眷屬。這是標準的浪漫主義愛情敘事：一見鍾情而不縱慾，男女主人公呼喚的是自由而不受干涉的愛。這部片子後來受到許多的非議，尤其是片子裡第一次出現「吻戲」、女主角換的43套服裝，都受到了形形色色的批判。當時的兩位主演對於吻戲也是相當不適應，尤其是事先沒有被告知的男主演郭凱敏。在回憶這段歷史時，女主演張瑜說：「小郭當時臉都紅了。我一看，心裡想，我親了小郭了，我對不起他，我得請他吃飯。」儘管遭遇了形形色色的批判，尤其是來自禁欲主義立場的批判，但這部片子對中國人浪漫主義愛情的啟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女主角的扮演者張瑜不但獲得了首屆金雞獎和百花獎的「雙料影后」，而且成為當時中國觀眾的「夢中情人」。這一系列的肯定並不僅僅針對演員和影片，還有影片所表現出的價值觀和愛情觀。而通過這種肯定，兩種必然的後果出現了：一方面是類似的電影越來越多，表現的手法也越來越直白，不斷地在性的表達上突破原有的尺度；另一方面是浪漫主義愛情觀也因此在相當多公眾的心靈中被喚醒，人們對電影中各種兩性之間親密關係的表達越來越寬容。
文學作品對愛情的描寫在當時同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愛情散文和詩歌的重要影響就不復贅言了，舒婷的《致橡樹》及其愛情觀所產生的影響超越了一代人。單是小說，就構成了相當巨大的影響，這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家包括張賢亮和張潔等。「文革」結束以後，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迅速成為當時小說寫作的主要範式，而從性愛問題反思「文革」這場浩劫及其歷史根源的視角，也可以被看作是反思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80年代中期，張潔的兩部作品《愛，是不能忘記的》和《祖母綠》，第一次質疑和拷問沒有愛情的婚姻。張潔對於筆下主人公的婚外情並沒有採取傳統的道德批判，而是充滿了理解和同情；對於扼殺愛情的政治婚姻，則沒有保留地表達了譴責。張賢亮1985年的成名作《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則更為直接地展示了專制意識形態如何摧殘人性並導致了男主人公的性壓抑。此後他的多部作品一直都在試圖表達人性在專制社會所受到的種種壓抑和異化，並呼喚一種真正的人性解放。張賢亮的作品還第一次較為直接地在文中進行了性描寫，在當時引起了轟動及相應的道德批判。這些作品當然不能代表當時所有對性壓抑進行批判的文學作品，但從它們所受到的廣泛歡迎可以看出，當時社會尤其是普通文學讀者對於其浪漫主義性愛觀的認同和渴望。這些作品所塑造的那種基於自由的浪漫愛情觀或純粹愛情觀，對於當時中國人在愛情自由和性自由問題上的啟蒙有著重要的意義。在潘綏銘等1991年對北京大學生的性觀念調查中，分別有90.8%的男生和80.6%的女生表示他們閱讀過愛情文藝作品，有92.1%的男生和77.6%的女生閱讀過性文藝作品，其中768%的男生和58.1%的女生閱讀過描述性交的文藝材料。在同一批大學生中，有398%的調查對象有過接吻的體驗，有30.3%的調查對象有過性愛撫的體驗，而有105%的調查對象則有過性交合的體驗。我們很難確定這兩者之間的直接因果關係，但也很難否定兩者之間互相影響的可能。
與電影和文學相比，這一時期流行歌曲的啟蒙作用往往會被忽視，然而流行歌曲作為一種大眾文化對於民間性愛觀念的啟蒙其實有著巨大的作用。改革開放以後，「文革」前的革命歌曲和愛情歌曲迅速解禁，原來只能在年輕人中偷偷流傳的歌曲終於可以見光了。與此同時，一些新創作的流行歌曲也被廣為傳唱，比如李谷一的《鄉戀》，這些歌曲在很大程度上喚起了當時年輕人對美好婚戀的憧憬。這些歌曲在當時並不能完全獲得主流意識形態的首肯。比如，《人民日報》甚至還針對《鄉戀》展開了討論，抨擊它是「靡靡之音」。但不管怎麼被批評，畢竟這一類歌曲都已被獲准傳唱。港台流行歌曲的進入進一步將歌頌愛情的流行音樂變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先有台灣的校園民謠，後有香港「天王」、「天后」們的「至尊金曲」。這其中，鄧麗君毫無疑問是里程碑式的人物。
2008年4月，深圳大學教授谷勇在接受《深圳商報》訪談、討論流行音樂30年時說：「我是1979年上的大學，記得大學二年級的時候，鄧麗君的歌曲就進來了，我們乍一聽感覺非常新鮮，歌詞很貼近你的心理，不是在談另外一個高高在上的東西，而是直接談我們的生活。」許多人認為，是鄧麗君的愛情歌曲「真正」地解放了中國人的思想，所以她也是「改革開放30年30人」中唯一一位歌手。在她獲得這一殊榮時，有人點評說：當國人急於衝破「革命」倫理的道袍時，鄧麗君的「靡靡之音」才轉化成了個體自由倫理的「我在」。呢喃，具有了一種無堅不摧的顛覆性和哲性魅惑。還有人點評說，在那個解放與壓抑進行拉鋸的時代，她的歌聲象徵了人們對私人生活解放的渴求。毫無疑問，流行歌曲和愛情歌曲的廣泛流傳以及大眾文化和大眾藝術的興起，對性愛觀念的解放與再認識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行文至此，我們可以看出，性愛觀念在80年代的啟蒙與當時整個社會的啟蒙是聯繫在一起的，前者是後者的重要組成部分，並深受後者的影響。正如馬爾庫塞所說：「在特定條件下，性慾可以創造高度文明的人類關係，而不屈從於現存文明對本能的壓抑性組織。」渴望自由，反對禁慾和壓抑，自我意識的萌生都是性愛觀念啟蒙的深層推動力。因此，附著於流行文化和大眾文化的、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性愛啟蒙觀念有著特彆強大的生命力和衝擊力，迅速摧毀了盤踞多年的性愛壓抑並重新闡釋了中國人的關係。我們認為，在這股巨大的力量背後，是改革開放進程中追求自由、反對壓抑的各種社會力量的合力。
來自主流意識形態的「解放思想」的觀念，是性愛觀念啟蒙的最主要推手。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我們國家開展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衝破「兩個凡是」的禁區，開啟了以農村家庭承包為主題的改革開放新時期。到80年代中後期，我們又開展生產力標準的討論，破除對計劃經濟體制的迷信，開啟了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城市改革。這些重要的思想解放和觀念變革，喚起了大家嚮往自由、反對僵化和壓抑的體制與意識形態的需求，去除了壓抑性意識形態與政治體制合法性的基礎。當然，我們需要辯證地看到，在這種商品經濟觀念的影響下，性愛觀念的啟蒙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價值取向的影響。
商品經濟帶來的另一個重要後果是私權利與個人主義的興起。在改革開放之前，性愛問題之所以那麼容易受到打壓，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私人領域極其有限，因此無法為性愛提供一個存在的空間。然而商品經濟興起，導致個人主義觀念逐漸形成，個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被確立。私法領域的生成與發展，就為性愛問題提供了一個巨大的存在空間。性愛觀念的自由發展當然也就成為一種可能。
除了「解放思想」之外，改革開放的另一個直接結果是通過開放讓中國重新認識了世界。弗洛伊德、福柯、馬爾庫塞、弗洛姆等人關於性愛的哲學和心理學思想在中國的大學校園和知識界廣為流傳，他們的作品與其他強調反叛與自由的學者如尼采、薩特的作品一起構成了改革開放時代中國人思想啟蒙的重要思想來源。在大量湧入的西方思潮中，女權主義和性解放的思想作為最為神秘和創新的一部分被圍觀。這些觀點距離國人的傳統觀念是如此之遙遠，以至於它們是在國人的震驚中逐漸傳播開來的。儘管這些觀念離當時中國人的現實世界還很遠，中國人對其內涵的理解也只能說是一知半解，甚至有很多曲解和拒斥，但這畢竟開拓了中國人的視野，並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其中某些人行動的觀念元素。80年代末發生在某些大學的秘密性解放派對就說明了這一點。
「解放思想」的最大受益者和最活躍群體當然是青年群體。相比之下，無論是從需求還是從能力的角度來看，青年群體都更容易接受新鮮觀念與事物，更容易接受國外的觀念，也更容易在傳統力量仍然比較強大的中國社會形成他們的群體認同。所以他們自覺地運用最新的社會觀念作為群體的標識，與其他群體尤其是具有話語權的群體進行區隔與抗爭。他們也是流行歌曲、愛情文藝和愛情電影的最大消費者，通過這種消費不斷建構著自身的群體認同。由於改革開放給青年群體以更多的發展和話語空間，這種群體認同所構建起來的亞文化在80年代迅速成長壯大，而這種反叛性色彩很強的亞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反向建構了新的性愛觀。
浪漫之愛對中國人的性愛觀念當然具有正面而積極的影響，但它自身的內在矛盾，即性與愛的對立，卻很不容易達到統一與和諧。一方面，浪漫之愛肯定了性的重要性，反對性壓抑，賦予性以合法性，在這一點上它是積極有效的。但另一方面，它反對縱慾的主張卻未必有效，因為性問題得到正面肯定的後果之一是釋放出人的本能和原欲的不可阻擋的力量。當性的合法性在中國公眾心中漸漸確立以後，性的問題便不需要再依附於對愛情的探討。在潘綏銘90年代初對大學生性愛觀的研究中，儘管多數調查對象（67.9%）認為先有愛後有性，但也有25.5%的調查對象認為愛和性可以同時產生，還有3.0%的調查對象認為可以先有性後有愛，只有2.7%的調查對象認為可以有愛無性。但重要的是他們已經完全意識到性與愛並不是一回事，而是獨立的兩個範疇。對此研究者十分欣慰地說：「筆者為此而欣慰。無論人們如何看待性與愛的關係，總之，在這個時代里，在這個階層里，『無性文化』已經是一去不復返了。」
自80年代中後期開始，在擺脫了浪漫之愛的約束框架之後，性觀念的進展之快，傳播之迅速和廣泛，都是出乎公眾意料的。浪漫愛情文學的迅速式微，以《白鹿原》《廢都》為代表的性題材小說迅速占領歷史舞台，用身體寫作的美女作家們粉墨登場，只是性問題尋求獨立的冠冕堂皇的表達。在私領域各種性問題更直接的表達方式自80年代中期以後便在民間大行其道。各種黃色的圖片、小說和錄像（當時稱之為「黃帶」）在民間廣泛傳播，常常引發聚眾觀賞。在潘綏銘1991年關於大學生性觀念的研究中，數據顯示，分別有864%的男生和497%的女生看過異性裸體圖像，有42.1%的男生和200%的女生看過描繪性交的圖像資料。這些數據基本表明了當時性表達的普及程度。潘綏銘等對此的評價是：「在當今其實並不很寬鬆的性文化氛圍里，居然有30%左右的女本科生敢於承認自己確實看過，這已經是一個巨大的社會進步了。」（潘綏銘、曾靜，2000：205）另外，各種性作品的廣泛流傳程度還可以從當時意識形態管理部門不斷掀起的反對精神文明污染、「掃黃打非」的各種專項行動中可以窺見一斑。
三、市場邏輯的介入：性觀念的商品化
當理想顯得非常崇高和豐滿時，現實總是那麼的蒼白和骨感。就在作家們為愛高唱讚美詩的時候，就在歌星們不斷創作和吟唱愛情歌曲的時候，就在愛情的合法性乃至一定程度上的性愛自由得到承認的時候，性愛行為背後的商品交換邏輯悄然登上了歷史舞台。商品經濟的邏輯確實為性愛自由提供了前提，但這種邏輯又一定會幹涉性愛自由的價值取向，使之發生扭曲和畸變。這似乎是一個無法規避的殘酷現實：因為性和性符號是最有吸引力的商品，它們既可以直接完成商品交換創造利潤，也可以是其他商品交換過程的重要潤滑劑，因此它們一定會被商業的邏輯所利用。浪漫和自由的愛情觀沒有能在現實中長期主導中國人的性愛觀念，相反，功利主義和商業化的性觀念迅速成為主流，性的問題開始成為社會的焦點，而愛情往往無足輕重。商業化的邏輯對真正意義上的個體間的愛情沒有興趣，它對可以用於商業交換的性問題更有興趣。
中國未必能被稱為波德里亞意義上的消費社會，然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浪漫之愛和對性壓抑的反抗並沒有真正成為一種社會發展的動力，相反，性自由和性解放很快被轉化為一種社會交換，並進而像波德里亞所描述的那樣，向著消費的方向被反轉。有四種形式的商業交換特別值得關注：建立在商品交換基礎之上的婚姻；建立在錢色交易基礎之上的可以被消費的性；被轉化為注意力經濟的性議題；被解構為消費活動的性別解放與性解放話語。
儘管相當多的個體仍然會強調婚姻的基礎是愛情，但在現實中用金錢作為婚姻的基礎已經是不可抵擋的潮流。就在各種文學作品不斷強調浪漫主義愛情，各種流行音樂不斷創造新的愛情歌曲之時，自90年代以來，戀愛和婚姻卻變得越來越「現實」，似乎只有金錢才是用以衡量愛情深淺的最主要標準。能證明愛情價值的不是愛情本身，而是物質財富，婚姻就在這樣的語境中徹底異化了。改革開放社會轉型的商業化邏輯就這樣滲透到具體的日常生活和家庭結構中。
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有少數丈母娘對未來女婿的要求是，結婚要搞齊「36條腿」，也就是所謂的「九大件」。自行車、縫紉機、台式收音機都是結婚必備的物質條件。而這一條件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注入新的內容，各種耐用消費品開始在婚姻交換的舞台上粉墨登場，各種關於奢華婚禮儀式的創想層出不窮。比如今天它的內容就轉變成了男方買房、女方買車，因而更加強化了這種觀念的現實性。婚姻，終於成為一場消費主義的盛宴，並由此生成了一系列的相關產業。以往政治上門當戶對的婚姻邏輯一下子轉化為經濟上的「門當戶對」。因此，殘酷的現實是，當浪漫愛情還沒有在中國成為普遍現實之前，它已經被另一種等價交換的邏輯所取代。更殘酷的現實是，在這些等價交換的邏輯面前，有一些沒有交換資源的個體被剝奪了婚姻和生育的權利，而另一些條件過於優越的個體則找不到「門當戶對」的配偶，從而導致「剩男」與「剩女」兩種邏輯不同的社會問題的出現，而且這兩種社會問題正變得越來越嚴重。
商業交換的邏輯當然不同於門第或政治身份交換的邏輯，但它們在某一些方面有相通之處。比如說，將婚姻建立在一種等價交換的框架之中，就註定了交換的第一性和愛情的第二性，這就導致了不少家庭並非因為愛情而被組建起來或者在經歷了婚姻的討價還價之後失去了愛情，而愛情的喪失又導致了一些夫妻正常的性慾無法得到滿足。又比如，在缺乏愛情的婚姻之外，對於婚外情與婚外性行為的渴望變得越來越普遍和強烈。總體而言，將除自由以外的一切交換邏輯作為婚姻的基礎，都有可能使婚姻無愛無性。就這樣，傳統功利婚戀觀完成了借屍還魂，它就為在婚姻之外放縱自己的性慾提供了前提。
婚姻之外的性愛行為曾經被看作是一種抗爭政治婚姻的大膽舉動而被歌頌，張潔的《祖母綠》就是通過對婚外戀的贊同表達了對社會壓抑的反抗。80年代，也確實有一批從「文革」中走來的中年人告別了自己缺乏愛情的婚姻而與自己的真愛走到了一起。然而，隨著性啟蒙越來越走向自己的反面，婚外戀已經更多地體現出一種錢色交易的內涵，對於無愛婚姻反抗的內涵已經不復存在。人們不得不接受這樣一種事實，就是一旦男人有了錢，就可以在不終止現有婚姻關係的前提下，與其他女性發生較為穩定的性關係，「包二奶」已經變成了相當普遍的社會現象。這種違反道德和法律、有損女性尊嚴的性行為卻堂而皇之地客觀存在著，理由僅僅是這是建立在錢色交換基礎上雙方情願的行為。商品交換邏輯的強大在這裡體現得尤其突出。
婚外性行為的產業化也是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自80年代開始，在外向型經濟最為發達的一些地區，尤其是廣東和浙江的某些市鎮，在很短的時間裡形成了地下性產業鏈。這個行業儘管一直沒有被官方認可，處於違法狀態，經常會受到官方查處，但由於利潤可觀，仍然發展迅速，甚至常常出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此後，這一地下產業鏈不斷地擴散，不僅在地域上，而且也在相關產業的拓展上。性產業發展如此之快，以致從女性的肉體發展到男性的肉體，從洗頭房、歌舞廳發展到各種高級飯店。在許多城市，各種地下的空間被充分利用來發展這種產業及相關產業。
存在的「合理性」常常會對社會觀念產生巨大的衝擊。儘管性產業始終不是官方認可的產業，但它的存在本身便改變了人們對待性問題的態度。人們對於性產業的看法從改革開放之初的深惡痛絕漸漸變成目前的見怪不怪和放任態度。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公眾對於「包二奶」和婚外「一夜情」的看法上。甚至有人認為，「包二奶」是男人事業成功的標誌，無可厚非。「婚外戀」的合法性在電視劇當中顯得尤其明顯。當下不管什麼題材的電視劇，古裝、武俠、商戰、苦情、反貪、警匪等，都會有婚外戀、「包二奶」、應召的情節，甚至連革命題材電視劇比如大量的抗日「神劇」都會出現將婚外戀合法化的符碼錶達。而媒體對於「婚外性行為」的認可和呈現，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一種虛假的觀念環境，使人認為現實社會就是如此，從而增加了放縱婚外性行為的可能。從性壓抑到性放縱，傳統中一直存在的金錢可以與身體進行交易的觀念被重新喚起，並在觀念上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而商品交換的邏輯在其間扮演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性，已經變成了當前社會最具利潤潛力的產業和最取之不盡的資源。
當性成為最受人關注的議題之後，性表達與性一樣，成為可以交換的資源。性議題因而成為注意力經濟的最重要組成部分。正如波德里亞所說：「性慾是消費社會的『頭等大事』，它從多個方面不可思議地決定著大眾傳播的整個意義領域。一切給人看和給人聽的東西都公然地被譜上性的顫音。一切給人消費的東西都染上了性暴露癖。」
性的表達和性的象徵在各種商業活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比如房展、車展以及各種產品促銷的現場均缺少不了女性的身體，性符號的在場被認為對於促銷活動有積極的意義。當然，在這方面應用最為嫻熟的仍然是平面廣告和電視廣告。幾乎絕大多數廣告均以美女的身體以及各種性的明示與暗示作為其促銷的手段，以換取公眾的注意和商品消費行為。儘管沒有任何證據，但廣告主和廣告代理商都堅定地認為，在從生產到消費的驚險一躍中，只有性符號是最有效用的催化劑。於是，性符號成為商業最重要的代言者。
而市場化的大眾傳媒——這種純粹依靠注意力經濟而盈利的機構——更不能脫離性符號的存在。除了上述電視劇中，性情節的存在是收視率的重要保障之外，幾乎所有的媒介節目文本都設法與性議題掛鉤。各級各類的選秀節目和娛樂節目裡充斥著性元素：容貌與暴露、葷段子、主持人之間的性挑逗與性暗示、明星的發嗲和撒嬌；各種脫口秀節目以暴露性隱私為樂，比如童年的性衝動、浪漫的初戀、或苦澀或甜蜜的婚姻、婚外戀的刺激與無奈等；各種娛樂新聞充滿著明星的花邊新聞和性醜聞，甚至連一些嚴肅的新聞節目，都在黃金時間長時段呈現對集體淫亂的深度報道。如果我們做一次大規模的包括娛樂新聞、娛樂節目、電視劇和電視文本的內容分析，那麼各種性的形象、話語和修辭將毫無疑問地會與暴力一樣，成為最常使用的表達方式。
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傳媒上關於性的表達是如何之寬容。《人民日報》在性觀念的問題上一向是比較保守的，因為它代表著官方的態度。然而，該報卻對「比基尼」這種西方性自由和性解放的象徵物十分寬容並多有報道。1987年10月，比基尼首次作為異域風景標籤被《人民日報》寫入對國外風光的介紹描述中；接下來幾年，外國風光元素如海灘、日光浴、沙灘排球等總會與穿著比基尼的外國女性結合起來，比基尼成為一個典型的異域風光標籤。1989年2月，在報道現代化的蘇南農家時，記者特別提及年輕農民夫妻起居室中掛著比基尼畫，並讚揚這是我國農村文化思想解放和文化視野開闊的表現。與此同時，婚前性行為、婚外性活動等觀念正在被作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表征被批判。2004年10月在《解讀巴黎時尚》一文中，作者認為比基尼是打破婦女禁錮的標誌之一。2006年4月25日是比基尼誕生60周年，《人民日報》在第7版專門刊文介紹比基尼的發展歷程，並將之定義為潮流前端、青春美麗的代名詞。而那時，西方的性解放問題仍然被當作洪水猛獸。這種對觀念的批判和對表征的褒揚，非常弔詭地體現出商業邏輯強大的生命力。
新媒體的出現，為各種觀念的表達提供了一個絕好的平台。在新媒體的時代，各種性觀念和性事件通過網際網路的技術賦權，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表達權和話語權。新的現象和概念不斷在這個平台上生成，比如「剩男剩女」「光棍節」「綠茶婊」等。這其中有兩類現象特別值得關注：其一是通過網際網路表達的性解放和性別解放的各種聲音，其二是在網際網路上被曝光的各種性醜聞。前者通常是一種對抗爭的表達，比如女權主義者對於貞操問題的表達、同性戀者對於自身合法性地位的呼籲、某些被潛規則的個體對於潛規則的揭露等。而後者則立即可以吸引大量的注意力。但它們的共同結果就是統統變成一場全民的狂歡和消費的盛宴。
2008年引爆的「艷照門」事件是對陳冠希與眾多涉事女星的曝光，這其中更多的不是什麼捍衛權利的抗爭表達，而是對事件的揭露。當然，這裡是否存在侵犯隱私仍然是有爭議的。對於這一千載難逢的事件，各大網際網路站不遺餘力地加以炒作，不斷爆出猛料，使這一挑戰道德底線的事件成為一場曠日持久的全民狂歡。如果說「艷照門」是個特例，那麼打開每天重要新聞門戶網站的首頁，你都能看到相似的內容和標題：「小三鬧婚禮」「少女遭父強姦」「李亞鵬被拍與妙齡女牽手激吻」等，而且一般都「有圖有真相」。這在某種意義上再次證明，在性的問題上，相較於傳統媒體赤裸裸的商業邏輯，新媒體也不能免俗，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商業邏輯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在意識形態的壓制之下縱慾和觀淫以各種方式存在，在這種弔詭的二元對立之下，當前中國人的性觀念顯得雜亂而缺乏邏輯。對於性的各種主張，大家不知道是應當反對還是應當理解，可以認為這就是性觀念的多元化，但總有醜聞不斷挑戰著人們的底線。性啟蒙終於走到了其目的的反面。
總體而言，改革開放的30多年，中國人的性觀念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它也構成了我們所說的「中國體驗」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們對各種性的問題越來越寬容、越來越理解是一個總體的傾向。性愛自由、個體主義的性愛觀和反對性壓抑是這30多年來在性觀念革命方面最突出的成就。由此可見，20世紀80年代浪漫之愛的性愛啟蒙活動有著積極的影響和意義。然而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許多性觀念，其實並沒有因為性愛自由的啟蒙而消散，性愛自由的啟蒙反而因為商業化邏輯的介入而被終結，傳統中門當戶對的性愛觀和放縱婚外性慾的「人生理想」在市場經濟的今天經過變形再度呈現，構成了當代性愛觀念的新二元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