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2017年3月銀行業開始加強監管以來，同業業務成為了最受關注的銀行業務之一，並且往往被認為是違規行為多發的業務，處於輿論焦點中心。但事實上，同業業務本身是銀行業非常傳統、正常的業務種類，同樣是銀行支持實體的手段之一，卻為何在近年變成了眾矢之的了呢？
一、民國風雲
同業業務該是什麼樣？我們先回到風雲變幻的民國，去看一個實例。
2013年12月（也就是發生6月大錢荒和12月小錢荒的那一年，而錢荒中出問題的正是同業業務），國內金融學學術期刊《金融研究》發表了劉沖、盤宇章兩位博士的《銀行間市場與金融穩定——理論與證據》一文。這篇文章專門挖掘了1935年「白銀風潮」衝擊下的上海銀行業，分析了當年的同業業務是如何幫銀行抵禦了流動性衝擊。
1930年代初，中國正陷於積貧積弱的亂世之中，但東部沿海國門洞敞，貿易興起，還是取得了一定的經濟發展，上海成為國內金融中心，大量內外資銀行在此營業。當時實施銀本位的貨幣制度，而銀價持續下跌，白銀在國內在購買力超過海外，中國享受了貨幣貶值帶來的出口增長，經濟繁榮，白銀大量流入中國。而此時的西方正在大蕭條的泥沼中掙扎，他們大多實施金本位，苦苦承受著金貴銀賤帶來的緊縮後果，再也坐不住了。1933年各國開始出手穩定銀價，1934年，美國放棄金本位，使美元貶值，隨後又出台《購銀法案》，全球銀價大漲，大量白銀流出中國，中國陷入「錢荒」，史稱「白銀風潮」。這種情況用現在的語言叫「資本外逃」。該論文研究發現，當時上海灘上受白銀衝擊比較大的銀行，求助於銀行間市場，避免了大規模的銀行破產現象和金融動盪，整個經濟體也避免了系統性風險，保持了穩定。成功抵禦了白銀風潮衝擊之後，民國經濟的「黃金十年」得以延續，也為後面的全面抗日戰爭奠定了一定的物質基礎。
當時的銀行業跟如今有很大區別，比如缺乏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國民政府一直是小政府），更沒有一家強力的中央銀行作為最後貸款人，當時的中央銀行甚至連貨幣發行都不能完全掌控（白銀風潮後才建立法幣制度），銀行業類似於新古典的自由銀行制度。而1932年開始，上海銀行公會已經建立了銀行間同業市場。該論文通過量化分析後認為，是這一銀行間同業市場的存在，使銀行業有效應對了衝擊。而與之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未加入銀行間市場的錢莊，則遭受巨大損失，紛紛破產，最後是國民政府組織大型銀行給予救助。
這一實例，為我們展現了銀行同業業務的天然職能：通過銀行間調劑資金餘缺，從而實現減震器、穩定網的功能，保持經濟、金融穩定。
二、同業邏輯
廣義的同業業務，泛指金融機構之間各種業務合作，但日常意義的同業業務，則是指有相互資金往來的業務。根據2014年初《關於規範金融機構同業業務的通知》（127號文）的定義，同業業務包括「同業拆借、同業存款、同業借款、同業代付、買入返售（賣出回購）等同業融資業務和同業投資業務」。
這些同業業務原本是金融機構極其常規的日常業務。1984年10月，人行開始履行央行職責，商業銀行業務由四大專業銀行辦理，二級銀行制度形成，央行開始允許四大專業銀行間互相拆藉資金，同業拆借便開始出現。1986年初開始，央行又允許全國各地建立同業拆借市場，但隨後各地亂象很多，於是央行開始清理整頓，籌建全國統一的銀行同業拆借市場。該市場最終於1996年1月成立，並於6月放開利率管制，成為我國利率市場化的先聲。此後，央行有步驟地放開其他金融機構（保險公司、證券公司等）進入市場，同業市場規模越來越大，發展進入快車道。
同業市場成為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相互借錢（指基礎貨幣，亦即銀行存放央行的準備金）的交易場所，這裡就涉及到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在這個市場上借錢是做什麼用的？也就是說，這個業務的初心是什麼，或者說，根本邏輯是什麼。同業業務至少能實現兩大類功能：
（1）短期功能，調劑資金餘缺。單單就拆借業務而言，監管一直明確這是「短期資金拆借」的行為，主要是為了調劑資金餘缺，是一種流動性管理方式。這就好比1935年「白銀風潮」中的例子，在關鍵時刻，銀行間相互江湖救急，保持了整個體系的穩定。這一需求來自於銀行天然的期限錯配。比如，存款期限很短（活期存款甚至客戶隨時可取），信貸投放期限更長，萬一儲戶提取（或轉至他行）存款超過預期，或者重要客戶有臨時的信貸申請，銀行就先籌措同業資金應付流動性需求。換言之，自從可以從同業市場借錢周轉，銀行就可以適度降低自己的流動性儲備，把更多資金投放給借款人，更好地支持實體。否則，銀行得囤更多資金用於不時之需，對實體的支持力度也就弱了。
（2）中長期功能，優化銀行間資源配置。除調劑資金短期餘缺外，同業業務也可用於更長期限的資金交易，以優化不同銀行之間的資源配置。比如，不同的銀行有不同的擅長領域，有些銀行嚴重「偏科」，A銀行擅長甄別信用風險，發放貸款，但基礎貨幣不足，吸收存款並不是它的強項，而B銀行則擅長吸收存款，但並不擅長放貸款。那麼，A銀行可向B銀行借入一定期限的資金（同業存放），用於發放貸款，賺取利差（但也承擔貸款風險，風險-收益匹配），B銀行也分享了回報（同業業務實現了B銀行從A銀行「借」放款能力）。前面例子中A、B銀行是業務能力不同，此外也有可能是監管條件不同，比如，C銀行存貸款客戶都很多，但資本金不足，資本充足率已到極限，無法向某位重要客戶新增貸款，而D銀行存貸款基礎都弱，資本充足率不高。於是，C銀行向D銀行投放一筆同業存款，D銀行再向此客戶投放貸款（同業業務實現了C銀行從D銀行「借」資本金）。如果沒有同業業務，那麼B銀行、C銀行的資金將很難用於支持實體，只能趴在帳上睡覺。所以，同業業務也能起到優化資源配置、支持實體的作用。
因此，同業業務的初心，和所有金融業務一樣，原本都必須是支持實體，增加社會總產出。這是一項非常「正經」的業務，那麼它後來如何慢慢變味了呢？
三、同業鴉片
雖然金融應支持實體，但不是無條件把資金投向實體，風險控制是永遠的主題。銀行為了追求更高盈利，難免有衝動去承擔更多風險。因此，為了控制銀行業整體風險水平，防止發生系統性風險，監管層設定了各種指標，涉及流動性風險管理、信用風險管理、資本充足性管理等方面，從根本上遏制銀行風險擴張的衝動。
而聰明的銀行人慢慢發現，同業業務可以成為額外加風險（也就是額外賺收入）的手段。同業業務的不規範行為，從原理上講，都可歸納為規避監管，實現額外的風險擴張。風險擴張的手段，無非加槓桿、加錯配（久期）、降信用。
（1）加槓桿。借入同業負債，投向同業資產或其他資產，這會增加全行槓桿水平。前文已提到，如果最終投向實體的，那這本身符合同業業務初衷，對於存款基礎差但資產基礎好的銀行，其實是合適的做法。但如果槓桿因此過度擴大，風險可能會超過銀行自身管理能力。原本，資本充足率等監管指標可以管控銀行過度加槓桿，制約他們過度風險擴張。但是，早年，非標問世之後，銀行通過把信貸資產包裝成風險權重更低的同業資產，實現了資本漏提，美化了資本充足率指標。這是典型的監管套利，非標的引進，使同業業務發生異化，成為節省資本，從而實現額外加槓桿的手段。2014年《127號文》已要求這些非標也按100%權重計提風險權重，但新的花樣仍時有出現。
（2）加錯配（久期）。銀行往往通過短負債、長資產，賺取錯配收益，但也承擔了錯配帶來的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為控制風險水平，監管層往往對錯配程度有嚴格規定。但是，同業業務可以多層嵌套，雖然每一家銀行的錯配程度都是合規的，但從頭到尾算起來，全鏈條的錯配程度則高得離譜了。這樣的市場，一旦有風吹草動，就可能帶來巨大波動，2013年6月「錢荒」就是例證，多家銀行的同業業務頭尾相接，層層嵌套，層層錯配，一旦中間某家銀行發生違約，就會產生鏈鎖反應。在這種情況下，同業業務不再是減震器，而是剛好相反，反而加大了市場波動。因此，監管層一直在要求減少嵌套環節。
（3）降信用。為管控銀行資產的信用風險，監管層設定了很多指標，包括不良率、撥備要求、投向要求（某些領域不允許投放）等。但是，把信貸資產包裝成同業投資後，尤其是把資產質量較差、投向不符要求的信貸包裝過去，就可以美化上述一些指標。以此，銀行通過節省監管成本（比如撥備）額外增加了盈利。這一現象在2012年之後特別突出，當時監管開始管控銀行將信貸投向房地產、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在利潤驅使下，銀行便以同業投資（非標等）的形式向這些領域放款，從而規避了投向要求監管。這些行為構成了所謂的「出表」，一直遭受質疑。
上述這些行為，通過把信貸包裝成同業投資，或者加大錯配、槓桿的方式，突破監管規定，從而額外增加盈利。這些行為像吸食鴉片，一旦染上就有點難戒。
四、回歸初心
只要有利潤，就會有人冒險。從同業市場借入短期資金，用於投放長期資產，實現盈利，這種不當做法幾乎在同業市場早期就已出現，屢禁不絕。到了近年，尤其是2012年開始監管、調控逐漸從嚴，這種規避監管的需求越來越強烈，這些做法也就越來越盛行。監管層意識到風險在積聚，也發生了2013年「錢荒」這種局部風險事件，於是開始一系列管控。
2014年《127號文》給予了全面管控，銀行間同業業務的占比開始回落，但仍有新法子不斷被發明出來，主要是通過非銀通道實施的同業業務開始增加。2015年底，央行出台了MPA，2016年開始試行，對全部「廣義信貸」給予總量管控，才對同業資產規模有明顯遏制。2016年下半年開始，央行啟動金融去槓桿，主動抬高了銀行間市場利率，使同業業務的資金成本抬升，有些套利業務變得無利可圖，開始瓦解。2017年3月，銀監會開始一系列監管檢查，監管套利是其中重點。在這一系列政策聯合治理下，非銀同業業務開始顯著收縮。
未來，同業業務首先要回歸支持實體的初心，起到調劑短期資金或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成為銀行業的減震器，和支持實體的利器。同業業務是一種資金批發業務，也是支持實體的方式，尤其是對業務嚴重偏科的銀行，意義重大。不同銀行可以審視自己的比較優勢，根據自身資產、負債業務能力和客戶稟賦，合理選擇同業業務類型。資產業務特彆強的，可以主動吸收同業負債，用於放款；負債業務特彆強的，則可以將資金批發給資產業務優勢銀行，實現共贏。但在開展這些業務的過程中，不能藉機規避監管，美化監管指標，額外擴張風險，這是觸不得的紅線。
為達成回歸實體之目標，需要監管層對銀行的同業業務行為嚴加管控。預計後續，針對同業業務的監管高壓不會放鬆，密集檢查不會放鬆，對查出的監管套利行為施以嚴懲。但現行「一行三會」的監管體系給監管檢查帶來一定的難度，尤其是當同業業務涉及不同監管部門管轄的金融機構時（比如銀行與證券公司之間），單個監管部門無法實現穿透檢查，不同監管部門之間又協調不足，因此仍有監管漏洞。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的成立，能夠彌補這一漏洞，負責整體金融體系的監管，通過彙集全行業數據，實現「一穿到底」，讓監管套利行為無處遁形。
但同時，並不能排除不會有新的監管套利行為被「發明」出來，況且金穩委新近成立，待其發揮成效也需時日。因此，在監管真的做到萬無一失之前，總量管制依然有必要，在無法確定某筆業務是否存在「監管套利」行為時，權宜之計只能是先控制總量。因此，類似同業負債占比之類的要求短期內仍有必要。待到未來監管效果良好，監管套利行為被有效遏制之後，可以適度放鬆總量管制，使嚴重偏科的銀行也有用武之地，投入到支持實體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