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未名讀書/清北讀書/墨香學術
轉自：學術派
北京大學原校長、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吳樹青於2020年1月1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吳樹青先生早在1997年就曾撰文提出「社會科學的錢學森之問」: 「為什麼我國沒有培養出文科大師?「
後吳校長親自寫文回答自己的提問：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南遷，在湖南長沙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不久，上海、南京相繼淪陷，長沙臨時大學不得不再次西遷雲南，在昆明成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從1938年5月開始上課，到1946年5月宣布結束，西南聯大在昆明整整八年。
八年中，西南聯大不僅集中了一大批著名教授和學者，做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使昆明成為當時中國最重要的教育文化中心之一，而且也為國家培養、造就了相當可觀的優秀人才。這些人才當中，有許多是蜚聲中外的一流科學家、哲學家、史學家、文學家……所以，西南聯大被學術界公認為戰時中國辦得最成功的大學。世界著名的科學史學家李約瑟稱聯大可與牛津、劍橋、哈佛相媲美。
今天，回顧、緬懷西南聯大的辦學歷程，其中有哪些成功的經驗可資我們學習和借鑑呢？
一、廣泛吸納一流的師資
西南聯大的辦學者、三常委之一梅貽琦認為：「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之。」他說，「師資為大學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圖之也至極。」正是由於其深知著名教授授於大學的重要意義，所以他們才千方百計、不遺餘力地從各方聘請名師來聯大任教。聯大八年，其教師常年維持在350人左右，其中教授、副教授占教師總數一半以上，約179人，這在當時國內大學中是絕無僅有的。連國民政府教育部也稱它是「囤集教授」。不僅數量多，聯大教師的陣容也是國內大學中力量最強的，幾乎當時所有主要學科的權威和領軍人物都集中在聯大。民國時期，中央研究院院士81人，聯大教授有26人。
這些教授在基礎教育階段，受到了嚴格的中國傳統教育，同時又有留學歐美的經歷。據統計，西南聯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歐陸，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學。聯大三常委中，兩位留美，一位出洋考察過。5位院長，全為留美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國文學系及兩位留歐陸，3位留英外，皆為留美。真正是會通古今、會通文理、會通中西的人物。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堪稱為聯大教授的典型代表。他能背誦「十三經」全文，通曉14種外國語言文字，並多次為國際學術界知名學者解答疑難。他在聯大講授隋唐史時說：「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過去未曾講過的。」何等的學識與氣魄！
西南聯大有如此強的教師陣容，是由於聯大在選人、用人上有幾個特點：
一是注重競爭。做教師的時刻都能感受到教學與研究的壓力。西南聯大的必修課多由有名望的教授擔任，而選修課則由青年教師來上，往往是一門課由幾位教師同時來上。如中國文學系的「楚辭」課，就是由聞一多、羅庸、游國恩、彭仲鐸來上，各人講課的角度不一樣。聞一多是從研究古代神話的角度講授，羅庸則從楚辭、詩經到五言、七言詩的過度這個角度來講的。又如中國通史是聯大各學院學生都要上的課程，這門課由吳晗、雷海宗和錢穆來講。吳晗用「縱法」來講制度演變史，雷海宗用「橫法」講歷史循環論，而錢穆則講中國史大綱，否認中國封建社會的存在，宣揚復古主義思想。學生可選其中任一位教授的課聽，如果時間安排得過來，幾位教授的課都可以去聽。此舉於學生可以開闊視野，於教師無疑是一種教學壓力。而這種情形在聯大則是極平常的事情。
二是善於激勵。為了穩定優秀教師，聯大規定：教師在聯大任職滿五年，而學校又有意續聘的，教師提出申請並經教授會同意，可以帶薪到國外大學或研究機構訪學休假。在聯大期間，曾有數十位教師到國外著名大學訪學研究，保證了這些教師得以不斷提高和學術創新。
三是選用教師不拘一格。西南聯大集中了我國當時大批一流的教授學者，人才濟濟，強手如雲。這裡自然是一個講求資歷的地方。但聯大也力求做不拘一格，惟才是聘。論資歷，沈從文只上過小學，華羅庚中學沒有畢業，錢穆也沒有大學學歷，但絲毫不影響聯大聘他們做教授。另外，費孝通、錢鍾書、吳晗、卞之琳等人都是聯大期間新聘的教師。這些人後來都成了聞名中外的學者。
二、學術自由，教授治校
大學是教書育人、研究學術的地方，享有學術自由、實行教授治校是理所當然不證自明的道理。西南聯大之所以辦學成就斐然，就在於它能頂住來自外部的種種壓力，維護了大學教授的正當需求，使真正的學術探究成為可能。
1939年3月，陳立夫就任教育部部長後，屢發訓令，採取種種措施對大學加強控制，諸如統一頒布大學科目表，統一課程，統一教材，實行畢業考試總考制，等等。這些舉措當即引起聯大教授的群起抵制。聯大為此專門召開學校教務會議，要求學校致函教育部轉述教授們的意見。這就是著名的《教務會議呈常委會函》。文中說：
「拂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豈可以刻板文章，勒令從同。世界各著名大學之課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課程各大學教授之內容亦未有一成不變者。」「教育部為有權者，大學為有能者，權、能分職，事乃以治。」「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一切設施均有成規，行之有年，縱不敢謂極有成績，亦可謂為當無流弊，似不必輕易更張。」
這份教務會議的意見書，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在一定意義上，它是西南聯大的辦學宣言。酣暢淋漓地表達了大學之所以為大學的根據。好在當時的教育部還知道大學是教授們的大學，教授們是不好惹的，有好教授才有好大學，無好教授哪來好大學？末了只好知難而退，不了了之。
說學術自由，還有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在當時的西南聯大包容了各黨各派的教授與學生。雖不能完全指出誰是哪一黨哪一派，但至少可以說在聯大之下左、中、右都有。教授方面，有屬於左派政黨的聞一多、曾昭掄先生；在民主社會黨中有潘光旦、費孝通先生；無黨派而批評政府的有張奚若、陳序經先生；比較中立而對政府常有意見的有陳岱孫、王贛愚先生；屬於國民黨反對派的有錢端升先生；屬於國民黨批評派的有周炳琳、楊振聲先生；國民黨開明分子有馮友蘭、雷海宗先生；三青團的有姚從吾、陳雪屏先生……黨派雖說形形色色，但都能在學術自由的大旗下各不相擾，「同無妨異，異不害同」，「八音合奏，終和且平」。對此，聯大常委梅貽琦的態度是，「對於校局，則以為應追隨蔡孑民先生兼容並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情況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所以為清華，正應於此注意也。」
聯大的教授們享有較高的學術自由，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在那個年代，教授們能夠自由流動，自由選擇職業、居住地和生存方式，在流動中比較、尋求最適合於自己的職業與歸宿。潘光旦曾說過，經常流動的人是做不成學問的。其實不流動的人也做不成學問。適當的流動才能做出學問。有人統計過北大、清華，南開和北師大在1949年前100位教授的流動情況，他們平均自由流動三次，多的達四五次。
馮友蘭教授做了八年聯大文學院院長，他是極贊成學術自由的。他認為，對於大學，國家社會要持不干涉的態度，國家社會要予他們研究自由，並且要給予他們選擇人才的自由，外邊的人不能干涉。聯大的賀麟教授1941年寫過一篇《學術與政治》的文章，他說，「學術在本質上必然是獨立自由的，不能獨立自由的學術，根本不能算是學術。學術是一個自主的王國，她有她的大經大法，她有她神聖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廣大的範圍和領域，別人不能侵犯。」
除了學術自由，西南聯大再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教授治校。聯大的最高行政機構是常務委員會，由三校校長組成。校一級民主管理機構主要有校務會議和教授會。校務會議由聯大常委主席召集，由常委委員、秘書主任、教務長、總務長、訓導長、各學院院長及教授代表12人組成，其職能主要是：討論「本大學預算及決算；大學學院學系之設立與廢止；大學各種規程；建築及他項重要設備；校務改進事項；常務委員會交議事項。」教授會則由全體教授、副教授組成，其權限是：審議「教學及研究事項改進之方案；學生導育之方案；學生畢業成績及學位之授予；建議於常委會或校務會議事項；常委會或校務會議交議事項。」此外，聯大還設立各種專門委員會，聘請教授和高級職員為委員，由一名教授任主席，以解決各種專門問題。由於上述機構都由教授充任，所以在做出各種決策時，大都能體現教授們的民主意願。這使教授們普遍感到，「學校是我們大家的，誰都有一份兒」。
三、科學的人才培養模式
西南聯大之所以培養出眾多的一流人才，與其推行通才教育的培養模式極有關係。二十世界三四時年代，我國大學教育界曾有過一次是培養通才還是培養專才的激烈爭論。起因是為改變當時重文輕實、建設人才奇缺的狀況，1932年5月陳果夫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上提出《改革教育方案》，主張「全國各大學及專門學院自本年度起，一律停止招收文法藝術等科學生，暫定以十年為限。」此論一出，教育界一片譁然。「真箇停辦各大學文科十年，全國教育將要因此退化五十年。」
梅貽琦等人則力主在大學推行通才教育。他在《大學一解》中，積極堅持「大學之道，在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他認為，「大學期內，通專雖應兼顧，而重心所寄，應在通而不在專。」「社會所需要者，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以無通才之專家臨民，其結果不為新民，而為擾民。」大學的重心在培養通才，而社會所需要的專門人才又從何而來？梅貽琦說：「大學雖重要，究不為教育之全部，造就通才雖為大學應有之任務而造就專才則固別有機構在。」這些機構「一曰大學之研究院」，「二曰高級之專門學校」，「三曰社會事業本身之訓練」，都可以擔負培養專才的任務。
為實施通才教育，西南聯大實行靈活的選課制，以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聯大的必修課大都開在一年級，到三四年級絕大多數課程都是選修課，選修課的比重較大，一般要占到總學分的60%以上。據統計，聯大八年，開出了1600多門課程。聯大規定，文學院學生要必修一門自然科學課程，同時要必修兩門社會科學課程。理工科學生所修的人文社會科學課程則更為豐富。他們可和文科學生一樣，經常聆聽許多著名文科大師的教誨。有些課程因名額有限，許多學生未能選上，他們就不要學分，抽空去旁聽。錢穆先生講授的中國通史課，正式選修的只有幾十人，而旁聽竟有數百人！性格怪僻、行事荒唐的劉文典先生講授《紅樓夢》時，也曾出現因聽眾較多而三易教室的事情。一位學生在聽了這些名宿的精彩講課後，佩服的五體投地，大發感嘆：「現在才真正明白什麼叫『朝聞道，夕死可矣』！」後來，有一位曾在西南聯大任教的教授作家到美國講學，美國人問他，西南聯大八年，設備條件那樣差，教授學生生活那樣苦，為什麼能出那樣多的人才？——有一個專門研究聯大校史的美國教授以為聯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華、南開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為什麼？這位作家回答了兩個字：自由！
其實，自由只是聯大風格的一個方面。其對學生的嚴格要求從不在哪一所大學之下。聯大實行學分制，同時也規定學生必須學習期滿四年。其《教務通則》規定了學分數與年級的關係；一年級以上之學生，其年級依所得學分編定之；已得33學分者，編入二年級；已得66學分者，編入三年級；已得90學分者，編入四年級。但「黨義」、「體育」、「軍事訓練」之學分不計在內。成績計算採用百分制，60分為及格，如果學生一年中不及格課程的學分數占總學分的三分之一，須留級；達二分之一者，則自動退學。不及格者不予補考，學分為零。選修課不及格者，可選其他課以補足學分。若是必修課不及格，下學年須重修，隔年再修，即使及格了也不記學分。聯大工學院有位教授甚至在學生考試中定了一條這樣的嚴令：凡小數出錯，錯一位，其分數乘以10%，錯兩位，乘以1%。此舉讓每位學生戰戰兢兢，不敢有絲毫鬆懈。因此，有人稱聯大的管理模式是無為而治，外松內緊。正是這種無為而治、外松內緊，才使得聯大教授年年有著述，學生代代人才輩出，在現代中國教育史上寫下了輝煌的篇章。
科學發現的經驗表明，對正常條件下發育完美事物的本質研究，能使我們獲得較全面的認識和發現，但對不利條件下茁壯成長的特殊事例的典型研究，常常幫助我們對事物的本質認識得更加深刻，並由此發展出新理論，因為事件異常，總是把事物的本質機理暴露得更明顯。在處境險惡、艱辛備嘗的條件下，西南聯大無論是取得的學術成就，還是它所培養的人才，都不能不令世人刮目相看。現如今，我們正在全力推進教育改革和教育創新，積極創建我國的世界一流大學，西南聯大成功的辦學實踐無疑應是我們學習、借鑑的典範。
對照西南聯大的辦學實踐，有這樣幾個問題值得我們今天的辦學者。其一，名師出高徒。西南聯大之所以培養出了眾多的一流人才，是因為聯大聚集了一大批會通古今、會通文理、會通中西的大師，隨便提出聯大的一位教授，其成就都會使我們今天的人稱羨不已，自嘆不如。我們今天的大學校園裡還有沒有這些會通古今、會通文理、會通中外的人物？我什麼東西讓這樣的人物消失了？
其二，西南聯大之所以人才輩出，與其推行通才教育的培養模式極有關係。我們自1952年實行院系調整以來，學習所謂蘇聯經驗，適應經濟建設的迫切需要，以專才教育代替通才教育。還不僅如此，發展到現在，連中學裡也是文理分科。前北大校長問：為什麼我們沒有培養出文科大師？其實，又何止沒有培養出文科大師，理科大師又培養出幾何？
其三，西南聯大之所以大家雲集，學術成就眾多，還在於其推行學術自由、教授治校、大學自治。我們的高等教育改革已行之有年，但改來革去，步子終歸不大。對外，總是不出如來佛的手心，大學中的主要事情都得由政府及主管部門定奪；對內，學術管理讓位於行政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