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耿凌波
不久之前,趙婷憑藉《無依之地》獲得第78屆美國電影電視金球獎最佳導演,成為金球獎歷史上首位獲得最佳導演的亞裔女性、第二位獲得該獎項的女導演。更早之前,《無依之地》還在第77屆威尼斯電影節獲得最佳影片大獎,該片成為史上第8部由華人導演執導,拿下金獅獎的電影。
與此同時,讓大眾熱議的還有還有關於趙婷家庭的新聞——著名演員宋丹丹是趙婷的繼母,「家庭背景和資源決定一切,不然她成不了」,以及有關她本人性別、族裔、國際的討論,「這是趙婷的榮譽,不是中國人的榮譽」「她拍的是美國人的故事,與中國人無關」「女人做導演很了不起嗎?」
似乎,在我們開始認識趙婷時,她就已經是在創作和表達上非常成熟的女導演了。她可以打破文化隔閡講述令全人類能夠產生共鳴的故事。但在趙婷成為趙婷之前,她的人生經歷與她的作品之間可能存在著怎樣微妙的聯繫?她又是如何處理外界聲音與自身失落之間的關係?
感受失落
《無依之地》的故事源自一場什麼樣的變化?導演趙婷在接受國外著名電影媒體IndieWire採訪時給出了答案,「對過去曾擁有的生活感到的巨大失落」。很難說,對於一個童年就遭逢「父母離異又各自重組家庭」際遇的女孩,趙婷第一次感受的這種失落是在什麼時候。
在外界的大部分採訪中,趙婷將矛頭對準自己內心世界的時刻是稀少的。我們只知道,她1997年獨自前往國外求學,面對的是「當時國外對中國人的偏見還是很多」的文化環境。
在任何需要填寫資料的時候,她都需要將自己「分類」:去看醫生的時候圈出「女性」,去車管所時圈出「亞裔」。用趙婷自己的話來說,「人們總會給我們貼標籤,這讓人們覺得安全」。而語言的不通,更像一根尖刺,時刻提醒她自己「還不夠好」。
這種自我懷疑的持續,讓她對外界的關注點也在發生著變化。在美國讀大學期間,趙婷選擇主修美國政治學,「我想知道為什麼中國人不能像其他人那樣融入美國社會」。
彼時,趙婷最嚮往的工作是進聯合國。但隨著畢業時間的臨近,她越發清醒得認識到,「無論再怎麼想改變社會,你就是大機器中的一顆螺絲釘」。回憶起那段時光,趙婷毫不諱言自己的窘迫,「找不著工作,一個研究美國政治的中國姑娘,誰理你啊。」
大學畢業初期,她只能找些與國際政治毫不想乾的活兒干——房地產推銷、賣衣服、酒吧打工、餐廳刷盤子……這些機械性勞動為她短暫換取了繼續留在紐約的生存資料,也讓她漸漸對政治失去了興趣,「你不能改變世界,我很早就懂這個道理」。
相對而言,「講故事」則是她能夠控制的事情。
研究生期間,趙婷去了紐約大學帝勢藝術學院學習電影,她在採訪中,這樣描述這個決定對她的意義:「哪怕我表達的故事只能影響一個人,也更讓我覺得有意思。」可彼時的她還不知道,講故事或許可控,但想要把故事講給觀眾,這中間依然可能要面對那種熟悉的失落感。
大三那年,趙婷她很急迫地想要拍出處女作長片。但當時美國整個獨立電影的生存環境非常艱難,在好萊塢大的製片廠的擠壓之下,大量的獨立電影公司開始倒閉,「500萬到1500萬美元之間成本的獨立電影就很難生存了」,趙婷曾在採訪中訴苦。
在電影開拍前一天,劇組就失去了資金,「對方告訴我要等到明年」。但這還不是最糟糕的,晚上趙婷回到家,發現家裡被偷了,她的攝影設備、電腦、硬碟都不見了,嘈雜的行業環境和混亂的籌資情況,一度讓她陷入迷茫。
這種境遇就像是《無依之地》中的女主Fern,失去了一切熟悉的、可以依靠的東西:自己深愛的丈夫去世、賴以生存的內華達帝國鎮石膏板廠關停,剛剛踏上廂車流浪之路又要面臨種種不適應和生存難題……似乎只有孤獨是永恆的。
打破隔閡
破除這種失落感的籠罩,是Fern和趙婷的共同課題。
雖然為了打短工,需要像候鳥般遷徙;洗澡洗衣不方便,大便也只能在自備水桶中解決;直面嚴寒酷暑,還要做好隨時被保安趕走的準備。但Fern接受了這一切的不適應,哪怕遇到妹妹願意留她在身邊生活、在營地結識的大衛願意與她相伴餘生,也依然沒能動搖她。
Fern堅持走在自己選擇的路上,繼續這趟通往自我發現之旅。同樣的,在拍完《哥哥教我唱的歌》之後,趙婷沒有放棄繼續拍電影,只是搬離了嘈雜的紐約。選擇自己想過的生活,然後接受它帶給你的快樂,也接受它所包含的痛苦,可能就是Fern和趙婷的答案。
最終,靠著在校友《哈利·波特與魔法石》和《小鬼當家》導演克里斯·哥倫布在紐約大學設立的扶持青年導演的獎金計劃中拿到的10萬美金,趙婷完成了處女作,她現在已經能夠坦然面對當時的窘迫,「到了《騎士》我只有八萬美金,也可以很好地駕馭這種小成本電影了」。
不僅僅是面對創作之外的難題,趙婷的創作當中,也貫穿著對再度陷入那種「失落感」的抗衡。她不止一次強調,自己為什麼要拍電影:「因為通過講故事,我們可以分享共同的人類經驗」,而恰恰是這種分享、交流的動作,才能夠打破人與人之間,因為種族、性別、膚色甚至是高矮胖瘦而建立起來的隔閡。
《無依之地》在電影節上的首映,讓趙婷再一次確認這一點,當天汽車影院裡閃爍的一片車燈,都是《無依之地》中出現過的素人——那些真實生活在廂車裡的現代遊牧民。在此之前,他們當中甚至有人連「金獅獎」是什麼都不知道,但因為電影,他們出現在了首映禮上。
「這讓我想到我們的祖先圍坐在山洞裡的篝火邊,那種深切的人類想要通過分享故事和彼此交流的基本需求,這對我來說非常震撼。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止我們與他人相連,不管情況有多糟糕,我們需要這樣的人情紐帶。」趙婷在採訪中曾說道。
而這也是她痴迷講述「人類經驗」故事的原因,「讓觀眾走進來——不管他們相信什麼,是否同意我的觀點——讓他們看到這些故事人物的視角,再帶著他們自己的觀點離開,然後開始一場對話」,只有具有普適性的「人類經驗」的故事才能展現出這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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