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史記》在18世紀被傳往俄國，19世紀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帶回大量中國藏書使俄藏《史記》的種類繁多，20世紀俄國和蘇聯時期都曾大規模來華購書，俄藏《史記》更加豐富。俄羅斯漢學家19世紀起就節譯過《史記》，20世紀自1972年起啟動了俄文全譯註釋《史記》的宏偉工程，於2010年推出了世界上惟一一種歐洲語言的《史記》全文譯註本。《史記》在俄羅斯被收藏、翻譯的過程，折射了中國文化在俄羅斯傳播的歷史過程。
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史記》不僅為中國歷代史家提供了典範，也被世界各民族廣泛關注。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史記》已流傳到高麗王國；在當代韓國，自1960年代中期至1999年已出版韓文《史記》翻譯本(包括全譯本和節譯本)共20餘種。公元7世紀，《史記》隨第一批遣隋使被帶入日本。日譯《史記》方面，自15世紀桃源瑞仙的「國字解」《史記》至今，《史記》的全譯本和選譯本達上百種之多。19世紀末，《史記》英文摘譯首先出現在《皇家亞洲文會會刊》上，此後20世紀美國雜誌上發表過《史記》的多種摘譯本，20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分別有兩次大規模翻譯《史記》的高潮。20世紀70年代英國漢學家摘譯過《史記•列傳》中的內容，1994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英國漢學家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的《史記》選譯本。《史記》的德文本最早見於19世紀中期，20世紀50年代《史記》多種德文摘譯相繼出現。最早最大規模翻譯《史記》的法國漢學家沙畹( douard Chavannes)在1895-1905年間出版了《史記》卷一至四十七的法文譯註本。1960年代，法譯本又補充了《史記》卷四十八至五十二。《史記》早在俄羅斯漢學起步的18世紀就傳入俄境，俄文全譯註釋本《史記》是世界上惟一一種歐洲語言的全文譯註本，《史記》自18世紀進入俄國直至21世紀被全文俄譯註釋的過程，折射了中國文化在俄羅斯傳播的歷史軌跡。
《史記》在俄羅斯的收藏
17世紀起俄國有了關於中國的確切描述。18世紀在彼得一世引領的俄國啟蒙運動中，俄國同西歐在科學文化方面的密切接觸，將人文主義、純理性主義思潮傳入俄國知識界。歐洲熱衷於從東方、中國尋找推動歐洲發展的有利因素，這直接影響著俄國對中國文化的態度。在彼得一世倡議下於1714年建立起來的珍寶館中國藏書豐富。1724年彼得堡科學院成立後，珍寶館的藏書構成了科學院圖書館。但1747年的火災使這些藏書毀於一旦。1753年，俄國向中國派出了履行恰克圖條約的第六批商隊，科學院派出醫生葉拉契奇(Ф. Л. Eлачич)隨商隊為科學院圖書館在中國補充購買書籍。由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回國的科學院翻譯羅索欣為葉拉契奇擬定了採購書目。此行葉拉契奇在中國滯留了3年，依書目收集到中國書籍42種，其中包括《廣域記》、《大明一統志》、《史記》、《資治通鑑》、《資治通鑑綱目》、《漢書》、《北史》、《南史》等。18世紀科學院幾次為館藏中國圖書編目，18世紀末正式出版的布塞(科學院圖書館管理員)書目顯示，當時科學院藏中國書籍計238種，分為哲學、國家、軍隊類(如《書經》、《詩經》、《易經》、《禮記》、《老子》、《大清律例》等)，歷史地理類(如《春秋》、《史記》、《漢書》、《明史》、《大清一統志》等)，天文和地理類，醫學類，小說類(《金瓶梅》、《水滸傳》等)、啟蒙類(《千字文》等)等。葉拉契奇的中國購書之行是科學院首次有目的地前往中國採購圖書。18世紀時期彼得堡的中國藏書量為歐洲之巨，《史記》已在其列。
19世紀俄國向中國派出的東正教使團開創了俄羅斯漢學蓬勃發展的局面。1818年，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批准向使團頒發工作指南，要求為使團圖書館收集圖書。1850年，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在駐地專辟存放圖書用地，此後東正教使團成員和俄國駐華外交公使館人員都著力於圖書收集，後來俄國政府又專門撥款為東正教駐北京使團圖書館官費購書，1877年，初具規模的圖書館形成。到1889年，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已擁有中文圖書近八百冊，其中雖無《史記》全本，但卻藏有明代凌迪知摘錄《史記》字句、按類編次而輯成的《太史華句》。
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成員的藏書並非全部留在北京成為日後使團圖書館的館藏內容。在使團設立圖書館之前，使團成員的個人藏書，大都在他們歸國時帶回俄國，形成了目前俄羅斯各地各類圖書館中文善本的重要來源。如1821年回國的第九屆使團團長比丘林「帶回了12箱漢文和滿文書籍：5部漢語字典，2部滿語字典，中國歷史著作(43冊，2箱)，漢文和滿文的滿族歷史，四書，十三經，清、遼、元歷史方面的書籍」。1830年回國的第十屆使團團長加緬斯基也「將大量中文和滿文書籍運往俄國，其中有一百多本都送給了伊爾庫茨克的學校，在彼得堡公共圖書館、莫斯科大學圖書館、彼得堡神學院圖書館和亞洲司都有加緬斯基購回的圖書」。由喀山大學派出隨第十二屆東正教使團入華(1840年到達北京)的瓦西里耶夫回國時也帶回不少中國書籍。瓦西里耶夫在彼得堡大學東方系編寫的講義《中國文獻史資料》中介紹中國典籍，並展現他為自己的562種藏書所編的書目，其中「史部」第一種便是《史記》，為司馬遷《史記》與裴駰的《史記集解》、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和張守節的《史記正義》的合訂本，遺憾的是，書中對其《史記》並未有詳細著錄信息。2012年，聖彼得堡大學孔子學院資助出版的瓦西里耶夫中文藏書目錄中，與《史記》相關的書籍有兩種——《史記菁華錄》和《史記》。《史記菁華錄》為清代錢塘人姚祖恩從篇幅長達57萬字的《史記》中抽挹精華，選取約10萬字篇幅並加以點評，是《史記》選評本中的優秀之作，自康熙六十年(1721)梓行以來，常被作為學史的入門書籍，後又作教材使用。
1897年成立的上海商務印書館創辦之初教科書出版為其主業，特別是史學教科書，《史記菁華》應在此列。該書目中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圖書館所藏《史記菁華錄》，未必曾是瓦西里耶夫的私人藏書。因為瓦氏最後一次來華是在1890年前往伊犁。現在這部書目中所著錄的《史記菁華錄》，既然為上海商務印書館的石印本，應該刊印時間不會早於1897年，因而不是瓦西里耶夫1840-1850年間隨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駐札北京期間所得。瓦西里耶夫回國後先後在喀山大學和彼得堡大學主持漢語和滿語教學，1890年為看望在維爾內(今阿拉木圖)的女兒而順路前往伊犁，未見期間有購書記錄。1900年瓦氏去世。因而這部1897年之後刊印的、常用作教材的《史記菁華錄》，應該是後來專門為彼得堡大學東方系的教學而購，或來自由中國返回俄國的外交人員，如1902年由俄駐華公使館回國後進入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執教的波波夫等。《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圖書館收藏王西里院士中國書籍目錄中的《史記》，附牌記圖片，言「同治五年首夏金陵書局校刊九年仲春畢工」，說明該書為清代校刊的金陵書局本(即「局本《史記》」)《史記》。局本《史記》是唐仁壽、張文虎校勘《史記集解索隱正義》的合刻本，共一百三十卷，同治五年開始刊刻，歷時四年，於同治九年完成，是明清《史記》刻本中的一流善本。《目錄》中稱該書為「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掃葉山房」明代後期洞庭席家弟子與人合夥初創於松江、蘇州，取古人「校書如掃落葉」之意命名，在康熙及乾嘉年間經歷了幾代輝煌，至咸豐年間，清兵與太平軍在蘇松一帶激戰，殃及席氏書坊在戰亂中損失頗大。迫於形勢，掃葉山房遷於上海，先在縣城設立分號，此為後來的上海掃葉山房南號，光緒年間的1888年又在棋盤街設立北號。掃葉山房在中國印刷史上較早採用石印技術，光緒年間以後，其石印本始流傳坊間。掃葉山房存在的時間與瓦西里耶夫在華時間地點不符，故該書也非來自瓦西里耶夫早年的個人藏書，應屬後進入彼得堡大學圖書館的藏書。掃葉山房石印書籍在俄羅斯收藏完整，1912年阿列克謝耶夫進入亞洲博物館工作以後，通過在華外交官和俄國東正教使團人員與掃葉山房、二酉堂等印書樓建立了聯繫，購買了兩家印書樓刊印的全部圖書。亞洲博物館圖書後來構成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圖書館。
1974年，蘇聯科學院「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總編室出版了《斯卡奇科夫中文寫本和地圖目錄》，收入斯卡奇科夫相關收藏333種。斯卡奇科夫(К. А. Скачкова)(中文名「孔氣」、「孔琪」、「孔琪庭」)是第十三屆東正教使團(1850年到達北京)隨團學生，1860年使團期滿歸國後又繼續擔任俄國駐中國塔城領事，1867-1879年間又相繼擔任俄國駐天津領事和俄國駐華各開放港口的的領事，在華生活時間較長。斯卡奇科夫在中國期間，「曾利用一切機會買書，我仔細檢視了倫敦、巴黎、柏林、維也納各圖書館、彼得堡亞洲博物館及公共圖書館內的漢文藏書後，給自己制定了一個方針，即在中國主要只購買上述各館所沒有的善本書籍」。目前斯卡奇科夫藏書的中文寫本和刻本分藏於俄羅斯國家圖書館(莫斯科)手稿部和東方部。其中寫本約900種，包括司馬遷《史記》之《天官書》。該書應是斯卡奇科夫1848-1859年間在北京生活期間收藏，是他了解和研究中國天文學的重要資料之一。在這段時間裡，適逢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籌建天文觀測站。曾受過天文學教育的斯卡奇科夫受命籌建和管理使團天文觀象台(26)，堅持每日進行天文觀測。斯卡奇科夫「研究過《五禮通考》，編制過星宿名錄，附有譯名並指出其在天河系中的位置」。斯氏後來於1874年在彼得堡《國民教育部雜誌》上發表的《中國天文學的命運》一文，應是在北京長期生活期間主持天文觀測站工作所得。
在聖彼得堡俄羅斯國家圖書館中文寫本和善本書目中，據1941年登冊記載，該館藏有《史記》一函，共8冊，為第1～17卷，來源於彼得堡科學院院士布羅塞的收藏。著錄內容為：「刻本，非全本，存1函，8冊(1～17卷)，原為130卷。作者司馬遷(公元前145-公元前85年)，注釋者裴駰(宋)、司馬貞、張守節(唐)。刊印者為陳子龍(字臥子)和徐孚遠(字暗公)，素位堂板。附兩刊印者所做的序，第一篇序言的時間為崇禎庚辰年(即崇禎十三年)(1640年)。函套及第一冊封面上蓋印『元』和『文錦堂藏書』。目錄中明確著錄其《史記》非全本，只存一函8冊17卷，該書其餘卷冊藏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圖書館。」據此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1973年出版的中文善本書目中查找，其中《史記》刻本與聖彼得堡國家圖書館藏《史記》可以相呼應。兩相對比，聖彼得堡國家圖書館藏《史記》，只存包含1～17卷的第一函計8冊，而此處存3函24冊計113卷，非全本是由於缺少第1～17卷。兩者均明確著錄為含《史記》三家注並徐、陳《史記測議》本。由是觀之兩者合二為一可成一套完整《史記》百三十卷全本。但兩者間也存在矛盾之處，聖彼得堡國家圖書館藏《史記》明確著錄為「素位堂」刻本，且第一函和第一冊的封面都蓋有「文錦堂藏書」的印章；而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圖書館藏本卻著錄為「同人堂梓行，1806年新鐫」；此外，兩處藏本開本略有差異。此相合與相異之處需待比對原本方能辨析明了。「素位堂」和「同人堂」均為明清時期中國刻書重鎮蘇州的刻書坊家。而關於「文錦堂」，在李文藻的《琉璃廠書肆記》中提到，「文錦堂」是乾隆年間北京琉璃廠三十家書肆之一。在1864年俄國駐華公使館設立之前，在華俄人除商人外，大都以北京為主要居留地點。因此，布羅塞收藏的《史記》應為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相關人員為其在北京購得。國內出版的古籍善本書目中，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上》中著錄有《史記》三家注與徐陳測議合刻本有3種：一種只標明「明崇禎刻本」；一種同為明崇禎刻本，附有清吳熙載跋；一種為「明末素位堂刻本、清朱駿聲批校」。《中國古籍善本總目•史部》中與俄藏《史記》版本接近的也是這3種。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圖書館，另藏有兩種《史記》殘本。其一為前述藏本的副本，但只有18冊120卷，缺47～57卷。其二為《史記》三家注本，只存1函8冊58卷，缺47～104卷。除《史記》外，該館還藏有廣雅書局1887年版的梁玉繩《史記志疑》全本(計24冊36卷)和民國版(1924年)的崔適的《史記探源》。
《史記》在俄羅斯的翻譯
俄譯《史記》的歷史
俄國關於《史記》的最早翻譯見於18世紀。18世紀初葉，俄皇彼得一世為引俄入歐而在俄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領域推大規模改革，改革的推進需要一大批視野開闊、頭腦深刻、知識豐富的人才。為此，俄羅斯國家在國內大舉興辦教育的同時將大量貴族子弟派往國外學習，成就了一批有益於國家發展的有識之士。他們回國後，利用國內俄國報刊出版的繁榮，大規模地向俄國民眾傳播歐洲的先進技術和思想文化，並由此拉開了俄國啟蒙運動的序幕。此後在葉卡特琳娜二世統治下的18世紀後半葉，歐洲啟蒙思想在俄國大行其道，以法國為中心的中國熱甚至也隨之被裹挾入俄，回應著俄國因獨享俄中陸路貿易在國際市場上為俄國帶來高額利潤而引起的俄國對中國日益濃厚的興趣。正是在這股來自於歐洲中國熱的風潮中，司馬遷的生平與著作被介紹給了俄國知識界，見於俄國著名知識分子、宮廷翻譯家維廖夫金在1786-1788年間在彼得堡摘譯出版的法國耶穌會士錢德明的15卷本《關於中國歷史、科學、藝術、風俗、道德、習慣之記錄》。俄譯本為六卷本。第一卷為中國歷史，第二卷為《大學》和《中庸》的譯本，第三卷為歷史年表，第四卷為論埃及人與中國人、蠶、棉花植物，第五卷為中國的重要人物，第六卷為偉人、植物。在第五卷中介紹了司馬遷的生平以及《史記》一書。在華早期耶穌會士百餘年深入研究中國史籍的認識，極大地豐富了俄國關於中國的知識。
自1715年入京的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被稱為「俄羅斯漢學家的搖籃」，是俄國關於中國的知識主要來源。俄國與中國西北部和北部相鄰，在俄國認識中國的過程中，俄羅斯人首先關注的是與之打交道的滿清的現狀和歷史，並由此推衍至滿族與中國北部和西北部各民族的關係、中國北部和西北部各民族歷史等。19世紀之前的俄國，漢學處於醞釀的萌芽階段。1807年入華的俄國東正教第九屆使團團長比丘林在華近十四年，被後世譽為「俄羅斯漢學的奠基人」。比丘林在北京期間勤奮閱讀翻譯中國典籍，《史記》、《御批通鑑綱目》、《前漢書》、《後漢書》、《金史》、《魏史》、《北史》、《隋史》、《全唐書》等都在他涉獵的範圍之內。回國後以在京積累的資料為基礎展開學術研究，5次獲得當時俄國獎勵人文科學的最高獎傑米多夫獎。在1851年出版的三卷本的《古代中亞各民族資料》中的第二卷中翻譯使用了司馬遷《史記》卷一一「匈奴列傳」和卷一二三「大宛列傳」。該書中比丘林向俄國介紹中國這個俄人知之甚少的國家：中國古代和中世紀的歷史說明，中國與其相鄰和相距較遠的東南亞和中亞各民族之間曾有著密切的聯繫，一度推行擴張政策。在此比丘林還運用《資治通鑑綱目》和《史記》中相關資料展開論述。
蘇聯時期，俄譯《史記》一直是1930年成立的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的工作計劃內容。在科學院院士阿列克謝耶夫負責的中國室，中國史研究便是從翻譯《史記》開始。1934年阿列克謝耶夫(В. М. Алексеев)帶領其弟子舒茨基(Ю. К. Щ уцкий)、瓦西里耶夫(Б. А. Васильев)、杜曼(Л. И. Дyман)、彼得羅夫(А. А. Петов)、戈爾巴喬娃(З. И. Горбачева)、西蒙諾夫斯卡婭(Л. В. Симоновская)組成《史記》翻譯小組，但政治波折和戰爭使翻譯計劃未能落實，只留下了阿列克謝耶夫翻譯的散篇手稿。二戰爆發後，東方學研究所被疏散。1943年主持漢蒙研究所工作的阿列克謝耶夫和龍果夫共同為研究所制定的漢學研究工作計劃中包括「繼續並完成司馬遷《史記》的翻譯」一項。阿列克謝耶夫節譯的《史記》後來多次出版。阿氏《史記》譯稿共十七篇，大都為《史記》各篇總括性內容的部分，涉及五帝本紀、項羽本紀、秦楚之際月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孔子世家、外戚世家、蕭相國世家、伯夷列傳、管嬰列傳、平原君虞卿列傳、范睢蔡澤列傳、屈原賈生列傳•屈原、酷吏列傳、遊俠列傳、滑稽列傳、貨殖列傳、太史公自序。
阿列克謝耶夫俄譯《史記》的計劃雖然未能實現，但營造了蘇聯漢學界研究中國歷史的氣氛和學術基礎。在中國歷史研究中，注重不同時期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性質，研究在漫長的歷史變遷過程中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的變遷，並由此關注不同時期的農民起義和變法運動，逐漸形成了蘇聯漢學史上的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研究陳勝吳廣起義的漢學家佩列洛莫夫(Л. С. Переломов)，在完成關於陳勝吳廣起義的學位論文後，於1958年翻譯發表了《史記•陳涉世家》。
二戰之後，特別是1949年起，漢學研究在蘇聯東方學領域的位置更加重要，迎來了關於中國文學作品俄譯的高潮。1956年，翻譯家帕納秀克翻譯出版了節譯本《史記》，包括「列傳」部分之十七種：管晏列傳、老子韓非列傳、司馬穰苴列傳、孫子吳起列傳、伍子胥列傳、蘇秦列傳、張儀列傳、樂毅列傳、廉頗藺相如列傳、屈原賈生列傳、呂不韋列傳、刺客列傳、李斯列傳、黥布列傳、淮陰侯列傳、韓信盧綰列傳、司馬相如列傳。
也是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蘇聯科學院中國學研究所副所長越特金(Р. В. Вяткин)醞釀全文俄譯並注釋《史記》。1957年，在德國馬堡召開的第十屆青年漢學家國際研討會上，越特金就司馬遷在史學史上的作用問題發言的同時，公布了蘇聯科學院中國學研究所即將全譯《史記》的計劃。在原本選用上，越特金選用了最早的《史記》三家注合刻本——黃善夫本，並結合1959年中華書局以金陵局本為底本的顧頡剛注《史記》為藍本進行翻譯。翻譯過程中譯者與中國史學界保持密切的學術溝通，與顧頡剛等中國學者通信，並利用訪學中國的機會與中國學者交流，同時把中國史學研究狀況介紹給蘇聯同行。與歐美學者的通信也開闊了越特金的視野，如美國漢學家顧立雅(G. Kril)、費正清、拉鐵摩爾(O. Lattimor)、卜德(D. Вodde)、倪豪士(U. H. Ninhauzer)，英國漢學家特維切特(D. Tvitchet)和里耶維(M. Lievi)，德國漢學家弗蘭格(G. Franke)，捷克漢學家波柯拉(T. Pokora)等。在中國學研究所，越特金與本所古文功底過硬的同事塔斯金(В. С. Таскин)合作，於1972年推出新版俄譯註釋本《史記》的第一卷(含《史記》卷一至四，即《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和《周本紀》)，1975年推出第二卷(含《史記》卷五至十二，即《秦本紀》、《秦始皇本紀》、《項羽本紀》、《高祖本紀》、《呂太后本紀》、《孝文本紀》、《孝景本紀》、《孝武本紀》)。此後越特金獨立翻譯《史記》其他部分的內容。在1995年去世前，越特金出版了《史記》俄譯註釋本至第六卷(至此俄譯共出版《史記》至卷六十)。越特金去世後，其後人在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漢語教研室主任高辟天(А. М. Карапетьянц)的幫助下，先後於1996年和2002年推出了《史記》俄譯註釋本的第七卷和第八卷，《史記》前110篇俄譯得以問世。2010年越特金誕辰百年之際，俄譯註釋本《史記》第九卷問世，從而宣告世界上第一個歐洲語言全譯註釋本《史記》誕生。在俄譯註釋本《史記》推出的過程中，俄羅斯學者一直保持精益求精的學術態度，2001年，俄羅斯《史記》研究的重要學者——莫斯科大學的高辟天、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的克羅爾(Ю. Л. Кроль)和尼基季娜(М. И. Никитина)修訂第一卷和第二卷《史記》俄譯註釋本，於2001年和2003年出版了越特金和塔斯金合作翻譯的《史記》俄文譯註本前兩卷的修訂版，修訂內容包括《史記》俄文譯註本的前十二篇。
不同時期俄譯《史記》的特點
俄羅斯翻譯《史記》的百餘年曆程折射了俄國學術文化和俄羅斯漢學的發展歷程，同時也反映了俄羅斯標準語的變遷，反映了俄羅斯漢學家和史學界對「翻譯」理解的變遷。
18世紀下半葉是俄羅斯民族文化發展成長的突變期，出現了錢德明關於司馬遷及其《史記》介紹的俄譯，《史記》在豐富俄國關於外部世界的國家、民族、偉人的知識的同時，為俄國自身的文化發展提供了參照。
19世紀30年代起，比丘林出版的關於中國的大量書籍，為俄國進一步認識和了解中國提供了依據。比丘林著作中大量關於中國的信息雖按當時的學術規範較少註明出處，但仔細比對可以明確地查索到其淵源。由於「匈奴列傳」、「大宛列傳」在比丘林著作在作為介紹中國邊疆民族被轉述借用，因而這裡的翻譯與當今的逐字逐句翻譯差別很大。另外，阿列克謝耶夫看來，「比丘林的翻譯常常比較隨意、不準確、存在漏譯，使用的是半教會斯拉夫語的風格」。這是當代蘇聯學者比較認可的一種看法。蘇聯漢學家杜曼有如下較為典型的對比：
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
比丘林譯為：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чины были того мнения, что с торжествующим неприятелем, недавно побудившим юучжы, трудно воевать.
塔斯金譯為：Все сановники сказали: Шаньюй только что разгромил юэчжи, нельзя(сейчас)нападать на одержавшего победу.
兩種譯本的不同既反映了對原文理解的差異，也反映了不同時期俄語語言面貌的差異。
蘇聯20世紀漢學領袖阿列克謝耶夫對於俄譯中國典籍有著獨到的見解。首先在原本的選取上，早期歐洲傳教士入華使得不少中國思想文化典籍的歐洲語言譯本較早地傳入歐洲，也推動了現代歐洲漢學對中國文化典籍的接受和再譯。由於俄語與歐洲語言在語言特點上的親屬關係，因而對於俄羅斯學者來說，閱讀歐洲語言文本相比於閱讀中文原本，難度大大降低。不過，阿列克謝耶夫認為，儘管很多中國典籍都存在歐洲語言譯本，但為準確向俄羅斯介紹中國文化，俄譯中國典籍應從中文原本直接翻譯，而不是從歐洲語言譯本間接翻譯。翻譯時不能漏譯，同時又必須克服逐字逐句「死譯」弊端。在準確理解中文典籍的前提下，選用與原文相配的語言風格和表達手段，在綜合理解的同時運用流暢的語言進行俄文翻譯。下面是阿列克謝耶夫翻譯的《滑稽列傳》中的語句：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Конфуций говорит: 《Шесть знаний дл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ого дела—одно. "Устав поведенья ученых"-он создан, чтоб дагь распорядок людям." Канон музыкальный и древний"—он создан, чтоб вызвать гармонию в жизнь их." Писанъя античньых времен"—они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дать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в делах." Кантаты, стихи и гимны"—они созданы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мыслям дать жизнь." Канон мировых пермен"—он создан, чтоб дать изменение жизни в богов." Канон Bесен-осеней" создан, чтоб нам говорить о чести нашей и долге》. Граф величайший астролог тут скажет так: Путь Неба велик и велик, и разве же он не громаден? B простых разговорах, в совсем незначительных фразах ведь встретиться может такое, что разрешит и сложную задачу.
這一段譯文中可以看出阿列克謝耶夫翻譯時特別注意翻譯語言的工整，「子曰」中的6個句式工整的語句，譯文中也以結構相同的語句相對，頭兩句都使用了…создан, чтоб…的結構，第三句起考慮到了俄語語句風格不致於單調，自「《詩》以達意」起，在結構上略有調整，使用了…для того，чтоб…，兩句之後再次使用…создан，чтоб…與前兩句相呼應。而「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一句，阿列克謝耶夫理解為「在簡單、不經意的語句中也會遇到能夠解決複雜問題的內容」：B простых разговорах, в совсем незначительных фразах ведь встретиться может такое, что разрешит исложную задачу.俄文處理得靈活流暢而不不失準確。
阿列克謝耶夫譯本中，「太史公」都被譯為「Граф величайший астролог」，體現了譯者力求準確扣緊原文的翻譯態度。
阿列克謝耶夫與《史記》的不解之緣，與蘇聯時期的漢學發展史密切相關，因蘇聯的政治風暴而歸於悲劇命運。起因是阿列克謝耶夫1916年應邀在法蘭西學院和吉美博物館舉辦的六次關於中國文學的講座於1937年在巴黎被結集出版。此時正值蘇聯大清洗運動進行得最為嚴酷之時，法國出書一事被解讀為背叛蘇維埃國家，阿列克謝耶夫被禁止從事字典和語法研究之外其他任何問題研究。阿列克謝耶夫追隨先師沙畹展開《史記》的學術翻譯，現存並出版的阿列克謝耶夫《史記》譯稿只相當於阿列克謝耶夫準備組織《史記》翻譯的譯前案頭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蘇聯文藝學思想在中國廣泛傳播，中國文學理論界關於現實主義問題的論爭及其後關於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文學思想的確立，都與蘇聯文論形成了直接的交流與回應。中國文學就是隨著這樣的直接交流的洪流而進入俄人視野。繼1954年《三國演義》俄譯本問世後，大量中國古典文學作品被俄譯出版。一批翻譯家脫穎而出，阿列克謝耶夫和帕納秀克(B. А. Панасюк)俄譯的《史記•列傳》也隨之出版。阿列克謝耶夫和帕納秀克的譯本著意於作為中國紀傳體文學的開端的《史記》，翻譯風格上也屬於不做史學注釋的文學翻譯：面向一般讀者、注重再現作品的藝術價值、不拘泥於原文的文字、進行了適當的改編。
1960年，蘇聯科學院院士康拉德建議越特金在《史記》的翻譯中應注重司馬遷對於歷史進程的理解，注重司馬遷在描述歷史現象時流露出其不的創造性見解，關注司馬遷的史觀。康拉德認為，儘管西方史學史上，塔希陀、希羅多德、修昔底德等古典史家構成了西方史學的基礎，司馬遷的《史記》可以豐富古典史學的內涵，並可能隨著《史記》的翻譯而形成具有世界意義的古典史學觀。越特金完全接受這一見解，在俄譯《史記》時做詳細注釋，為俄語讀者再現作者司馬遷所處的歷史語境，形成與法國漢學家沙畹翻譯《史記》的方式相一致的服務於研究的學術翻譯。翻譯手法嚴謹、細緻，試比較《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屈原」部分的越特金譯本和阿列克謝耶夫譯本：
標題：
中文：《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阿譯本：Отдельное повестовование о Цюй Юане
越譯本：Цюй Юань, Цзя-шэн ле чжуань—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 Цюй Юаня и Учителя Цзя
正文第一段：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阿譯本：
Цюй Юань—ему имя было Пин. Он был сородичем Чуского дома, служил у Чуского князя Хуая приближенным《левым докладчиком》. Обладал обширною наслышанностью и начитанностью, память у него была мощная. Он ясно разбирался в вопросах, касающихся госудаственного благоустройства. Был искусный оратор. Bо дворце он с князем обсуждал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дела, издавал приказы и куазы, а за пределами дворца имел поручение по приему гостей и беседам с приезжавшими уделъными князъями.
越譯本：
Цюй Юань по имени Пин(此處加了注釋)происходил из рода правителей царства Чу и являлся одним из приближенных чуского Хуай-вана(此處加了注釋). Цюй Юань был весьма начитан, обладал сильной волей, хорошо разбирался в делах управления и в том, что касалось всяческих смут, а также был искусен в составлении различных указаов. B дворце он обс-уждал с ван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дела и намечал планы, готовил распоряжения и указы; вне княжескихпокоев встречал и принимал гостей и беседовал с чжухоу. Ван очень доверял ему.
作為文學翻譯的阿譯本改編了原文，譯成俄文意為「屈原的故事」，且這裡只取關於屈原的內容，而捨棄了關於賈誼的內容。而作為學術翻譯的越譯本，則先是以對音的方法逐字將原文中漢字注音來進行音譯，之後再進行回譯，回譯為「屈原和賈先生的生平」(此處「先生」意指「老師」)。從譯者的角度來看，阿譯本注重譯本的交際功能——面向普通讀者故取平易的風格，越譯本立足於譯本為學術研究服務，注重原文的文化表現形式，注重源語文化，在力求使讀者明確源語作者意欲表達的含義的同時，還以加註的方法，以洋洋八百餘字介紹屈原和中國先秦詩歌，介紹詩歌中所體現的中國古代思想——老子、莊子思想，以及蘇聯漢學家波茲涅耶娃論屈原的觀點，接著還介紹了《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已有的俄文阿譯本和帕譯本、各類英譯本、法譯本、德譯本、日譯本以及中國的白話譯本，並進一步介紹了關於《史記•賈生列傳》的研究成果，介紹了屈原詩歌遺產的俄譯本和俄譯譯者。大量的補充背景知識，向作為學者的讀者傳遞了充足的信息，從而充分保證了語際交際的成功。
正文中阿譯本作為故事性文學作品，以簡單直白的語言和口頭敘述的風格，使用短小的句式。而越譯本則語言嚴謹，層次分明，譯文緊扣原文，並加入了介紹中國古代文化背景的注釋。
自歐洲人進入中國起，《史記》就被看成是了解中國和中國人的重要文獻。俄羅斯人利用與中國直接壤的便利，近三百年間積累下各種不同版本的《史記》，這些版本的甄別有待於中國學者的進一步挖掘。同時，俄羅斯人收藏《史記》的歷史，間接折射了中俄文化交流的歷史，為我們打開了了解俄藏中文善本典籍、了解俄羅斯人認識中國和中國人的角度的窗口。而俄羅斯翻譯《史記》的歷史，反映了俄羅斯人接受中國文化的歷史軌跡。通過《史記》俄譯本挖掘其中所體現的中外史觀差異、中俄文化差異，《史記》俄譯本為我們展開比較史學研究、跨文化研究、翻譯學研究乃至中國文化「走出去」研究提供了難得的、重要的研究範本。
作者為北外全球史研究院教授
原文出自《廣東社會科學》2014年3期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SwuEbHgBMMueE88vfl9g.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