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簡歷
1927年1月30日，我出生在湖南省澧縣的一個偏僻的農村。9歲才入小學，兩年後，中日戰爭爆發，我整個中學生活都是在流亡中度過的。1947年，我考進北京大學法律系，1949年轉入史學系，畢業後又做了三年的考古研究生，師承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郭寶鈞先生，專門研究商周考古學。結業後分配工作至蘭州大學，教了一年的考古學通論和中國古文字學。1956年我被調回北京大學歷史系，接替郭寶鈞先生講授商周考古學。1978年升任副教授，1983年為教授。50年來，我基本上沒有離開北京大學。
我從事考古工作是半路出家的。我剛入北大，好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一切都感到新穎，不知如何觀賞是好。我入法律系，只不過是為了謀取公費而已，其實我根本不知道法律系要學些什麼。當時北大的名教授甚多，有些教授，我在中學時期就久聞其名的。好在選課或旁聽都很自由，可以隨意聽課和參加各種學術講演會。在法律系，除了周祖謨和馮文炳合開的大一國文、朱光潛和潘家洵合開的大二英語外，許德珩的社會學、錢端升的政治學、趙乃摶的經濟學和芮沫的民法學等就是必修課。選修課我只選了兩門：一是向達的中西交通史，二是鄧廣銘的中國通史，後者胡適曾講過其中的某些章節。此外，我的主要精力，全放在旁聽課中。例如賀麟的黑格爾、鄭昕的康德、羅常培的語言學、俞平伯的詞選、沈從文的小說習作、鄭振鐸的小說名著選讀、吳曉鈴的戲曲史、胡適的水經注和唐蘭的古文字學我都旁聽過。1949年初，不少民主人士自香港彙集北京，北大邀請了一些有名學者如郭沫若、馬寅初、侯外廬、翦伯贊等來給我們講課，我都認真地聽講和記筆記。
我聽的課目越多，對法律系的興趣就越淡，對文史哲的興趣越濃，後來更側重於史學，這是我轉入史學系的主要原因。入史學系以前，我閱讀的參考書也是以史學方面的居多，尤其喜歡讀郭沫若有關歷史方面的書，甚至包括他寫的歷史劇本在內；儘管有些書我讀不太僮，也拚命地啃了下來。
入了史學系，我接觸的第一位老師就是張政烺先生，他開設的三門課，即中國古代史、甲骨文和古器物學，我都選修了。我覺得他學識淵博，有問必答，導致我對中國古代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甚至想終身從事甲骨文的研究。第二位老師是郭寶鈞先生，我聽了他的殷周考古，覺得他講的課同史學系其他的課大不一樣，而別有意趣。第三位老師是夏鼐先生，他講的是考古學通論。聽完他的課，我才知道考古學是另一種學問，而且同自然科學有較密切的聯繫。他講了許多西方考古學的問題，使我對世界考古學有了初步的認識，明確了考古學是歷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史尤其是上古史根本離不開 考古學。結合著西洋上古史的學習，更認識到考古學是非常重要的一門科學，它的學術地位怎麼估計也不為過高。恰當此時，北京大學歷史系即將開辦考古專業，我便成了考古專業的第一個研究生。
二、我和夏商考古學
我是帶著一定的學術目標來攻讀殷周考古研究生的。關於這一點，郭沫若的書對我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郭沫若的著作中，我發現他在中國上古史研究中有三大難題沒有解決，致使他終身遺憾。這三大難題是：
一、殷商前期，他在研究中國青銅時代分期時，僅僅提到濫觴期大率相當於殷商時期，而未作任何解說。
二、先周文化，他研究西周銅器銘文時，不只一次地說到，周武王以前的銅器一件也沒有而感到遺憾。
三、夏文化問題，他認為夏代不會有多麼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點口頭傳下來的史影。
我當時存在一種幻想：這三大難題固然在古代文獻和古代文字中都不可能得到解決，是不是能在考古學中求得解決呢？從此，我便肩負這三大難題走上了考古的征途，並且決心為此奮鬥一輩子！原來我本想專攻古代文字，現在看來，古代文字既不能解決這三大難題，況且古代文字又是一項專門學問，我不可能兼顧二者，只好捨棄古代文字而專攻考古學。
考古學也是一項專門的學問，在大學階段，我並不是專攻考古學的，只不過聽了兩三門考古課，可說並沒有什麼堅實的基礎，非科班出身的我，自然感到困難重重。我遇到最大的困難有二：
一是田野考古，我沒有任何的工作經驗；
二是研究古代器物，我不知道從何處下手。
在研究生的第一年，圍繞著這兩大困難，首先在書本上尋找方法。除了中外考古的一般書籍外，特別注意在中國考古學方面查尋資料。在當時，中國考古學的圖書還不多，找來找去，只有四套圖書是值得認真閱讀的，這就是《安陽發掘報告》、《中國考古學報》、《城子崖》和《鬥雞台溝東區墓葬》。可是，我讀來讀去，只覺得似懂非懂，根本抓不住重點。後來我才知道，這主要是因為我還沒有參加田野發掘的緣故。
我首次參加田野發掘是在鄭州二里崗，這是一處大規模的商代遺址。1949年以前, 儘管考古工作者經常路過鄭州，卻無人留意此處遺址。我能在此前後工作兩年感到莫大的榮幸，我的考古生涯就是以此處為基地的。20世紀50年代初期，鄭州的生活條件很差，我們住的是漏雨的茅草房，冬天用的火爐也不很暖，吃的是高粱面窩窩頭，出門上工地都是背著工具等步行。不過，回想起這段生活倒是很有意義的，並不覺得是如何艱苦，因為當時我滿懷著一顆要攀登科學高峰的雄心。
在工地上我首先碰到的是地層的劃分，我經常同工人們在一起討論，不斷地解決了我從書本上帶來的許多疑難問題。經過長時間的摸索，終於在田野中找到一套可行的方法，把田野技術提升到另一個高度。
室內整理是田野考古中更重要的工作。所謂考古學研究基本上應該從室內整理開始。我的室內整理方法主要就是在鄭州摸索出來的。特別是粘對陶片，是一項非常煩瑣的需要高度耐心的工作。我同工人們一道，不厭其煩地相互切磋，也找出了一套可行的方法。關於如何分類、如何統計、如何比較，是不斷有所改進的。我應該特別感謝裴文中先生。他當時是中央文物局的處長，曾長期在鄭州指導工作，我可以經常向他請教。他是學舊石器的，只著重對動物遺骸的辨認、分類和統計，對陶片他並不十分關心。但是，我卻從他如何觀察動物遺骸的工作中得到很大的啟示，並把他的這種方法經過消化移植到陶片上來。總之，我在鄭州兩年不僅熟練地掌握了考古發掘與整理研究，並總結出了一整套田野方法，對以後我的考古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並對以後的考古教學也是大有好處的。
我對商文化的研究就是在鄭州開始的。在50年代初期，我曾把鄭州的商文化分成了三期，並把它同殷墟文化進行了初步的比較。在當時，曾經有人提出來鄭州的商文化早於殷墟文化，但這只是籠統而言的，並未作出具體的論證。要論證這個問題，首先必須要對殷墟文化進行分期。殷墟是1949年以前發掘的。當時參加殷墟發掘者有不少著名學者，如李濟、梁思永等人，但他們都未能對殷墟文化進行過分期。這個問題對我來說，自然是相當困難的。殷墟的發掘資料都已運往台灣，我無法看到，我只能根據從書本上看到的極少量資料進行研究。經過一年多的艱苦搜集和反覆排比，我發現有地層證明殷墟的陶鬲和陶簋都能排列出早、中、晚的系列，當時輔導我的蘇秉琦先生得知後特別高興，並鼓勵我繼續研究下去。我終於把殷墟文化主要從陶器上劃出了期別，並把鄭州同殷墟的早晚關係基本上弄清楚了，證明了鄭州二里崗文化早於殷墟文化的早期，而鄭州商文化的晚期只相當於殷墟文化的中期。
這篇文章的發表，可說是破天荒的，曾經在國內外引起強烈的反響。在國內，大體上都是贊同的，在國外則有不同的反映。英國牛津大學著名的漢學家曾把我的殷墟文化分期同董作賓的甲骨文分期看成是同等重要的。這對一個青年學者來說，當然是莫大的鼓舞。可是，在國際學術界也有人存在懷疑的態度，這主要是來自日本的學者。1956年，以原田淑人為團長的日本訪華團中，有幾位學者曾經對我的論文提出了質疑，我曾與他們在北京飯店進行了激烈的爭執。這場爭論直到60年代後期才算平息下來，我的這個論點才在國際學術界得到公認。
然而，殷墟文化的分期並未就此完結，還有更大的困難等待我去攻克，這就是關於商代銅器的分期。商代銅器早在北宋時期就曾批量出土，而自北宋至清代，從無一人進行過年代分期，甚至連夏商周三代的銅器也不能明確地分辨。現代研究銅器成績卓著者郭沫若先生，他對周代銅器的分期曾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但對商代銅器分期卻不置一辭。其他如容庚先生、唐蘭先生和陳夢家先生都曾對商周銅器做出貢獻，但其成績也都未超過郭沫若先生，其對商代銅器分期也皆緘默不語。曾直接參加過殷墟發掘的李濟先生試圖用最現代化的方法剖析過殷墟銅器，但結果也是無法斷代。因此，當時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陳夢家先生曾幾次勸告我：「殷代銅器是不能分期的。我研究殷代銅器多年，也沒能分期。你不要再進行這項工作了。否則，就只會罔費時間，弄不出什麼結果來的。」可是，我並沒有就此止步，一直鑽研了十來年。皇天不負苦心人，我終於找到了一條途徑，這就是考古學。我根據考古學的地層和共存關係，找到了銅器間的相互聯繫，又用陶器的變化作為旁證，對殷墟銅器成功地進行了分期；並根據甲骨文的斷代，推斷出了各期的絕對年代。以前的學者之所以不能對殷墟銅器進行分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不知道用考古學的方法來研究銅器的緣故。
我在研究殷墟銅器的同時，還順便對甲骨文的分期作過一點修正。董作賓的甲骨文分期是基本可信的，只是其所分的甲骨四期存在著嚴重的缺陷。第四期中有一部分甲骨，即所謂自組、子組和午組等卜辭，學術界存在著意見分歧，長時期沒有最後解決。日本的甲骨學權威學者貝冢茂樹先生不同意董作賓的意見，主張這類甲骨屬於武丁之時，國內學者如胡厚宣先生和陳夢家先生大力支持貝冢之說，可是在整個甲骨學界並未普遍認同。我仔細地分析了殷墟的地層，發現自組等卜辭與其所處的地層矛盾，又在墓葬中自組字體的陶文與共存的銅器不合，從而肯定了自組等卜辭決非屬於四期，而應歸入一期。從此，貝冢之說成了定論。貝冢得知後分外幸喜，並同我成了知交。
我的論文《論殷墟文化分期》發表後，在國際學術界得到了普遍地贊同。在美國許多博物館中都用我的商代銅器分期陳列其所藏中國銅器，在日本、德國和英國的考古學界和博物館學界也都廣泛地予以運用。其實我那篇論文的目的，不僅是商代銅器的分期，而是論述商代文化的分期，更全面地補充論證鄭州商代遺址早於殷墟遺址，論證殷墟文化的源頭就是鄭州的商文化。這一論點的確立，早商文化的輪廓就可大致勾畫出來了。殷墟是盤庚所都，早於殷墟就是早於盤庚遷殷，從而鄭州的商文化自然就屬於早商文化，即盤庚遷殷以前的「殷商前期」文化了。
在鄭州，不僅發現了大範圍的早商文化遺址，而且發現了周長7公里的城牆和總面積6萬平方米的宮殿基址，並出土了成批的早商銅器。考古學界公認，鄭州必定是早商時期的國都。究竟是哪些商王的國都？學術界又進行了20多年的討論。主要有兩說: 有人以為是仲丁所遷的隞都；我則認為是商湯所居的亳都。據《左傳》等所載，距鄭州不甚遠處有隞地；又記載，鄭地也有亳地，且鄭州商城出土戰國陶文中有「亳丘」二 字，亳丘就是亳墟。仲丁居隞只有一代二王，與商城的年代不合；亳城自商湯以後共五代十王居此，與商城的年代恰好相合。我研究亳都說是把以往所有亳都諸說都作了實地考查，發現諸亳都說不是文獻記載有誤，就是找不到考古學上的證明，因此都不可能是商湯的亳都。最近在鄭州西北的隞地發現了大規模的早商偏晚的遺址和宮殿基址，其為隞都無疑；可是此隞都並不在鄭州。去年召開「夏商周斷代工程」會議，多數學者皆同意鄭州亳都說，這場爭論才基本上有了結果。鄭州商城既然是商湯所居的亳都，就進一步確定早商文化的年代直可到商朝始立國之時，從而把我國的信史提前了二三百年之久。
鄭州商城為商湯亳都的確定，不僅提前了我國信史的年代，而且為探討夏文化提供了堅實可靠的考古學基礎。夏王朝是被商湯滅亡的，所以夏王朝必然早於商湯之時。根據考古學的地層關係，早於鄭州商城的地層自然有可能屬於夏時的地層了。我就是依據這條線索來探討夏文化的。經過10多年的研究，我首先推斷商文化並非起源於山東省, 而是起源於太行山的中部，即河北省西南與河南省的北部一帶，因為惟有這一地區才發現有早於商湯的商文化即先商文化。在河南省的洛陽地區發現了另一種不同於先商文化的偃師二里頭文化。根據古代文獻記載，商朝的先公曾在先商文化區域活動，而洛陽地 區卻是夏朝的大本營。再通過夏商兩朝部分禮制的比較研究，最後我推斷洛陽地區的二里頭文化就是夏文化。
我研究夏文化主要是從兩個方面進行的。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追溯，即論證鄭州商城為商湯的亳都，亳都以前的文化自然有可能是在夏朝的年代範圍了。另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緊壓，這就是要從新石器時代研究開始，以確定夏朝從何時開始建國。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中國的新石器時代還沒有明確的分期。1959年，我選擇了洛陽的王灣遺址作為突破點，帶領北京大學考古專業二三十名學生在此進行了大規模地發掘。結果把洛陽地區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都首次做出了細緻的分期。當時在全國範圍內可說是一大創舉，夏鼐先生和蘇秉琦先生得知後都大加讚賞，並極力支持。可是迫於當時的政治形勢，不容許把我的論文公諸於世，成為我終身的遺憾。儘管如此，我總算把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情況弄清楚了，這對我以後研究夏文化還是有很大的好處的，就是說, 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從早到晚都不可能是夏文化。
除此之外，還要研究與二里頭文化同時的其他文化。我主要研究了三種文化，即河北省境內的先商文化、長城內外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和山東省的岳石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我雖然沒有參加發掘，卻曾帶領學生整理過其發掘的材料。先商文化和岳石文化我都參加過發掘與整理，對其文化內涵都有比較深刻的了解。經過系統地比較研究，最後證明這三者皆不可能是夏文化。
當我首次提出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時，考古學界都不甚理解，因而贊同者甚少，無論考古學界和歷史學界都紛紛反對我的意見，文章不下百十來篇！國外的學者竟無一人贊同。他們認為偃師二里頭是商湯立國的所謂西亳，二里頭文化主要是早商文化。這兩派意見僵持不下，甚至延續了10餘年之久。我完全處於孤立的地位，但我堅持的觀點從未動搖過。後來在偃師又發現了一座商城，多數反對派學者乃放棄了二里頭西亳說, 改換為偃師商城西亳說。因為偃師商城與鄭州商城是同時興建的，兩者都晚於二里頭文化，於是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之說便得到絕大多數學者的贊同。1997年11月「夏商周斷代工程」全國性會議，才基本上肯定了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
其實，偃師商城並非商湯首都西亳。據我的考證，它只是早商時期的陪都或離宮, 如同洛陽是西周時的陪都一樣。太甲之時，曾被放逐於此，所以又稱為桐宮，古代文獻如《呂氏春秋》和《晉太康地記》都有明確的記載。何況鄭州商城比偃師最早的商城大了幾倍，商湯決不會捨棄大城鄭州商城而居於小得多的偃師商城。如果商湯是以偃師商城為首都，那與商湯伐桀是自東方攻向西方、滅了夏又回到東方的亳城的文獻記載不合。所以，我認為這個問題已經非常清楚，用不著再討論了。
三、我與周代考古學
周代考古學我是從研究先周文化開始的。先周是指周武王克商以前的周，先周文化一詞也是我首先提出的。在20世紀50年代初，我國歷史學界興起了研究先周社會性質的高潮，尤其集中對先周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探討。經過較長時期的討論，終未得出統一的結論。主要原因是當時考古學界尚未從周文化中分化出先周文化來。我研究先周文化是從研究先周銅器入手的。研究了十來年，也沒有找到一件先周銅器。於是我便轉向對陶器的研究。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從文物舊雜誌中查到陝西耀縣丁家溝的一座銅器墓葬中出了一件先周陶罐。不久，我又在陝西涇陽縣高家堡的一座銅器墓中發現另一件先周式樣的陶罐。我把這兩批銅器進行比較，終於找到了大批的先周銅器。以此為基點，我便展開了對先周文化全面系統的研究，確立了自公亶父至文王時期的先周文化。
在我以前，蘇秉琦先生曾在40年代專門研究過周代的陶器。可是蘇先生對陶鬲的劃分有了偏差，終究不能分辨出先周文化來，因此他始終也沒有明確地提出先周文化的命名。我最初提出先周文化，考古界也並不十分理解,有的學者最多也只能承認我論證的一半，另一半並不承認。這是因為我把蘇先生劃分的陶鬲型式合併為分襠鬲與聯襠鬲兩類，兩者共同構成為先周文化。有的學者只承認分襠鬲是先周文化，而聯襠鬲並非先周文化。這個問題也爭論了10多年，直到199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洋西發掘，發現了兩種陶鬲在一個灰坑內同時出土，才最後平息這場爭論，我所確立的先周文化也才最後被公認。
我劃分的這兩類陶鬲不僅是確立先周文化而已，更可由此推斷出使用這兩類陶鬲的人群是兩種不同的族群：使用分襠鬲者是姜姓族；使用聯襠鬲者是姬姓族。這兩種陶鬲的共存，就意味著姬姜兩族的聯合，從而形成先周文化的主體；由此更可進一步追尋先周文化的來源。我當時曾把姜姓族的來源追溯到甘肅省的辛店文化和寺窪文化，把姬姓族的來源追溯到山西省的光社文化。關於前者，考古學界已基本認同；關於後者，目前尚在討論之中。
除了先周文化外，我主要研究了西周受封國的始封地問題。我研究了三個國家，即齊國、燕國和晉國。齊國的始封地我只研究了半年，雖然提供了一些線索，但結果還是失敗了。燕國和晉國我研究的時間要長一些，總算是比較成功的。
燕國的始封地問題，20世紀50年代後期我就注意到了。當時主要是根據侯仁之先生的研究，在北京市區內尋找。可是結果是很令我失望的，在北京市區內根本找不到任何線索。到60年代，我把注意力轉向了北京市的南郊，因為在清朝據說在盧溝橋一帶 出土了燕侯銅器。為了尋找銅器出土的真實地點，我調查了自永定河至拒馬河已發現的所有西周遺址，最後我把重點放在琉璃河的劉李店和董家林遺址。這是因為我在《太平寰宇記》中看到：距劉李店才5里左右的漢代古城，即良鄉城，「在燕為中都」。60年代和70年代，我曾兩次帶領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學生在劉李店和董家林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並推斷此地很可能即燕國的始封地。由於政治形勢的轉變，我不可能在此繼續工作。接替我們工作的是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不到一年，他們就發現了燕侯銅器，我的關於燕國始封地的推斷就完全得到了證實。
晉國的始封地，文獻記載比較清楚，東漢的班固和鄭玄都說在今天的太原市，東漢以後的學者大都深信不疑。到了清代，顧炎武的《日知錄》開始懷疑，認為晉之始封地應在山西南部。可是長時期以來，顧說並未成為定論。對此，我早就想在考古學上辨明這個是非。70年代初，我曾在太原晉祠一帶調查過，沒有發現任何西周的蹤跡，我對班固太原說就已存疑。後來參觀所謂叔虞墓的發掘，方知乃宋以後所偽建，更加深了我對班固說的不信任，開始考慮顧炎武的晉南說。1979年秋，我帶領六七名學生在晉南地區調查，地點選擇在臨汾地區的翼城縣和曲沃縣一帶，為期一個多月。
我們走遍了這兩縣所有西周遺址，根據搜集到的材料進行分析，最後我選擇了翼城、曲沃交界處的天馬-曲村遺址，作為我們長期發掘的基地。我所以選擇此遺址，是因為此處地形開闊，水源充足，且遺址規模龐大，適合國都所在。又據《括地誌》所載唐地，距此處僅四五里，此說或者有些根據。自1980年以來，我們一直在此進行大規模的發掘，不斷取得新的成果，更增強了我的信心。1992年及其以後，果然發掘出了8座晉侯墓，晉的始封地問題，就此畫上了圓滿的句號。我在工地前後住了16年，長時期與盜墓賊打交道，耗費了我大量精力。至今回想起來，雖然驚險，卻也值得。在周代，晉國是很重要的封國。兩千年來，晉國的早期首都卻一直被誤傳為距此地800多里 的太原，顧炎武雖然指出了其錯誤，但其所定晉都（郭沫若亦深表同意）距此地還有50餘里，所以晉國早期首都一直成了懸案。此遺址並非由我首先發現，在我以前，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央文物局不少考古工作者都曾來此考察，但從未引起他們的注意。可見，要確定一處重要遺址，並不是件容易事，必須要作深入的研究。此遺址的重要意義，對研究晉國歷史來說，是可以同殷墟媲美的。由於此遺址的發現，晉國的歷史在很多方面都需要重新改寫，這大概不會是太言過其實的吧。
四、我在研究中的幾點體會
通過早期晉都、北京燕都、鄭州亳都和偃師桐宮的考察，我深深體會到，研究中國上古的歷史地理，不能不查閱古代文獻，但也不能全信古代文獻，而必須運用考古材料做出最後的決斷。
運用考古材料也不是任意用來，重要的工作首先必須分清考古材料的年代，進行考古學文化的分期，確定考古學文化的性質。在考古學上要準確地做到這一點，最需要的是艱苦的勞動。只有不怕辛苦，不怕困難，而且持之以恆，學術上的奇蹟總可創造出來的。
我所研究的夏商周考古的幾大問題中，差不多都是重大的難題，而我提出的論點又都是出於前人所未發，要很快得到普遍認同幾乎是不太可能的。因此，每一個問題都經過了共同的討論，而且延續的時間都長達20年之久。在長時期的討論中，我也深深體會到：研討任何學術問題，都一定要堅持真理，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在討論夏文化的時候，開始我曾遭到四面圍攻，如果不是堅持真理，本來是正確的意見，就會中途遺棄。但是，如果發現自己有錯誤，就應該勇敢地承認，很快改正，決不能抱殘守缺，一誤再誤。討論本來就是相互切磋的，要以人之長補己之短，通過討論，達到共同提高的目的。
五、今後的工作任務
現在，我已過古稀之年，身體狀況已成每況愈下之勢，今後若作龐大的科研計劃是不切實際的。田野考古我是絕對不能再做了，充其量只能在書本上作點力所能及的研究。然而，夏商周考古學的研究，現在僅僅開了個頭，更艱巨更繁重的任務還在後面。就我接觸到的問題不妨談點想法：夏代考古，我認為今後的重點應該是結合文獻記載全面展開夏代社會性質的研究。商代考古中，商代前期遺址發現比較普遍；商代後期目前主要集中在殷墟，今後似乎應該在山東全省、河南省黃河以南和山西省東部多作些考古工作。周代考古中，除繼續探尋先周文化的來源外，應該著重探討齊、魯、秦、楚、吳、越幾個大國的始建國地望問題。此外，夏商周邊境地區諸小國的情況還須深入研究。所有這些問題，當然只有依賴今後的考古工作者去繼續開拓與鑽研了。
來源 ：《學林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