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
近年常常吟味司空曙這兩句詩。它曾被詩評家讚譽為情景交融的典範之作，10個字烘托出飄零的感喟和老境的淒清，看似淡淡寫來卻經過精雕細刻凝成一幅畫面：窗外瀟瀟秋雨，吹打著黃葉紛紛脫落的枯樹，窗內一燈如豆，靜坐著一個或一雙白髮蒼蒼的老人，咀嚼如煙如夢的年華。
在欣賞者眼中，這裡也許蘊含著幾分寧靜，幾分寂寞，也許還有幾分溫馨。但是從歷史風雨中走過來的人，坐在燈下沉思，幾十年歲月的步履，如此低迷而沉重。世事滄桑，是非成敗，都像江水緩緩流逝；人情冷暖，酸甜苦辣，一次次湧上心頭。
多少堪稱英才俊彥的師友，多少曾經朝夕過從的故人，一個個遠去了。近些年來，每當收到一份訃告，聽到一個噩耗，先是驚愕，接著就引起一番感慨，有時竟抑制不住潸然淚下。他們之中許多人是我同輩、同齡人，有的比我年輕，還是滿頭青絲黑髮，滿腔壯志豪情，突然竟成為折斷了凌空羽翮的雄鷹。
如果他們不曾在一次次風暴中遭逢厄運，戴著一頂頂荊冠，流徙江湖，輾轉溝壑，以致弄得心勞神瘁，百病纏身，他們不是完全可以干自己的事業，在書齋里潛心著述，直到從容安詳地遠行嗎？如果沒有那應該詛咒的黑色的10年，許多人會拋卻鍾情的一切，拋卻家庭兒女，毅然決然地匆忙離去嗎？惡風剛起時，我的師友中，就有儒雅溫文、才華橫溢的老報人、歷史學家鄧拓，風華正茂、下筆如神的文藝評論家、雜文家陳笑雨（馬鐵丁），因橫遭誣陷凌辱，輕易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老伴兒的一位好友、好領導，40年代同反動官僚家庭決裂投身革命，50年代又同被錯戴「右派」帽子的丈夫「劃清界限」的女共產黨員陳璉，同樣不堪誣陷凌辱，毅然從上海一座高樓縱身一躍而下。如果沒有那10年，許多正直、善良的人是絕不會在突如其來的狂風惡浪中無可抗拒地被淹沒的。
自然，歷史絕不可能有「如果」，所有的「如果」都是不存在的。如果每一個「如果」都是事實，那還成為歷史嗎？
人都有一種惰性或劣根性，不僅不願意正視過去，還常常有意無意地做一些粉飾和迴避，穿過長長的時空隧道，總愛定格在最美好的一刻，而不敢去看一看那些苦澀的、難堪的、甚至血淋淋的情景。其實，那是迴避不了的，粉飾更是徒勞。20年前，巴金老人就在我們前面做出表率，他憑著正義和良知，憑著對祖國和人民的摯愛，冷峻地正視現實，也無情地剖析自己。在150篇《隨想錄》里，他一次又一次拷問自己已經受到嚴重創傷的靈魂，大聲疾呼要從那黑色的10年中吸取教訓，千萬不能讓那曠世悲劇重演。謳歌真善美，鞭撻假惡丑，情意殷殷，幾乎是垂涕而道，痛切陳詞。我們報社的老上級李莊幾年前曾經對我說過，退下來的這些年，他一直在「閉門思過」。所謂「過」，一是過失的「過」，二是過去的「過」。他說，很需要冷靜想想自己幾十年中有些什麼過失和失誤，說過些什麼昧心之論，干過些什麼違心之事，而這些「過」又是從何而來？誰應該負主要責任？古人說：「行年五十，當知四十九年之非。」我也早過了「知非」之年。「閉門思過」，回顧來時路，需要想、值得思的，實在太多太多了。
反思並不完全是輕鬆愉快的事。嚴肅的、深刻的反思，必定伴隨自責的痛楚。審視、剖析自己靈魂、思想和感情中已經同自己血肉相連的東西，拋棄其中一部分，不痛楚是不可能的。然而，一顆為正義、良知和憂患意識驅使著的心靈，無法拒絕這種痛楚。青年女作家葉彌的中篇小說《成長如蛻》，細緻地寫了一個滿腔抱負而又不合時宜的青年如何從理想主義還原為務實而世俗的緩慢、沉重的過程。作家寫道：「阻礙他成長的因素多而複雜，因此，他的成長就不可能是某時某刻的『頓悟』，必定如動物蛻殼一般難受而遲緩。」比起女作家筆下80年代的青年人，我們這些進入老年的人蛻殼過程更加難受，更加沉重，更加遲緩。有的人蛻掉了一層層的殼，得到了解脫，得到了自由；有的人正處於蛻殼的過程中，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一直在努力蛻殼，努力革除思想觀念和靈魂深處那些同歷史過程不相適應的舊意識殘餘，絕不願像有的人那樣至今仍自覺或不自覺地將自己緊裹在殼內，不願意丟掉那裹了幾十年的硬殼，成為20世紀的套中人，或許還將帶著它走入新的世紀。
雨中黃葉，腐爛了又復滲進泥土，成為來年新枝新葉的豐富營養，它的生命以新的形式循環延續。白頭老人燈下懷舊反思，如春蠶吐絲，化為錦繡，給人以啟迪、智慧和美感。這樣看來，「燈下白頭人」未嘗不可以說是人生長途上一道別致的風景，一番清新的境界。從青春年少到鬢髮如霜，人生百年間，「從俗浮沉，與時俯仰」，轉眼都成明日黃花。儘管已經到黃昏時分，漫漫長路，還得繼續上下求索。我不敢奢言什麼「超越自我」之類的話頭，只求能夠多保持幾分清醒。「朝聞道，夕死可矣」。聞道，也是一種清醒。感受著古代哲人這種執著豁達的襟懷，推窗遙望浩渺幽邃的星空，頓覺心平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