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樹記》一文作於宋天聖九年，歐陽修時年二十有四。天聖八年正月，歐陽修「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宋史·歐陽修傳》）其時，正是他初入仕途，雄心勃勃準備有所作為的時候。
當時的歐陽修涉世不深，尚未切身體會到封建社會政治環境的惡劣和兇險，對現實環境的暫時適宜，使他對前途充滿希望。同時， 他對環境與人之間關係的思索也閃耀著思辨之光。然而，歐陽修這個有用之材最終沒能超脫環境的困惑，縱觀歐陽修一生，曾經几上幾下，幾度受寵又幾度受貶，其剛直不阿的秉性決定了他在不同時期的不同命運。
他由最初的推官不斷擢升又不斷被貶，跌跌撞撞直到官至參知政事，即副宰相。又由副宰相貶為知州，知州之後臨到再升遷時，歐陽修已不願做官，堅辭不就，告老還鄉。生活在封建社會的歐陽修一生坎坎坷坷，其間，可謂為國家立下了汗馬功勞，不知他在年老之時，重讀自己的《伐樹記》，會作何感想？
《伐樹記》著眼於西京河南府衙門東邊一塊荒地的改造，闡述了樹「幸之與不幸」與環境緊密相連的道理。歐陽修欲把荒地改造成菜園，並且在園周園植花果桐竹百餘株。但荒地上長著各種各樣的樹木，守園的人認為樗樹根壯葉大，「梗地脈，耗陽氣，而新植者不得滋」，又因「其材拳曲臃腫，疏輕不堅，不足養，是宜伐。」歐陽修於是伐掉了樗樹。
園中同時長著杏樹，杏樹根橫向伸展六七尺，守園人認為它也會影響園中的作物生長，建議伐掉。歐陽修認為很可惜，因為「杏方春且華，將待其實」，不如減少幾畦蔬菜讓杏樹生長，因此未伐。有一天，有客人拜訪歐陽修。這時，僕人正拖著砍掉的樹木從屋前經過，便對客人說起砍樹之事。
客人說，這有什麼奇怪呢？以無用之物害有用之物，怎麼能逃得過被砍伐的命運？杏樹能開花結果，是用其本身所具有的條件保護了它的本根，因而保留下來。桂樹、漆樹不能逃避被砍伐的命運，是因為砍伐了它們對人有利用價值，所以不能生存，它與杏樹是不相同的。樗樹臃腫無用，枝繁葉茂妨礙其它作物當然就要砍伐了。
這與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說不相同。一切物類的遭遇，都是根據它所處的環境而決定的。文章在敘述方式上借用了「客人」之口，是否真有其事無須考證，但客人的一番話無疑就是歐陽修的觀點。
世上樹木種類知多少？有的質地疏軟，有的質地堅硬；有的用處小，有的用處大；有的價值低賤，有的價值貴重。賤者如樗樹（即臭椿）、櫟樹，貴者如桂樹、漆樹。莊子曾托物言志道：「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夭。」意思說，無用之材可一直長到老，而有用之材一旦成材便被人砍伐。原因很簡單：人們伐樹的依據是於自己是否有利用價值。
歐陽修受莊子的影響，不少文章中透露出融化莊子著作的痕跡，但對莊子「以無用處無用」的思想以及「才者死不才者生」的說法卻有著不同的觀點。《伐樹記》一文便是如此。
其實，如樗樹、櫟樹也好，如桂樹、漆樹乃至杏樹也罷，有大地的存在，就有樹生存的地方。有用之材不一定比無用之材幸運。縱然如此，怨天尤人也奈何不得。首要的是能選擇環境，落籽落對了地方，便是幸運；落錯了地方，便是厄運。其次，當努力去改變環境，讓樹植根大地價值遠遠勝過其被砍伐作為他用的價值。選擇環境和改變環境，樹不能如此，但人能如此。這都是構成人與樹的異同之處。
莊子的詠嘆，流露出許多的無奈。他所著眼的，是生存中的諸多問題，而不是生存價值的問題。在他的心目中，也許自己就如那桂樹、漆樹，為了避免「傷夭」，他只能逃避。莊子雖然樂於去做消遙游，但在今人看來，仍是一種自我封閉。莊子的可貴之處在於他時刻保持一種樂觀的生活態度。以莊子的智慧，究竟哪裡是他最佳生存的環境？
老子、莊子甚至陶潛，如果他們僅僅如桂樹、漆樹，只有深山老林、人跡罕至的地方才是他們最好的去處。他們如樹終其天年，尚能讓人聞到質地的清香。可是其他如桂樹、漆樹逃離人們視野的人，雖也可以終其天年，然而就其生存價值而言，與樗樹、櫟樹又有什麼兩樣？
歐陽修作《伐樹記》，可謂深諳環境與人之間的道理，他最終也未充分尋求到既能適宜的生存，又能體現價值的生存之路。在那個時代，客觀條件決定之後，這必將是一個難以找到答案的問題。
我們所處的時代與過去的時代相比，環境已經迥然不同。儘管如此，道理沒變。所有感到懷才不遇的人，其悲劇往往在於沒有突破環境困惑的作為或者能力。在現實社會，突破困惑的曙光正在我們的前面。忽視了這個著力點，就會重蹈古人的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