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二里頭出土的綠松石龍形器
圖二：二里頭出土的「一首雙身」蛇形龍紋陶片
圖三：二里頭遺址出土龍紋陶片
圖四：二里頭遺址出土的蛇形龍紋陶器
關於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究竟是夏都還是商都，筆者在《商族起源與先商社會變遷》《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與王權的形成》兩書的部分章節中，主要從時間和空間以及「夏社不可遷」的歷史事件等方面論證了二里頭遺址是夏朝中期至晚期的王都。在時空問題之外，二里頭遺址出土器物濃厚的蛇形龍崇拜的文化特徵，可以作為二里頭遺址乃夏朝王都說的佐證。
一
在文獻上，夏王族即夏後氏，對於蛇形之龍的崇拜十分突出。例如，夏禹之禹就是蛇形之龍。《說文》：「禹，蟲也。從禸，象形。」這裡所說的「蟲」即蛇形之龍。在青銅器銘文中，禹字寫法與《說文》一脈相承。例如《遂公盨》《禹鼎》《秦公簋》中的禹字，均為從蟲、從九的象形兼會意字。「從九」即《說文》所說的「從禸」。在古文字學者中，有人主張金文「禹」字從禸之「禸」是衍生的，沒有實際意義。也有的主張所謂「從禸」即「從九」，如丁山指出：「禹字從蟲、九，即《楚辭》所謂『雄虺九首』」（《禹平水土本事考》）。我們聯繫文獻中禹稱霸九土（即九州）古史傳說，禹字從蟲、九的釋讀似乎更貼近歷史的實際。在20世紀20年代，顧頡剛先生為了論證「禹是上帝派下來的神，而不是人」，其依據之一就是引《說文》「禹，蟲也。從禸，象形」，說「禹或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其實，「禹」這個名號來自其圖騰之名，「禹」字的構形為蛇形之龍，只是說明「禹」這一名號的取名來自蛇形之龍，而並非禹本身即為動物。在人類學材料中，居住在澳大利亞中部的阿蘭達人（Aranda）有740個動植物圖騰，其中大量的是個人圖騰，少量的是氏族圖騰，二者並存。根據筆者研究，在圖騰起源上，先有個人圖騰，後有氏族圖騰，氏族圖騰每每是由氏族酋長的個人圖騰轉化而來。（《圖騰的起源、轉型與考古發現》，載於《重建中國上古史的探索》）禹的情況就是這樣，禹以蛇形龍為圖騰也就成為夏王族的圖騰。
夏族姒姓，也可說明蛇形龍是其重要圖騰。《國語·周語》說：伯禹治水，「疏川導滯」，「合通四海」，「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這是說夏禹即夏族姓姒。《史記·夏本紀》也說「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後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等。姒姓之「姒」字，不見於《說文》。在金文中，姒、始同字，從厶從女，如《衛姒鼎》《鄧伯氏鼎》等。丁山考證姒字初形實即厶（私之古文），說它：「象蛇身自環，史言禹為姒姓，無異言禹本蛇身……然則夏後氏祖禹而姒姓，當演自以蛇為圖騰之神話。」（《古代神話與民族》）此外，《國語·鄭語》：「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褒為姒姓，乃夏禹之後，褒氏是夏的同姓族邦中「用國為姓」者之一。姒姓褒國兩位先君「化為二龍」的神話，顯然是夏王族以龍為圖騰的傳說。還有，《山海經·海外西經》：「大樂之野，夏後啟於此儛九代，乘兩龍，雲蓋三層。」《山海經·海外西經》：「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後開。」這裡的開即啟，避漢景帝諱。總之，從上引文獻以及禹字的構形等多個方面都可以看出龍是夏族最重要的圖騰，而且是蛇形之龍。
關於龍，筆者把中國早期的龍形，劃分為「有爪之龍」和「無爪之龍」兩大類，並以此為起點探討龍的起源與原型。有爪之龍的生物原型是鱷魚，也即蛟龍；無爪之龍的生物原型是蛇蟒，也即「勾龍」（句龍）；而龍之所以能夠乘雲升天，是由於我國遠古先民將天空中的雷電與地上的鱷魚或蛇蟒視為一體的結果（《龍的原型與神性》，載於《重建中國上古史的探索》）。在這兩類龍形中，夏後氏、共工氏和陶唐氏都是以蛇形之龍為圖騰的。例如共工氏，《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說：「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山海經·大荒北經》則說：「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環，食於九土。」《歸藏·啟筮篇》也說：「共工，人面蛇身，朱發。」至於陶唐氏的龍圖騰，我在《陶寺與堯都：中國早期國家的典型》（《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一文中有較詳細論述，不再贅言。總之，從文獻上看，夏族基於以蛇形龍為圖騰而產生的崇拜是其文化的特質之一。
二
夏的這一文化特質可以得到二里頭遺址出土器物濃厚的蛇形龍崇拜現象的印證。二里頭遺址出土了許多龍形器物，最著名的是一件用綠松石片粘嵌的龍形器（圖一）。隨葬綠松石龍的02VM3墓葬是一座貴族墓，年代為二里頭文化第二期。墓內隨葬品豐富，除綠松石龍外，還有銅器、玉器、白陶器、漆器和海貝等。墓主為成年男性，年齡在30～35歲之間。綠松石龍是由2000餘片各種形狀的綠松石片粘嵌而成，放置在死者的骨架上，由肩部至髖骨處。在綠松石龍上還置一銅鈴。這條由綠松石片粘嵌而成的龍，呈現出巨頭，蜷尾，波狀的龍身，是一條蛇形龍。考古發掘者說：「龍頭朝西北，尾向東南，很可能是被斜放於墓主右臂之上面呈擁攬狀。」（《考古》2005年第7期）此外，在二里頭遺址H57灰坑出土的陶鬲殘片表面雕刻有一首雙身蛇形龍紋（圖二），年代為二里頭遺址中晚期。還有一件陶器殘片則刻畫有「一身而雙頭」的蛇形龍紋（圖三：1）。「一首雙身」，似乎是因藝術表現上用平面表現立體而產生的。「一身而雙頭」，與漢代畫像石磚中伏羲女媧「人面蛇身，尾交其上」的表現方式是一樣的。還有，在一座二里頭文化二期的灰坑中出土兩件透底器的陶器，一件編號為96YLIIIH2：2，器表布滿菱形紋和弦紋並攀附有3條蛇形龍（圖四）；一件編號為96YLIIIH2：1，器表經磨光，其上攀附有6條蛇形龍（《二里頭陶器集粹》之圖一七〇、一七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這兩件陶器都屬於二里頭文化第二期。此外，還發現四件陶器殘片上刻畫有蛇形龍紋（圖三：2、3、4、5），還有一件編號為03VG14：16的陶盆口沿內側浮雕一條蛇形長龍，昂首勾尾，身上有麟紋，龍身上方陰刻魚紋一周（《考古》2004年第11期，圖版捌：5）。
三
把二里頭遺址出土的豐富的龍形器物，與文獻中夏族以龍為圖騰以及金文中「禹」字寫作蛇形龍等材料相聯繫，這是從正面佐證二里頭遺址乃夏朝王都。若從反面而言，即從商族的圖騰崇拜而言，我們知道，商族的圖騰是玄鳥。例如，《詩經·商頌·玄鳥》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詩經·商頌·長發》也記有：「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楚辭·天問》曰：「簡狄在台，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對於這些古史傳說，《史記·殷本紀》則敘述為：「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墜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解讀這些文獻，筆者認為，《玄鳥》篇和《長發》篇中與圖騰觀念混合在一起的「天命」和「帝」的觀念，應該是後起的，它是商族人在原來的圖騰祖先誕生的神話故事的基礎上加上去的。其中，從甲骨文中的情況來看，商族至少在甲骨文時代即商代後期已出現了「帝」和「上帝」的觀念，而甲骨文中的「天」並非至上神，只是「大」的意思。因而，也許商族人有關玄鳥圖騰歷史記憶傳至甲骨文時代時，在原有的始祖誕生的圖騰神話的基礎上，加進去了上帝的觀念，這才使得《長發》篇說商的誕生是按照「帝」命令進行的。至於由《玄鳥》篇「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天命」所表現出的殷人尊天的字眼，則是周人或商的後裔宋人用後來的觀念把「帝」改寫為「天」的結果（王震中《商周之變與從帝向天帝同一性轉變的緣由》）。儘管如此，在《玄鳥》篇和《長發》篇的始祖誕生神話中，我們尚看不到「父親」的作用，即在《玄鳥》和《長發》中，我們看不到有娀氏女子簡狄生育商族祖先時其丈夫有什麼作用，由此，筆者認為《玄鳥》篇和《長發》篇所反映的商族的玄鳥圖騰神話，要比《楚辭·天問》和《史記·殷本紀》更原始一些，它保留了圖騰祖先誕生神話中較原始的內涵。這也與《玄鳥》和《長發》篇的成書年代較《楚辭·天文》和《史記》要早許多有關係。但通過《史記·殷本紀》簡狄因吞玄鳥卵而生出商契的故事來理解《詩經》的《玄鳥》篇和《長發》篇所反映的商族的玄鳥圖騰神話，還是能夠窺視出其歷史素地的——這就是說，玄鳥是商族尤其是商王族最重要的圖騰。
二里頭乃王都遺址，考古學界對此是沒有分歧的。雖然說二里頭遺址究竟是夏都還是商都，目前尚未形成最後定論。無論何種主張，都需要從時間、空間、歷史事件、文化內涵和特質等多個方面進行綜合論證。在筆者看來，截至現在，論證二里頭遺址為夏都的依據和說服力，要遠勝於部分學者的「商都說」。如果我們在時空等條件的基礎上，再舉出二里頭遺址出土器物濃厚的蛇形龍崇拜只能與夏王族的龍圖騰崇拜相吻合，而與商王族的玄鳥圖騰崇拜完全不吻合，這可以成為二里頭乃夏朝王都說的一個有力佐證。
作者：王震中，系重慶師範大學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共建「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起源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