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貝特蘭·羅素 傅雷 譯
很少人能夠快樂，除非他們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觀，大致能獲得與他們在社會上有關係的人的贊同，尤其是和他們共同生活的人的贊同。
近代社會有一種特色，即是它們分成許多道德觀和信仰各各不同的派別。這種情形肇始於宗教改革，或者應該說源自文藝復興，從那時以後，事態就愈趨愈分明。先是有舊教徒和新教徒之分，他們不但在神學上，而且在不少比較實際的問題上歧異。再有貴族和中產階級之別，前者可以允許的各種行為，後者是絕對不能通融的。又有自由神學派和自由思想者，不承認奉行宗教規則的義務。我們今日，在整個歐洲大陸上，社會主義者和非社會主義者之間又有極大的分野，不獨限於政治，抑且涉及生活的各部門。在用英語的國土內，派別多至不可勝計。藝術被有些集團所崇拜，被另一些集團認為魔道，無論如何現代藝術總被認為邪惡。在某些集團中，盡忠於帝國是最高的德性，在別的集團中卻是一樁罪行，又有些集團認為是愚事的一種。狃於習俗的人把姦淫看作罪大惡極，但極多人認為即使不足恭維至少也是可以原諒的。離婚在舊教徒中間是絕對禁止的，但多數非舊教徒以為那是婚姻制度必需的救濟。
由於這些不同的看法，一個有某些嗜好與信念的人，處於一個集團中時可能覺得自己是一個放逐者，而在另一集團中被認為極其普通的人。多數的不快樂，尤其在青年中間，都是這樣發生的。一個青年男子或女子，道聽途說的摭拾了一些觀念，但發覺這些觀念在他或她所處的特殊環境中是被詛咒的，青年人很容易把他們所熟識的唯一的環境認作全社會的代表。他們難得相信，他們為了怕被認為邪惡而不敢承認的觀點，在另一個集團或另一個地方竟是家常便飯。許多不必要的苦難，就是這樣地由於對世界的孤陋寡聞而挨受的，這種受苦有時只限於青年時期，但終生忍受的也不在少。
這種孤獨，不但是痛苦之源，還要浪費許多精力去對敵意的環境維持精神上的獨立，並且一百次有九十九次令人畏怯，不敢貫徹他們的思想以達到合理的結論。勃朗德姊妹（十九世紀英國女作家，三姊妹皆以小說名世。）在印行作品之前從未遇到意氣相投的人。這一點對於英雄式的、氣魄雄厚的愛彌麗·勃朗德固然不生影響，但對夏洛蒂·勃朗德當然頗有關係了，她雖有才氣，大部分的觀點仍不脫管家婦氣派。同時代的詩人勃萊克，像愛彌麗一樣，也過著精神極度孤獨的生活，但也像她一樣，有充分的強力足以消除孤獨的壞影響，因為他永遠相信自己是對的，批評他的人是錯的。他對公眾輿論的態度，讀下面幾行就可知道。
我認識的人中唯一不使我作嘔的，
是斐賽利：他又是回教徒又是猶太人，
那末親愛的基督徒，你們又將如何？
（譯者按：回教徒與猶太人皆為基督徒所惡，但勃萊克卻認為唯有這種人不使他憎厭，足見他的蔑視公共輿論。）
但在內心生活里具有這等毅力的人是不多的。
友好的環境，幾乎為每個人的快樂都是必需的。當然，大多人都處在同情的環境之內。他們青年時習染了流行的偏見，本能地承受了周圍的信念和風欲。但有另一批少數的人物，其中包括著一切有些靈智的或藝術的價值的人，絕對不能取這種俯首帖耳的態度。假定有一個生在小鄉鎮里的人，從幼年起就發覺在他精神發展上必不可少的東西，全都遭受周圍的白眼。假定他要念一些正經的書，別的孩子們就瞧不起他，教師們告訴他這類書是淆惑人心的。假如他關心藝術，伴侶們就認為他沒有丈夫氣，長輩又認為他不道德。假如他渴望無論怎樣體會的前程，只消在他的集團里是不經見的，人們便說他傲慢，並說對他父親適配的事應該對他也適配。倘他對父母的宗教主張或政治黨派發表批評，很可能招惹嚴重的是非。為了這許多理由，在多數具有特殊價值的青年男女，少年時期是一個非常不快樂的時期。為一般比較平凡的伴侶，這倒是一個快樂和享受的辰光；至於他們，卻熱望著一些更嚴肅的事情，可是在他們特殊的社會集團內，在前輩和平輩身上都找不到這嚴肅的東西。
這等青年進入大學時，大概能發見一些氣味相投的知己，享幾年快樂生活。運氣好的話，他們離開大學之後可以找到一項工作，使他們仍可能選擇一般契合的伴侶；一個住在像倫敦、紐約那樣的大教市裡的聰明人，普通總可找到一個情投意合的集團，可毋需受什麼約束或裝什麼虛偽。但若他的工作迫使他住在一個較小的地方，尤其不得不對普通人士保持尊敬的時候，例如律師和醫生的職業就得如此，那末他可能終生對大半日常遇見的人，瞞著他真正的嗜好和信念。這種情形在美國特別真切，因為幅員廣大。在你最意料不到的地方，東、南、西、北，你會發見一些孤寂的人，從書本上得知在有些地方他們可能不孤獨，但是沒有機會住到那邊去，即是知心的談話也是絕無僅有。在這等情勢之下，凡是性格不像勃萊克那麼堅強的人，就不能享有真正的幸福。
假如要真正的幸福成為可能，那必須找到一些方法來減輕公眾輿論的專橫或逃避它，而且藉助了這個方法，使聰明的少數分子能彼此認識而享受到互相交往之樂。
在好多情形中，不必要的膽怯使煩惱變得不必要的嚴重。公眾輿論對那些顯然懼怕它的人，總比對滿不在乎的人更加橫暴。狗對怕它的人，總比對不理不睬的人叫得更響，更想去咬他；人群也有同樣的特點。要是你表示害怕，保准你給他們窮追，要是你若無其事，他們便將懷疑他們的力量而不來和你糾纏了。
當然，我並不鼓吹極端的挑釁。倘你在肯新吞（按：系倫敦市區之一）主張在俄羅斯流行的見解，或在俄羅斯揭櫫在肯新吞很平常的觀點，你一定要受到後果。我所說的並非這樣的極端，而是溫和得多的背叛習俗的行為，例如衣冠不整，或是不隸屬於某些教堂，或是不肯讀優秀的書等等。這一類的背叛，要是出之於不拘小節與和悅的態度，出之於自然而非挑釁的，那麼即使最拘泥的社會也會容忍。久而久之你可取得大眾承認的狂士地位，在別人身上不可原恕的事情，在你倒可毋容禁忌。這大部分是性情溫良與態度友好的問題。
守舊的人所以要憤憤然的攻擊背棄成法，大半因為他們認這種背棄無異是對他們的非議。假如一個人有充分的和悅與善意，令最愚蠢的人都明白他的行為全無指責他們的意思，那麼很多違反習俗之事可以得到原諒。
然而這種逃避物議的方法，為那般以趣味或意見之故而絕對不能獲得周圍同情的人，是沒有用處的。周圍的缺少同情，使他們忐忑不安，常常取著好鬥的態度，即使他們表面上證明，或設法避免任何尖銳的爭執，也是徒然。因此，凡與自己集團中的習俗不和諧的人，常傾向於鋒芒外露，心神不安，缺少胸懷開朗的好心情。這些人一旦走到另一個集團，走到他們的觀點並不被認為奇怪的派別中去時，他們的性格似乎完全改變了。他們能從嚴肅、羞怯、緘默，一變而為輕快和富有自信；能從頑強一變而為順易與；能從自我中心一變而為人盡可親。
所以凡是與環境不融洽的青年，在就業的時候，當儘量選取一樁能有氣味相投的伴侶可以遇到的事業，即使要因之而減少收入也在所不顧。往往他們不知道這是可能的，因為他們對社會的認識有限，很容易把他們在家裡看慣的偏見，誤認為是普天下皆是。在這一點上，老一輩的人應該能予青年人很多助力，既然最重要的是對人類具有豐富的經驗。
當此精神分析盛行的時代，極普通的辦法是，認定一個青年和環境齟齬時，原因必在於什麼心理上的騷亂。在我看來，這完全是一樁錯誤。譬如，假定一個青年的父親相信進化是邪說。在這個情形之下，使他失去父親同情的，唯有「聰明」二字。與環境失和，當然是一樁不幸，但並非一定應該不惜任何代價去避免的不幸。遇到周遭的人愚蠢，或有偏見，或是殘忍的時候，同他們失和倒是德性的一種標記。而上述的許多缺點，在某種程度內幾乎在所有的環境中都存在。
伽利萊（十六世紀義大利天文家）與凱不勒（十七世紀德國天文家）有過像日本所稱的「危險思想」，我們今日最聰明的人也大半如是。我們決不該祝望，社會意識發展的程度，能使這樣的人物懼怕自己的見解所能引起的社會仇視。所當祝望的，是尋出方法來把這仇視的作用儘量減輕和消滅。
在現代社會裡，這個問題極大部分發生於青年界。倘然一個人一朝選擇了適當的事業，進入了適當的環境，他大概總能免受社會的迫害了；但當他還年輕而他的價值未經試煉時，很可能被無知的人擺布，他們自認為對於一無所知的事情有資格批判，若使一個年紀輕輕的人膽敢說比有著多少人情世故的他們更懂得一件事情的話，他們便覺得受了侮辱。許多從無知的專制之下終於逃出來的人，會經歷那麼艱苦的鬥爭，挨過那麼長時期的壓迫，以致臨了變得滿腔悲苦，精力衰敝。有一種安慰人心的說法，說天才終歸會打出他自己的路，許多人根據了這個原則便認為對青年英才的迫害，並不能產生多少弊害。但我們毫無應該接受這原則的論據。那種說教很像說兇手終必落網的理論。顯然，我們所知道的兇手都是被捕的，但誰能說我們從未知道的兇手究有多少？同樣，我們聽到過的天才，固全都戰勝了敵對的環境，但毫無理由說：並沒有無數的天才在青年時被摧殘掉。何況這不但是天才問題，亦且是優秀分子的問題，這種才具對於社會也是同樣重要啊。並且這也不但是好歹從輿論的專制之下掙扎出來就算的問題，亦且是掙扎出來時心中不悲苦，精力不衰竭的問題。為了這些理由，青春時期的生活不可過於艱苦。
老年人用尊重的態度對付青年人的願望，固然是可取的，但青年人用尊重的態度對付老年人的願望卻並不可取。理由很簡單，就是在上述兩種情形內，應該顧到的是青年人的生活，而非老年人的生活。但當青年人企圖去安排老年人的生活時，例如反對一個寡居的尊親再度婚嫁等等，那末其荒謬正和老年人的企圖安排青年人的生活一樣。人不問老少，一到了自由行動的年紀，自有選擇之權，必要時甚至有犯錯誤的權利。青年若是任何重大的事情上屈服於老年人的壓迫，便是冒失，譬如你是一個青年人，意欲從事舞台生活，你的父母表示反對，或者說舞台生活不道德，或者說它的社會地位低微。他們可能給你受各式各樣的壓力，可能說倘你不服從就要把你驅逐，可能說你幾年之後定要後悔，也可能舉出一連串可怕的例子，敘述一般青年莽莽撞撞的做了你現在想做的事，最後落得一個不堪的下場。他們的認為舞台生活與你不配，或許是對的；或者你沒有演劇的才能，或者你的聲音不美。然而倘是這種情形，你不久會在從事戲劇的人那邊發現的，那時你還有充分的時間改行。父母的論據，不該成為使你放棄企圖的充分的理由。倘你不顧他們的反對，竟自實現了你的願望，那末他們不久也會轉圜，而且轉圜之快，遠出於你的和他們的意料之外。但若在另一方面，有專家的意見勸阻你時，事情便不同了，因為初學的人永遠應當尊重專家的意見。
我認為，以一般而論，除了專家的意見之外，大家對別人的意見總是過於重視，大事如此，小事也如此。在原則上，一個人的尊重公眾輿論，只應以避免飢餓與入獄為限，逾越了這個界限，便是自願對不必要的專制屈服，同時可能在各方面擾亂你的幸福。
譬如，拿花錢的問題來說。很多人的花錢方式，和他們天生的趣味完全背馳，其原因是單單為了他們覺得鄰居的敬意，完全靠著他們有一輛華麗的車子和他們的能夠供張盛宴。事實是，凡是力能置備一輛車子，但為了趣味之故而寧願旅行或藏中的人，結果一定比著附和旁人的行為更能受人尊敬。這裡當然談不到有意的輕視輿論；但仍舊是處於輿論的控制之下，雖然方式恰恰是顛倒。（按：一種是怕輿論，另一種是迎合輿論。其為輿論所役則一。）但真正的漠視輿論是一種力量，同時又是幸福之源。並且一個社會而充滿著不向習俗低首的男女，定比大家行事千篇一律的社會有意思得多。在每個人的性格個別發展的地方，就有不同的典型保存著，和生人相遇也值得了，因為他們決不是我們已經遇見的人的複製品。這便是當年貴族階級的優點之一，因為境遇隨著出身而變易，所以行動也不致單調劃一。
在現代社會裡，我們正在喪失這種社會自由的源泉，所以應當充分明白單純劃一的危險性。我不說人應當有意行動怪僻，那是和拘泥守舊同樣無聊。我只說人應當自然，應當在不是根本反社會的範圍之內，遵從天生的趣味。
由於交通的迅速，現代社會的人不像從前那樣，必須依賴在地理上最接近的鄰居了。有車輛的人，可把住在二十里以內的任何人當作鄰居。因此他們比從前有更大的自由選擇伴侶。在無論哪一個人煙稠密的鄰境，一個人倘不能在二十里之內覓得相契的心靈，定是非常不幸的了。在人口繁盛的大中心，說一個人必須認識近鄰這個觀念早已消滅，但在小城和小鄉村內依舊存在。這已經成為一個愚蠢的念頭，既然我們已無須依賴最近的鄰居做伴。慢慢地，選擇伴侶可能以氣質相投為主而不以地域接近為準。幸福是由趣味相仿、意見相同的人的結合而增進的。社交可能希望慢慢往這條路上發展，於是也可能希望現在多少不隨流俗的人的孤獨逐漸減少，以至於無。毫無疑問，這可以增進他們的快樂，但當然要減少迂腐守舊的人的快樂，——目前他們確是以折磨反抗習俗的人為樂的。然而我並不以為這一種的樂趣需要加以保存。
畏懼輿論，如一切的畏懼一樣，是難堪的，阻礙發育的。
只要這種畏懼相當強烈，就不能有何偉大的成就，也不能獲得真正的幸福所需的精神自由，因為幸福的要素是，我們的生活方式必淵源於我們自己的深邃的衝動，而非淵源於做我們鄰居或親戚的偶然的嗜好與慾念。
對近鄰的害怕今日當然已比往昔為少，但有了一種新的害怕，怕報紙說話。這正如中古時代的妖巫一樣駭人。當報紙把一個也許完全無害的人選做一匹代罪的羔羊時，其結果將非常可怕。幸而迄今為止，對這樣命運，多數的人還能因默默無聞之故而倖免；但報紙的方法日趨完備，這新式的社會虐害的危險，也有與日俱增之勢。這是一件太嚴重的事情，受害的個人決不能以藐視了之；而且不問你對言論自由這大原則如何想法，我認為自由的界限，應當比現在的毀謗法律加以更明確的規定，凡使無辜的人難堪的行為，一律應予嚴禁，連人們實際上所作所為之事，也不許用惡意的口吻去發表而使當事人受到大眾的輕視。然而，這個流弊的唯一最後的救濟，還在於群眾的多多寬容。增進寬容之法，莫如使真正幸福的人增多，因為唯有這等人才不會以苦難加諸同胞為樂。
文章選自《幸福之路》，羅素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