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如此厲害,為什麼在當時的社會不得重用?原因有很多

2019-11-08     指點江山

時代的進步,離不開各個時代優秀人物的推動,有人是政治家,有人是軍事家,有人是思想家... ...有人專注權術,有人專注戰爭,有人專注文化... ...

今天,我們說到的這位,就是聞名全世界的孔聖人——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

孔子,我們稱其為春秋末期著名的「平民」思想家、教育家。在世時,就被尊奉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更被後世統治者尊為孔聖人、至聖、至聖先師、大成至聖文宣王先師、萬世師表。其思想對中國和世界都有深遠的影響,其人被列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並且,隨著孔子影響力的擴大,祭祀孔子的「祭孔大典」一度成為和中國祖先神祭祀同等級別的「大祀」。但是,不知為何,「平民」一詞放在孔子的身上總會有一種深深的違和感,總覺得如孔子這般人物就該為列國爭搶才對,那麼,在其有生之年,怎麼會仕途不順呢?

其實,在春秋末年那個時代,國家還沒有科舉制,作為平民百姓想要入仕為官,實現自己的政治藍圖,只能靠它人舉薦。孔子遊學十三年,既是「學」、也是「傳」,不斷充實自己,也在傳道授業、宣傳著自己的思想理念。與此同時,也抱有自己名聲高漲,引得諸國君主注意的心思。

在名滿天下之時,孔子的這份小心思好像已經實現了,但是,又不能算是完全成功。他得到了各國君主的關注,成為其座上賓,卻仍未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即使到最後,孔子除卻在魯國擔任過一段時間的大司寇外,雖有心卻也真的再與仕途無緣了。

縱觀歷史上對孔子的記載,不難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其一、孔子本人極其渴望出仕;

孔子的同鄉公山不狃,曾是魯國季桓子頗為看重的家臣,因為這份信任,季桓子任命公山不狃為費邑的邑宰,可惜人心難測,這對君臣最終還是關係破裂。不僅如此,在經歷一番周折後,公山不狃強勢占據費邑,並打算在此建業。既有建功立業的想法,又怎能不招賢納士?

於是,公山不狃向孔子傳去徵召。正巧,此時的孔子恰處於「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的局面中,整日為不受重用而耿耿於懷。公山不狃的傳召讓孔子陷入了一番思索:曾經周文王起於豐、周武王起於鎬,雖是小地方,但卻都成就了一番事業,如今費邑也小,但未嘗不是一次機會。

於是,孔子打算應聲而去。

當子路得知師傅想要去輔佐公山不狃時,對此深感疑惑,但是,孔子卻對他說:「我此去難道是白白應召嗎?此行我若能在費邑為官安定下來,便是復興周道有望!」可惜,它終究是空歡喜一場。

除卻故土魯國,孔子一生逗留時間頗久的地方,還有衛國。並且,孔子曾幾進幾出衛國。

衛靈公因年老、懈怠於朝政,加之多方面原因不願起用孔子,之後,又因小人讒言,衛靈公對孔子起了疑心,為此,孔子不得不奔離衛國,繼續遊學之路。對此,孔子曾嘆息道:「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意思就是,如果誰願意起用我,一年就能看到效果,三年便可成大事。

但是,人生多有事與願違之處,不被起用則成了孔子的一大遺憾。

其二、孔子想要從政恢復周禮,建立一種新的社會秩序;

在孔子一生中,究竟有怎樣的政治抱負呢?在司馬遷的《孔子世家》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一生都想要恢復周禮的孔子。但是,實際上,孔子想要恢復的「周禮」,並非完全是前周朝所啟用的那套制度,而是一種新的、與孔子思想再度融合的新秩序、新制度。

那麼,何以看出孔子想要啟用的就是「周禮」,而非其他呢?

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故事來看:

齊國君主齊景公曾問政於孔子,孔子不假思索的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為何意?簡單說就是:身為君主就該有為人君的樣子,身為臣子就該有為人臣的樣子,作為父親該有為人父的樣子,作為兒子該有為人子的樣子,每個人都要知道自己處於什麼位置,認清身份。

這裡反應的就是嚴苛的「尊卑等級制度」。

嚴苛的等級劃分使得人人恭守其身,處事必須遵循「名正言順」。說到這「名」,還得提到子路應召去衛國前與師傅孔子的一番話。子路問孔子:「我今應召前去衛國輔政,應該先做什麼呢? 」孔子對其說:「必先正名乎。」為此,子路感到疑惑不解:「這樣做不會太過迂闊嗎?名分一事何須太過執著。」

誰曾想,孔子一聽異常生氣,將子路說教了一番,然後說道:「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矣。」一番大道理娓娓道來,前後相接,鞭辟入裡、字字珠璣,說的就是這「名」的重要性。

這裡,孔子要求「名」正,就是為了保證等級制度的穩定,兩者相輔相成。不在形制上嚴格要求,那麼,怎麼能體現出在等級制度下各個階級的不同之處呢?

話說,在魯定公十三年,孔子擔任魯國大司寇期間,終於將周禮用到了治國之上,為此,孔子曾對魯定公說過:「臣無藏甲,大夫勿百雉之城。」其意思就是,百姓絕不能私藏兵器,所有士大夫擁有的城池大小不可超過三百三百丈,所以,才有了「隳三都」這一著名的歷史事件。

在魯定公十二年的時候,孔子為魯國的大司寇兼攝相事,為了加強君權,派子路墮毀三都。三都,即:季孫氏的費邑(今山東費縣)、孟孫氏的郕邑(今山東寧陽)、叔孫氏的郈邑(今山東東平)。

起初,季孫斯和叔孫州仇、仲孫何忌想要抑制家臣勢力,也支持墮三都。叔孫氏先墮毀郈邑,費邑宰公山弗擾起兵反魯,率軍攻入魯國國都曲阜,魯定公和季孫斯(季桓子)、仲孫何忌(孟懿子)和叔孫州仇(叔孫武叔)躲在季氏之宮,武子之台。孔子派申句須、樂頎率軍擊敗弗擾,弗擾逃到齊國。

之後,郕邑宰公斂處父反對墮毀郕邑,使三桓開始反對墮三都。墮三都最終失敗,孔子不久之後,也離開魯國,開始了他的周遊列國。

並且,在《孔子世家》的記載中,還講到一件有趣的事。

話說,在魯定公十年,為慶祝魯、齊兩國重歸於好,需兩國聯合舉行一個正式的儀式。

那時,孔子剛為官不久,出發前就對國君魯定公說:「臣聽聞有文事者必武備,有武事者必文備(即便是和平的外交活動中,軍事武裝力量仍不可少,同理,軍事交戰中,也不能少了智慧和擔當),從前,諸侯出疆,跟隨者還需文臣武將具備,缺一不可,請君具左右司馬。」

魯定公一聽,這好辦啊!於是,為孔子湊齊左右司馬,依仗儼然,一行人浩浩蕩蕩而去。其後,兩國隊伍順利相會於夾谷,在士階三等之上,設立壇位。待到獻酬禮完畢,就該輪到齊國演奏四方之樂。誰曾想,這樂一奏,竟是亂七八糟、聒噪至極。

孔子一聽,便覺不對,歷階而登,站在離壇一階的地方,舉袂而言:「今雙方君主為兩國友好而相聚於此,怎可演奏這夷狄之樂,還請有司將其撤去!」可是,樂人卻不敢聽從有司之言離去。此時,在場之人皆看向晏子與齊景公,好不尷尬。

演奏夷狄之樂本就不該,齊景公只得心虛的令樂人退下。而此時,齊有司在景公的准許下,又召來藝人,準備奏宮中之樂。於是,一批藝人侏儒登場。誰知,孔子卻又趨而進,再次站到離壇一階的位置上,高聲道:「匹夫有蠱惑諸候者,罪當誅。」再次由有司執法,將這批藝人侏儒全部斬首。

從這一則小故事中,就可以體現出孔子對禮教的看重。

那麼,為什麼說孔子提出的「周禮」,不完全是前朝的「周禮」?

這就要說到孔子的核心思想——「仁」了。

子路曾問過孔子:「是因為我們的「仁」還不夠,所以,別人才不信我們嗎?」對此,孔子給出了肯定的回答:所謂「仁者愛人」,仁,可以說涵蓋世間所有美德,同時「克己復禮」同為仁。以「仁」為核心,這就是與前朝周禮最大的不同。

一個「仁」字,是孔子多年來思想的凝聚,這個字自從提出後貫穿了中華幾千年的歷史,沿用至今。

其三、因時代局限,孔子頗順「天意」(這也是他性格上最可愛的一點);

生於春秋時代的孔子,在很多事上,都講究順天而行。孔子因與衛靈公有隙,便離開了衛國,在前往陳國途中途徑匡,誰知,竟無緣無故被匡人抓了起來。原來,竟是因為孔子與得罪了匡人的陽虎有幾分相似,讓匡人認錯了,這真有點啼笑皆非。

當然,一番周折之後,孔子還是被釋放了出來。然而,孔子被放出來後,卻說了這樣一番話:「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匡人其如予何!」大意就是:周文王去世,周朝的文化禮儀便不復存在。天意要毀滅周禮,我這個後死之人便不該有復興周禮的心思呀。但是,上天不想滅周禮,匡人又能奈我何?

孔子這言下之意便是:今天意不讓我死,就是要我重塑周禮!

並且,像這樣「順天命」之事,可不止一件。

話說,在孔子遊學期間,曾去過宋,一天,孔子與弟子於樹下習禮,誰知,宋司馬竟想趁機殺害孔子,當然,孔子逃掉了。逃過一劫的孔子卻說道:「上天有德於我,你又能把我怎麼樣?」

他竟把能夠逃生歸功於「老天」。

其四、孔子思想超前,不能與當時社會完全融合;

在中國的歷史上,有著長達兩千餘年的封建社會,而孔子的儒家思想,歷來就被作為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足以見它的正確性。

但是,為什麼孔子在生前,卻不受重用呢?

春秋末期,是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變的大變動時期,新興地主階級出現,諸國皆崇尚法家,意圖變法圖強,這與孔子的儒家思想相背離。因為時代的局限,孔子思想並不被統治者採納,直到漢武帝時期,國家大統,為了社會穩定,加強百姓的思想統治,便有了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從此,儒家思想被刻在千萬民眾心中。

以上提到的,或許是孔子一生的遺憾,但是,這只是他「滿滿」人生中的一小部分。如世人對他的定位——思想家、教育家,他一生最大的成就與貢獻,就在於創立了儒家思想,開創了私學之風,將學問廣傳天下。曾經孔子有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之後更是有弟子千千萬,真正的算是桃李滿天下了。

參考資料:

【《史記·孔子世家》、《論語》、《孔子家語》】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Q3RwTG4BMH2_cNUgtwDK.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