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寫經體」，是一個模糊的學術用語，是就抄寫的經文而言，不是「書體」，通常認為，「寫經」一詞僅指佛經，也有人認為兼指佛經、道家和儒家經典。
20世紀初，在敦煌藏經洞發現了許多重要文物，其中各種歷史文獻幾乎涉及3至21世紀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這些文獻有宗教和世俗兩方面的內容，多半保存於縑帛和紙質卷子。大部分卷子為佛經，以及儒家或道家經典的寫本。依據現存實物，曆數百年的寫經可以分為不同時期的風格，每種風格反映了不同的風格來源和審美趣味。本文試以六朝寫經體和唐人寫經體分而述之。
一、六朝寫經體
佛經是由梵文、胡語譯成華語，再用書面語言記錄繕寫的，漢末、魏晉早期翻譯的佛經，所抄寫的文字就是當時日常應用的正書體。
東漢末，日常使用的書體已由帶波碟的隸書即「八分書」和不帶波碟的簡率隸書向行書、正書過渡。其時正書和行書的捺筆、主橫畫尚含有濃重的隸書波碟意的，顯得豐厚肥重，但已出現後來正書所特有的撇與鉤。撇與鉤在東漢碑刻上的八分書中幾乎是不出現的，而一些書寫較快捷的隸書，因為筆畫的簡省呼應產生了這種筆致，在正書中吸納了撇與鉤的寫法，並成了基本筆畫。這些特徵可以從《永壽二年陶瓶朱書》《陳刻敬陶瓶朱書》《黃神北斗陶瓶朱書模本》和長沙走馬樓吳簡牘見其端倪。
寫經的字都較工整，不能草率，草率就不虔敬，而抄寫的速度又要快，才能出效率，故寫橫畫都是尖鋒起筆，不用逆鋒，收筆處重按，轉折處多不是提筆轉換筆鋒，而是略作頓駐後再調鋒以取勁疾。漢末、三國時的寫經現在無可得見，但能見到稍晚的西晉元康六年《諸佛要集經》和永嘉二年（308）《摩訶般若波羅密經守空第十七》都用這種書體書寫，這是在當時日常應用的正書體基礎上再加以改造並程式化的一種書體，其所追求的效果要既工且速。由於西晉以前已譯1000部，各經又廣泛傳抄這些數量眾多的早期寫經對後世的寫經在體式上產生了深遠持久的影響，是六朝寫經體形成的基礎。
寫經是有其較固定規格程式的，先畫好烏絲欄，最常見的格式是每行抄寫17字。這可能是為了便於計字和校對。抄寫時，以舊的經卷為底本，照式抄寫。抄經的人大多為寺院僧尼和以抄經為職業的經生，也有普通的信眾，這些人不在上流社會，一般是看不到名家手跡的，他們習書的範本就是前人抄寫的經卷。僧尼、經生和信眾在抄經時，須按照舊本體式抄寫，不羼人己意。這樣，魏晉時的寫經書體就一直沿襲下來變化很小。十六國、南北朝時大量新譯的佛經律論也都是用寫經書體繕寫。南北朝後期寫經的書體雖然隸書筆意愈來愈少，但是仍保持其沉雄厚重的體式。南北方由於佛教傳播和流通較其他方面的交流寬鬆，故南北寫經的書風差異很小，後人稱這種特殊的書體為「六朝寫經體」。
以傭書為業的窮知識分子，除了抄寫佛經外，也還抄寫書籍，在印刷術未發明之前，書籍的流傳都是靠人抄寫的，經生也往往兼抄書籍。新疆都善、吐魯番所出兩種晉人《三國志·吳志》殘卷抄本，即是用寫經體寫成的。晉代寫經體與同時期前涼《李柏文書》兩種的體勢已不一樣，雖然《李柏文書》是行書，但還是能看出在一些基本筆畫上與寫經體有所區別。有些寫經雖然經文與末尾題記皆為同一人所寫，但體勢也有差別。寫經體到南北朝時已與當時世俗流行的正、行書有著明顯的區別。
六朝寫經體主要呈現與鍾繇書風的關係，以形式簡化為特徵。如吳建衡二年(270)的《道德經》寫本，隸書，紙本墨書，現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約翰.B.艾略特收藏，抄寫者為索紞。索紞生於敦煌一個文化修養濃厚的家庭，其叔父是書法家索靖。魏元帝景元四年(264)，索靖和4位堂兄弟來到當時魏國的京城洛陽，併入太學，後以「敦煌五龍」名噪一時。年輕的索紞有可能隨其叔父同在太學。在洛陽，索紞對道教產生了興趣，這或許受來自中國東南地區宗教中心的朋友的影響。可能由於這種關係，索紞轉往吳國京城南京，並採用吳國紀年來記錄其作品年代，於吳建衡二年抄寫《道德經》，卷末署名「建衡二年庚寅五月五日燉煌郡索紞寫巳」。索紞寫本的紀年為建衡二年，具有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上有道家經典《道德經》後部分百分之四十的內容。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紙本墨書卷子本。普林斯頓藏本為殘卷，原文傳為老聃所作。此本寫在脆弱的黃紙上，118行，鳥絲欄。饒宗頤則認為，索紞寫本主要依據河上公註疏的舊本《道德經》，而非王弼注本。
索紞寫本的書風流露出鍾繇的影響，字形方正，用筆有隸意，波畫呈水平狀波動，磔畫或捺畫加重了三角形末尾收筆。捺畫的強調，使得每個字的底部穩定、結構平衡，字的筆畫輪廓清晰、流暢。這件書法作品，給人的整體感覺自然、輕鬆，富於節奏結字方正，側重捺筆，用筆輕快，受鍾繇《薦季直表》影響。索紞居留洛陽期間受鍾繇書風影響也屬正常，鍾繇至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去世一直是洛陽有影響力的官員和書法家。在西域吐魯番發現紀年大約為晉惠帝元年(300)的《吳志》殘卷，與索紞寫本所體現的美學原則大抵相似。索紞寫本的書風遂成為六朝時期抄寫佛經的通行字體，即所謂「六朝寫經體」。
二、唐人寫經體
在唐代，無論統治階層抑或平民百姓，信佛念經者為數眾多，對佛教典籍的需求日漸加大，加上西方新的佛經不斷傳來，於是，就有人專門抄寫經籍，供人誦讀。在通常情況下，傳抄佛經之事由兩類人擔任:一類是寺院僧侶;另一類是經生，亦稱為寫生或書手。所謂的經生，絕大多數是功名場上的失意者，其名不見於經傳，生平行實更是無從稽考。迫於生計等方面的原因，他們只得憑藉自己多年苦練而成的一點薄技，為人抄經餬口。經生及其作品的大量湧現，堪稱是當時的一種特有的文化現象。
書法作為佛教的外學，在初、盛唐除了日常應用外，主要用於繕寫傳譯的經卷和佛家所撰述的經文，包括註疏、論著、纂集、史地編著、目錄，及抄寫以做功德的經卷。歷代經卷的抄寫，大多出於經生、書手和善書的僧人，他們或受聘傭書，或自願做功德，書寫如同秘書省內謄寫善本，或州府衙門抄錄公文，十分嚴謹，其意在文字，以無訛為是，然而，書法卻自成一路。唐人寫經體與六朝寫經體大異其趣。現分析敦煌藏經洞所出唐代佚名者所寫《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的書法風格。
此卷經文書於黃紙，鳥絲欄，每行17字，間有每行18至22字不等，其書法具有楷書特點，運筆複雜，結體橫平豎直，布白緊湊而均勻。橫、豎筆畫寬度相近，點鉤明晰，具有隸意並向外側偏重的捺畫不明顯，運筆時提按的自如轉換使筆畫的調整微妙而複雜，這些筆畫緊密，呈方形結構。每欄之內字字相銜，欄與欄之間空間開闊，整體布局齊整而規則。同一時期的其他經卷也具有相似的特徵。楷書在唐代達到極致，成為當時新的書法美學型式。當時書風受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的廣泛影響，如在敦煌藏經洞發現的一件歐陽詢《化度寺碑銘》的9世紀拓本，表明敦煌寫經生了解並接受這些書法家的書法樣式。
唐代寫經對日本影響也是深刻的。公元六世紀中葉，百濟僧人把大乘佛法由中國引入日本，在聖德太子的資助下，這個新教派開始盛行全國。日本取法中國，修建寺院，製作佛像，抄寫佛經。到12世紀，日本寫經藝術經歷了三個階段的演變。在飛鳥時期，寫經主要由僧人所為。該時期的佛經大多用墨寫於素紙，偶爾也會寫在灑金的紺紙上。平安時代早期，這種風氣為之一變，該時期寫經往往以金泥或銀泥寫於彩紙上，而且配圖，或為扉畫，或作插圖與經文並行。至平安時代後期，寫經的數量和質量空前絕後，寫經活動成為上層社會的時尚。貴族們不僅把寫經當做表達宗教虔信的方式，而且還作為積德行善以求福報的方法。在這種信念的促使下，許多貴族開始抄寫大批佛經並饋送寺院。該時期的大多數寫經的裝潢方式採用日本式的所謂「裝飾經」，即用金泥或銀泥把經文抄寫於彩紙上，前面為扉頁，背面則為帶有花紋裝飾圖樣的包首。
其中，最具特色的幾批寫經是日本永治元年由帝室賜予神護寺經，藤原家於12世紀末饋贈中尊寺的中尊寺經，以及長寬二年平家家供奉嚴島神社經。其中，神護寺經的形式和唐代範本接近。神護寺經的經文與扉畫均以金、銀泥寫於紺紙，這些書寫材料也是唐代流行。經文書寫於以銀線所劃的欄內，每行17字，這一行格字數是日本經卷最常用的。此作法受到唐代的影響，敦煌所出佛經可作證明。從書法看，神護寺採用工緻的楷書，結構精緻，布白均勻。神護寺經與唐代範本的相似風格，表明唐文化給予平安時代日本深刻的影響。
至10世紀末，中國早已採用木版印刷複製佛經和佛像插圖。現存此類最重要的經卷包括唐咸亨九年的《金剛經》、後晉開運四年的《毗沙門天像》，以及10世紀中葉的《文殊菩薩》。21世紀，北宋官員畢昇發明活字版印刷術，從而使木版印刷術發生了顯著變化。這種有效的印刷術使書籍和佛經從此大量產生，寫經生可能逐漸喪失其複製佛經的中心地位。雖然如此，依然受前人寫經影響，高度發展的印刷術並未結束抄寫佛經的悠久歷史，虔誠的僧人或書家從未停止在特定情況下為了祈福而抄經。譬如張即之所抄《金剛經》即是此類寫經佳作之一，今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約翰.B.艾略特收藏。張即之生長於安徽溧陽個政績卓著、學術有成的家庭，是名聞遐邇的書法家。他的伯父張孝祥官位顯赫，書法取法顏體，備受推重。他的父親張孝伯是宋隆興元年進士，也是一位成功的官員。張即之本人中進士後，官至太子太傅。宋淳祐六年六月初一，張即之為追念亡父而抄寫此經。這件書法作品寫在畫有方格的紙上，初裝為手卷，後於清康熙三年改裝成冊頁。現存此冊凡128頁，正書，每頁4行每行多為10個大小中等的楷書。這件書法作品明顯體現了張即之的個人風格:用筆整齊而簡約，布局疏朗。這種充滿活力的美學特徵是他揉和以往書法家的筆法和結構的結果，包括鍾繇、王羲之、褚遂良、顏真卿、李邕、宋徽宗、蘇軾、黃庭堅等。張即之《金剛經》用筆極其豐富。通過運筆過程中的提按，每一筆畫本身的寬度各不相同。這些變化在橫畫中最為明顯，每筆左邊較低的起筆處用筆較厚重，而收筆的右上方則較為輕淡，略顯傾斜的布局形成了有力的動感，這種手法源自李邕《雲麾將軍李思訓碑》，有的字筆畫停頓時既短促又突然，這種技法源自王羲之《十七帖》有的橫畫則以尖利細鉤回鋒收筆，這種技法有宋徽宗瘦金體風格，為了使傾斜而波動的橫畫達成平衡，豎畫大都細直，粗細相對均勻。從右上方伸向左下方的撇畫大多纖細而簡潔，但有力的動勢對於傾斜感起到了平衡作用，由此可以看出黃庭堅《贈張大同古文題記》對張即之的影響。由左下方向右上方的捺劃則形式優美而用筆複雜，這些捺畫起筆顯得瘦細而優雅，但結筆肥厚而迅疾，這種特徵來自褚遂良。就《金剛經》每個字的結字而言，其外形方正而均衡，這些特徵反映了顏真卿端莊正直的美學思想顏真卿的書法受到宋代士大夫的普遍欣賞，張即之可能通過其叔父張孝祥教誨而接受顏真卿的書法風格。空間感是張即之在結體方面比較顯著的特徵，張即之儘管認可蘇軾小字內部布白疏朗的特徵，卻也有自己的新意。張即之的書法往往在筆畫之間留出空間，尤其是方框左上角，這種特點取法鍾繇《薦季直表》字形結體開闊，簡短而有力的點畫之間保持適當距離，從而擴充了其間的空間。
早期的寫經體多以南北朝字體和隸書入書。如北魏時期的寫經就有明顯的魏碑筆法和結構。隨著時光的流淌，隋唐代的寫經法度可謂精準到極致，筆畫的巨細無遺，結構的千錘百鍊都是隋唐寫經的寫照。寫經體與當時書風的結合拓寬了書寫佛經的風格，寫經雖然是宗教範疇，但在具體創作中有意無意地受到當時文化背景及書家深刻的影響。
一般來講，左低、右高是寫經體的總體規律，橫畫微微向右上方，收筆時筆鋒迴向左上方筆鋒自然調整為中鋒，豎筆多橫筆入鋒，收筆多回鋒，撇、捺多出字形以外，起著整個字型平衡的作用。放射性字型是寫經小楷的基本結構。左右結構的字多分出高低部首，收筆處多為重心做力點，字的右下方多為重心點。到了唐代，寫經體鼎盛之時，書法點畫特點基於完善，結構上的突破和探索就成了書者的關注點。
時至今日，寫經從開始以實用為目的，漸漸發展成為一種雅致的書法藝術，是與歷代無數經生的辛苦努力和佛教發展分不開的。
田立敏，1964年出生，山東樂陵市，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楷書藝術研究院副秘書長，中國新聞出版書法家協會理事，中國書法協會理事，北京一道書畫院副院長，中國榜書書法家協會會員。
附
敦煌寫經書法欣賞
敦研017
《大方等大集經卷第六寶女品第三》之二
縱28.1cm 橫13.7cm
敦煌研究院藏
敦研008
《維摩詰經卷下觀人物品第七》（局部）
土地廟出土
敦研220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序品第一》（局部）
北魏寫經
敦研287 號
《三國志·步騭傳》（局部）
東晉寫本
北朝寫本《大般涅槃經》（局部）
敦煌研究院藏
《北魏令狐崇哲寫經》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唐《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局部）
日本書道博物館藏
《道德經》（局部 ）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藏
南北朝 《比丘尼羯磨文》 （局部）
中國書店藏
南北朝《成實論卷十一》
中國書店藏
南北朝《優婆塞戒經卷三》
中國書店藏
敦研004
《優婆塞戒經卷第七業品第二十四之餘》
北魏寫經
（局部）
敦研368號《國語卷三·周語下》
原為青山杉雨舊藏
敦研007號
《大慈如來告疏》
《戒緣下卷》 （局部）
北魏太安四年（485）寫本
國家圖書館藏
北朝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
《道行品法句經》第三十八卷
北朝《大般涅槃經卷十四》
中國書店藏
建武本《金剛經》 （局部）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囑累品第三十》（局部）
《普曜經第五》
大英圖書館藏
（局部）
敦研020
《大般涅槃經卷第六》
土地廟出土
敦研178V
《佛說八師經》
北魏寫本
敦研303
《大智度論卷第三十四》
北魏寫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