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徹底征服了河西走廊，將其納入大漢王朝的版圖之中。此後，漢武帝的使團便沿著河西走廊來到西方，民間的商隊也在這裡做貿易，使這條連接東西方文明的道路開始繁榮起來。
此後，這條道路因中國的絲綢而得名，史稱「絲綢之路」。可以說，絲綢之路寄託著漢武帝的希望，他渴望跟西邊國家進行交流，傳播強盛的大漢文明。所以，絲綢之路應該是一條財富之路，它能給大漢王朝帶來數不盡的金銀珠寶。可是，漢武帝卻沒有這個意圖。
在絲綢之路開通十五年後，中國的史籍第一次出現了關於大規模流民的記載。有將近四十萬難民突然涌到了長安城附近，他們都是失去了土地的農民。
沒有了賴以生存的重要物資，他們只能到處遷徙，甚至，想前往國家的都城請命。據史書記載，那時候的難民人數達到了百萬人之多。其實，那時候的大漢王朝是這樣的：中產家庭幾乎瀕臨破產；沉重的賦稅使很多家庭不得不「賣子」抵償；黃河泛濫使很多民眾流離失所；很多人投機成為盜賊，謀取生存之路。由此可見，這樣的社會狀況跟我們想像中的「漢武盛世」相差很大！
記得秦朝末期，各地百姓忍受不了政府的暴政，紛紛揭竿起義，天下重新陷入混亂之中。經過多年戰亂，劉邦統一了天下，但留給新王朝統治者的，卻是一片滿目瘡痍的場景。統治者不得不著手改善民生，他們決定輕徭薄賦，開放各地的山川湖泊，以供百姓漁獵之用。而且，國家還允許私人經營，發展工商業。到了漢文帝時期，國家的田稅降至三十稅一，人頭稅降至四十錢。
當時，輕徭薄賦取得了顯著成效，國家積累了大量財富，民間工商業也十分發達，甚至，個別地方還出現了富可敵國的大礦主。據《漢書》記載：「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
然而，漢武帝僅用了十年的時間卻扭轉了這個局面。
都知道，漢武帝崇尚武力，他喜歡用征討來解決問題。因此，他多次發動對塞外敵對勢力的戰爭，直接將國庫的銀子給耗光了。自衛青出戰漠南、北擊匈奴之後，國家的銀兩和常年的賦稅都花完了，使政府不得不推行「賣官換錢」、「以錢贖罪」的舉措來解決眼前的燃眉之急。
但即使是這樣，漢武帝還是繼續發動對外戰爭。公元前121年和公元前119年，衛青、霍去病分別出漠北，迎戰塞外侵略者。然而，塞外畢竟遠離國家版圖，軍隊所需的補給需要耗費大量的錢財，國家已經負擔不起了。這個時候，絲綢之路的開通，為帝國財政問題的解決帶來了希望。
中國的絲綢、陶器、美酒及精美器具一直在世界享譽盛名，西方國家爭著購買中國的產品。而絲綢之路正好提供了這樣的渠道，讓產品更容易送到他們的手裡。有這麼大的市場，大漢王朝肯定能夠從中獲利，贏得盆滿缽滿。此時，政府如果鼓勵民間資本參與進來，從事對外貿易。
這樣一來，漢朝政府不僅能夠獲得大量的稅收，還能夠有資本去建設基礎設施，改善民生。
但讓人遺憾的是，中國自古以來都不重視商業發展，他們從骨子裡就不認可商業的價值。
韓非子是法學的代表人物，他寫過一本書，叫做《五蠹》，他列舉了五種人，這些人處於社會的底層，一直不被他人看好。而工商業，便是「五蠹」之一。所以，韓非子的思想影響了後世，讓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不提倡發展工商業。
在統治者的眼裡，商人屬於囤積貨物、哄抬物價、投機取巧的小人，他們對社會只有害處，沒有好處。到了漢朝，統治者對商人也沒有好臉色。他們故意提高商人的稅收，且不允許商人的後代進入官場。漢武帝時期，劉徹曾經將國家的賤民組成軍隊，去前線打擊匈奴。在這些賤民中，就有商人的身影。
從中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商人，地位始終沒有提高。而且，漢武帝經營絲綢之路，從來都沒有考慮要發展國家的商業和貿易。在他看來，絲綢之路是聯通西域的道路，也是外使前來朝聖的道路。所以，漢武帝會派很多使臣出去，拜訪絲綢之路的周邊國家。
為了顯示大漢王朝的慷慨和富足，漢武帝還要求使臣們帶著帝國最珍貴的東西去賞賜給諸國國王，讓他們享受到來自強盛帝國的恩惠。作為回報，這些小國的國王也會給漢武帝送禮物，但一般都是幾匹良馬、一個鴕鳥蛋、一個魔術師等禮物，而漢武帝卻很是心滿意足。
如果，這些國家派遣使臣前來長安城拜見漢武帝，漢武帝就更加高興，肯定會拿出好酒好菜招待，讓他們住最好的旅舍，用最好的物品。此外，漢武帝還會讓人帶著使臣遊覽長安城，見識大漢的繁華與富庶。使臣臨走前，漢武帝還會賞賜大量的綢緞，讓他們帶回去。
可見，漢武帝這是舉全國之力，只為讓外人覺得大漢王朝真的很富裕。
其實，這僅僅是表象而已。
原本，絲綢之路是可以給帝國帶來大量的財富，可是，漢武帝的政策，卻使國家還要為這條道路投入巨大的財力物力，致使國家財政吃緊，百姓負擔加重。
之後，百姓的稅賦從四十錢增加到一百二十錢，口賦從二十錢增加到二十三錢，且徵收的年齡提前到幼兒，而沉重的賦稅只會逼著百姓走極端破壞社會生態。此外，政府還胡亂增加稅收項目，比如：駕車、開船、乘車等。更甚者，政府還會壟斷某些物資，在價格高的時候賣出去，在價格低的時候買進來。
而且，這樣繁多的重稅，統治者還嫌來錢不夠快，他們只能從那些富賈身上下手，快速獲得他們的財富。公元前119年，漢武帝向全國發布通告，說明國家正在與西域匈奴戰鬥，需要大量的錢財。於是，向大眾徵收財產稅，徵收金額為個人財富的百分之六。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百姓也想出了隱藏財產的好法子，讓自己少交點稅。之後，漢武帝了解到這個情況，又出台了《告緡令》，即：人們可以告發故意隱藏財產的人，一旦告發屬實，這個人的財產一半送給告發者，一半充公。
這個政令發布後，很多中產階級都破產了。
可見，漢武帝強行將百姓的私有財產變成國家財產，是完全不顧百姓的死活。而且，這些財富很快都被戰爭消耗了。所以，此時的大漢王朝再也榨不出任何財富，國家經濟瀕臨崩潰，民間已經出現了「吃人」的恐怖行徑。漢武帝看到這個情況後，便不得不承認是自己太過「窮兵黷武」，發布了《罪己詔》。
此時，他在向天下黎民道歉 的同時，緊跟著廢除了一切有礙民生的政令，讓百姓休養生息。
現在，我們可能還在為漢武帝時期國家領土擴張而自豪，認為漢武帝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值得載入史冊。可是，我們往往忽略了這件事情背後所付出的代價。確實，當時的國土變大了，可是，那僅僅是皇帝的視角，而我們應該考慮占絕大多數百姓的視角。
國土雖然遼闊，但生活卻無法繼續，這樣的「壯舉」對百姓來說又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我們始終要牢記：「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參考資料：
【《漢書·卷六·武帝紀第六》、《漢書·西域傳》、《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二·漢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