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編的書名存在三個關鍵詞，即「古書」「版本」和「筆記」。先來說「古書」，也稱以「古籍」，一般界定為1912年之前經抄寫或印刷而形成的具有中國古典裝幀形式的書籍。此界定強調的是它的物質性範疇，廣義而言從事古代文史哲學科的研究者也可以說是古籍研究，只是依據的文本是當今的整理本，所以與重在載體形態的「古籍」研究有了明顯的區別。也就是說，以傳統的線裝古籍作為依據的古籍研究者，更注重它的形式要素，或者形式要素是不可或缺的關注點之一。
此形式要素也就是拙編書名中的第二個關鍵詞「版本」。版本研究是否能夠稱之為「學」，是否具備學科屬性，暫且不論。版本學作為一門傳統的古老學問，在當下學術語境中是否有必要傳承，古代文史研究還能夠在多大維度上運用古籍版本學，則很值得思考。不爭的事實是，現在獨立開設版本學課程的寥寥無幾，版本學也基本是附著在文獻學課程中順帶一講。這是它的現狀，也充分印證了它的邊緣地位。
再來說第三個關鍵詞「筆記」，五十篇文稿基本都是針對個案的古書版本而展開，並不存在一以貫之的理論體系，相互之間也不具備邏輯關係，故以「筆記」稱之最合適不過了。有些類似傳統的「經眼錄」，但又不敢高攀，還是用「筆記」比較適宜。坦白地講，自己很喜歡此三個詞的組合，它道出了拙編的範圍是「古書」，關注的是古書的「版本」，而「筆記」是有關古書版本心得的表達方式。
掐指算來，自己關注、從事古書的版本鑽研十五年有餘，確實是出自心底里的喜好。最初的結緣還是在讀大學階段，偶然的機遇使我讀到了魏隱儒老的《古書版本鑑定叢談》。儘管超出了當時的學力，還是一發而不可收地迷戀上了。研究生三年基本是在清華大學圖書館古籍閱覽室度過的，日與線裝古籍為伴。感謝劉薔老師的指引，使我走上了以古籍為對象的研究道路。碰巧畢業又工作在有豐富善本古籍收藏的中國國家圖書館，雖不能閒庭信步式地縱意飽覽；但十餘年的工作都是圍著它在轉，耳濡目染，也積累了一定的感性認識。如今又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還是在所里的圖書資料室主要做老本行古籍工作。有人說人只是天地間行色匆匆的過客，我不管是大學後的求學階段，還是工作有變動，都與古籍相伴，未曾離開過這個領域。到文學所圖書室做古籍工作時間還不長，以後的古籍之路需要自己慢慢摸索前行。雖然古籍情懷未曾稍減，但身體狀態畢竟不是年輕小伙子的時候了。有時候自己常想，人過不惑之年了，踏實做好本職，一切順其自然最好。現在想來，在國家圖書館工作時有四個片段印象最深，至今銘記在腦海中，影響了我對古籍尤其是版本之學的認識，研究的「套路」也隨之形成。
其一是讀到有人當面褒獎趙萬里先生學問好，趙先生以書皮子工夫作答。現出版有趙萬里先生的紀念文集，可以看出趙先生確實沒寫過多少純粹版本研究方面的文章。先生有關版本的認識和積累主要集中在《中國版刻圖錄》一書中，談鑑定的文章幾乎沒有寫過，大多數還是傳統的以文獻內容為主的文史學問。因此可以說先生的回答是過謙之言，他留下來的成果可不是「書皮子」。但其中也隱含著一個道理，前輩大家更多地是把版本的學識當作治學的門徑，而並不刻意把版本之學的自身作為研治對象。放到今天依然如此，所謂的版本學處理的仍是大框架的文史哲學科，自身很難說有獨立的地位。將版本學視為治學門徑，我想在當下的文史研究中仍不無啟發之益。
其二是在庫房工作時，一位老館員順手就指著剛提出的一部書說是高麗（朝鮮）本，只看書的外貌而不及其他，便能準確判斷。就如同黃丕烈手跋看多了，能立即鑑定出某某手跡是否出自黃氏之手。也如同有人說黃永年老一看書根，就能知道是什麼時候的版本。實際上這都是掌握了形式要素的結果，是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總結的結果。注重書籍的形式要素，而與文獻內容不一定直接發生關係，或者說與文獻內容是兩個平面的範疇。諸如此類的形式要素正是傳統版本之學的主要內容，甚至可以說是第一要義，概括為四個字就是「觀風望氣」。儘管它不牽涉文獻內容，但卻有時候決定著文獻內容的「命運」。福建出現一部古書即劉克莊的《南嶽舊稿》，有人鑑定是宋版，比如我的老組長程有慶先生便持宋版的意見；有人鑑定是明版，主要就是這麼兩種意見。古籍鑑定的本質是基於客觀的主觀功夫，說得直白點，就是看誰根據主觀經驗積累作出最能接近或符合客觀真相的判斷。所以既然是鑑定，當然會存在不同的意見，很正常的事。但它對學術研究卻是休戚相關，如果是宋版，那麼它非常接近劉克莊原稿之貌。如果是明版，那就比較「遙遠」，甚至是出自明人的重編。兩種鑑定結論，所帶來的文獻價值高低判然有別，對學者研究的衝擊力也各不相同。
這些都是不關涉內容的形式要素，而它與文獻內容卻存在著若即若離的關係。
其三是工作之初恰巧遇上國家實施「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安排我到庫房作善本書珍貴名錄的謄錄和整理工作。第一次進入善本庫房，而且還是善本庫房的「戰備庫」難免有些緊張。工作內容是按照申報書表格將項目一一填寫，諸如書名卷數、行款、版式、卷首（末）序跋、手跋、開本及版框尺寸等等，有一套著錄的規範，表面上看很機械。除了動腦，還要動手，而且手上功夫更重要，因為要保護善本書的絕對安全。通過這項工作，掌握了古籍的著錄規範，還養成了有一是一的思維定勢，久而久之也就只會寫「實在」的東西，缺陷是理論素養不夠，思想的靈光也不具備。概括地講，版本之學是技術性、實踐性很強的行當，需要摸書，需要多看，在實踐中積累經驗。寫版本的文章要看到實物（至少是影印件或數字化影像），看不到實物就寫是大忌。還需要有一套術語規範，不規範便是不專業的表現，甚至鬧出笑話就不應該了。
其四是讀趙萬里先生在《中國版刻圖錄》中關於金刻本《南豐曾子固先生集》的鑑定，先生之所以定為「金刻本」，依據是「此書版式刀法紙墨與潘氏滂喜齋舊藏《雲齋廣錄》如出一轍」，兩書行款也相同。此鑑定個案很有意義，說明形式要素的積累會出現規律化的總結，進而指導新的個案鑑定。假如再出現一部符合此規律特徵的古書，也會指向「金刻本」鑑定傾向。同樣的事例，如國家圖書館藏北宋刻遞修本《文選》，其版心特徵極為特別，因缺乏可以類比的印本而不容易理解。直至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公布了河北省唐山市豐潤區文管所藏的遼刻蝴蝶裝佛經，版心樣式與《文選》相同，才有所解釋。印證大致同一時期書籍形態的「類同性」，也為符合此類特徵早期印刷品的鑑定提供依據。又如遼寧省圖書館藏有一部宋刻本《揚子法言》，行款版式及刀法與國家圖書館藏宋本《荀子》也存在相類之處。最典型的當屬南宋杭州的「書棚本」，同一家、同一類或同一地區所刻的古書往往具有「類型化」的特徵。再如日本回流的南宋劉仕隆宅本《鉅宋廣韻》的牌記樣式，與國家圖書館藏宋紹興間王叔邊刻本《後漢書》，以及日本藏的南宋紹興間朱中奉宅本《史記集解》和魏十三郎書鋪刻本《新雕石林先生尚書傳》相類，印證它的刻年也在南宋初，符合同一時期採用相同或相近的書籍特徵。這些都是可以形成規律化總結的事例，從而將符合一類特徵的形式要素固定為一條規律，規律多了就可以建構體系化的論述，而這正是版本學夢寐以求的事情之一。我們經常會說版本學不可以稱為「學」，因為它自身不具備學科的規律性和體系性。癥結還是在於個案做得不夠，個案之間的聯繫性缺乏總結。當然流傳到今天的實物已經不那麼豐富，限制了這種聯繫性的「建立」。但據粗略估計，存世古籍量在五千萬冊上下，如此海量的古籍還是有機會找到古書之間的規律性、書籍演變的規律性，名副其實的版本學還是能夠確立起來的。
應該說上述四個片段奠定了我對古籍版本之學的認知和體悟，重形式要素，並不太關注書籍的文獻內容，並努力探索形式要素層面的規律性。也正是在此指導下，利用業餘時間撰寫了一系列個案性的古書版本文章，並陸續在報刊中得以發表。藉此機會，要向支持和鼓勵自己的報刊編輯老師說聲衷心的感謝！重讀這些舊稿，依然感覺到傾吐在筆尖文字中的激情和喜悅，深夜燈下的背影也依稀隱現。當然更多地是遺憾，覺得有必要逐篇重寫，使之更完美。最主要的還是要關注古書的內容，即它的文獻面貌，比如成書的問題、編撰的過程、作者的發覆、文本的校勘和詩文篇目的發掘等，有助於更深層次地認識其版本。比如現存最早的陶淵明集版本是宋明州本，如果僅局限在對它版刻的認識，而不去注意它的篇目、保留的異文等，便不會更深層把握該版本的價值。也就是說，版本範疇的研究關注的是古書的物質形態，目的是求實物之「真」；而文獻範疇則關注典籍的形成、流傳、層累性、變異以及文本價值等諸多方面，目的是求內容之「善」。只注重版本而不多做文獻內證的工作，很多問題說不清，甚至版本的研究也可能流於「表面」。舉個例子，明末潘璁刻了一部阮籍集，從避諱、版式字體特徵等確定為崇禎本。但它保留了完整的阮籍四言詩，且僅見於此本，應該說內容才是它最大的價值。著眼於此，呈現在拙編里的文稿不再單純地注重形式要素，而是努力做到與文獻內容（基本不涉及思想闡發和藝術分析）相結合，將一部古書的特點從形式到內容儘可能地充分揭示出來。
在每篇具體的撰寫上，側重點會有所不同，不妨簡要而適當地介紹拙編的內容。舉例來說，如《切韻指掌圖》是一部小學類著述，了解它的絕大多數是專門搞音韻學的研究者，便側重它編撰成書的介紹。介紹中不乏很有啟發的話題，就是在宋代刻書業極為發達的背景下，古書的序言存在移植託名的現象，有書坊射利的目的，但一旦固定下來則帶來著作權的「模糊難辨」。典籍相對容易固定化傳播的刻本時代尚且如此，在以抄寫為主要傳播手段的寫本時代，更難避免作品的「作者」之爭，比如《劉子》，材料記載劉晝慮己微賤恐不傳於後世，而自願託名劉勰以傳。後世不察，遂至紛紜。《漢官儀》也是如此，本為劉攽所撰，而托題其兄劉敞。此類問題概述性地「傳遞」給讀者，相信會引起一些新的思考。《通鑑紀事本末》《通典》和《荀子》是比較熟知的典籍，便側重在版本的介紹，比如《通鑑紀事本末》經全書逐葉查檢發現「敦」字闕筆，便推進了趙萬里先生認為該本屬南宋孝宗時印本的意見。《通典》是難得一見的北宋本，自然有不同於南宋以來刻本的獨特現象，介紹了它版心的獨特樣式。《荀子》則糾正了曾持的懷疑屬滕本之說。
在典籍的品種上介紹了兩種醫學典籍，即《大德重校聖濟總錄》和《新編證類圖注本草》，版本與文獻內容並重。還有三種古寫本，即東晉寫本《三國志》和唐寫本《劉子》兩種。《劉子》的此兩種唐寫本算是「初次」公布，劉幼雲舊藏的一種曾寫過兩篇文章，分別發表在《國學研究》和韓國的IDP通訊上，流傳不廣，現在將通訊的一篇略經修改後再與讀者見面。啟功先生舊藏的《劉子》唐寫本殘片，賴柴劍虹先生賜示照片，經校勘整理後是第一次發表，也藉此機會向柴先生表達衷心的謝意。此外就是集部的三十一篇，多數是漢魏六朝時期的別集和總集，與我個人關注的研究有關。如賈誼集的稱名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在《隋書·經籍志》里是將賈誼除《新書》之外的作品方可稱為「集」，可後世將兩者相合也稱為「集」，印證了別集的「雜」的形態。四庫館臣說「四部之書，別集最雜」，此可為一例。《七步詩》是否是曹植的作品，從現存實物版本的角度作了梳理，宋本和明初活字本的曹植集都不收《七步詩》，最早進入集子是正德年間的舒貞刻本，此後經各集沿襲而「固定」下來。影宋抄本陸機集，意在向學界介紹「宋本」的存在，有助於陸機詩文作品的整理。影宋抄本《鮑氏集》也是相同的目的。沈約集和徐陵集兩篇是與傅增湘商榷的，不是不尊重前賢，而是就事論事。沈約集是糾正一處訛誤，即沈約集不存在岳元聲本，而是阮元聲本。徐陵集則意在指出古書的版本價值與文獻價值並不平衡，明抄本的徐陵集有文物層面的版本價值，毫無疑問；但它的文獻內容都是輯自類書、總集等，不具備「孤文秘笈」，不必要過於拔高。這種現象姑且稱為物質屬性與文本屬性的不平衡，在利用古書時值得注意。《文選》是我十來年集中研究的領域，所以入選了五篇。
此外蒙古本《歌詩編》，注意到它的底本是北宋司馬光寫本，當更接近唐本的舊貌，恰恰它不收「集外詩」，為考察這些詩的真偽提供一個角度。宋周必大本歐陽修集，根據現存歐集的篇目，糾正了趙希弁《讀書附志》的失誤。同時也提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即善本書志該如何寫，有種意見認為書志原原本本地將書的面貌寫出來（抄序跋、篇目等）是浪費筆墨，沒有學術含量。但回頭看看《郡齋讀書志》及《附志》、《直齋書錄解題》等私修書目，會有原書面貌記錄不詳細的遺憾。如果浪費筆墨地去多記錄，我們對於古書的面貌就清楚多了。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在揭示獨特的版本形式特徵方面，《群經音辨》和《南豐曾子固先生集》版心上端均鐫刻千字文編號，又不按千字文之序，值得研究。《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則以宋本中版本有「後」字，認為是繼《唐宋絕妙詞選》之後的著述。饒宗頤《詞集考》則認為先有《中興以來絕妙詞選》，或對該說有所補正。《玉岩詩集》是康熙本，入選拙編是因為它反映了一段中琉關係史。最後收了兩篇體例方面的稿子，即提要稿和書志稿各一篇，是參與中華再造善本續編提要和館藏善本書志兩個項目時所寫。至於每篇圍繞古書版本個案的稿子的撰寫體例，想必讀者會有體會，無需贅言。
拙編或許提供了一點版本研究的方法，但由於主要目的不是輸出「方法論」，有必要再補充談談自己對於版本研究的看法。首先是考慮將古書視為不可再生的文物，轉換眼光，從文物研究和考古學的方法去研究古書的版本，規避一味的文獻學本位立場。其次將古書視為一定階段的記錄文獻的實物，做還原學術史的工作。最後是借鑑多學科交叉的方式，特別是引入西方漢學的研究理念，從書籍史、閱讀史、社會史、經濟史和文化史等諸多方面切入，延伸古書版本研究的觸角。坦白地講，這些都會不可避免地跨學科，而跨界了總會有「風險」；需要努力嘗試，但又得把握火候，很不容易，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