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我的父親（節選）
文 | 楊絳
原載 | 《當代》1983年05期
我父親凝重有威，我們孩子都怕他，儘管他從不打罵。如果我們不乖，父親只會叫急，喊母親把淘氣的孩子提溜出去訓斥。鍾書初見我父親也有點怕，後來他對我說：「爸爸是『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我們怕雖怕，卻和父親很親近。他喜歡飯後孩子圍繞著一起吃點甜食，常要母親買點好吃的東西「放放焰口」。我十一歲的暑假，在上海，看見路上牽著草繩，繩上掛滿了紙做的小衣小褲，聽人家說「今天是盂蘭盆會，放焰口」，我大驚小怪，回家告訴父母，惹得他們都笑了。可是「放焰口」還是我家常用的詞兒，不論吃的、用的、玩的，都可以要求「爸爸，放焰口！」
我家孩子多，母親好像從沒有空閒的時候。我們唱的兒歌都是母親教的，可是她很少時間陪我們玩。我記得自己四五歲的時候，有一次在小木碗里剝了一堆瓜子仁，拉住母親求她「真的吃」——因為往常她只做個姿勢假吃，那一次她真吃了，我到今忘不了當時的驚喜和得意，料想她是看了我那一臉的快活而為我吃盡的。我八歲的冬天，有一次晚飯後，外面忽然颳起大風來。母親說：「啊呀，阿季的新棉褲還沒拿出來。」她叫人點上個洋燈，穿過後院到箱子間去開箱子。我在溫暖的屋裡，背燈站著，幾乎要哭，卻不懂自己為什麼要哭。這也是我忘不了的「別是一般滋味」。
我父親有個偏見，認為女孩子身體嬌弱，不宜用功。據說和他同在美國留學的女學生個個短壽，都是用功過度，傷了身體。他常對我說，他班上某某每門功課一百分，「他是個低能！」反正我很少一百分，不怕父親嘲笑。我在高中還不會辨平仄聲。父親說，不要緊，到時候自然會懂。有一天我果然四聲部能分辨了，父親晚上常踱過廊前，敲窗考我某字什麼聲。我考對了他高興而笑，考倒了他也高興而笑。父親的教育理論是孔子的「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我對什麼書表示興趣，父親就把那部書放在我書桌上，有時他得爬梯到書櫥高處去拿；假如我長期不讀，那部書就不見了——這就等於譴責。父親為我買的書多半是詩詞小說，都是我喜愛的。
對有些事父親卻嚴厲得很。我十六歲，正念高中。那時北伐已經勝利，學生運動很多，常要遊行、開群眾大會等。一次學生會要各校學生上街宣傳——掇一條板凳，站上向街上行人演講。我也被推選去宣傳。可是我十六歲看來只像十四歲，一著急就漲紅了臉。當時蘇州風氣閉塞，街上的輕薄人很會欺負女孩子。如果我站上板凳，他們準會看猴兒似的攏上來看，甚至還會耍猴兒。我料想不會有人好好兒聽。學校里有些古板人家的「小姐」，只要說「家裡不贊成」，就能豁免一切開會、遊行、當代表等等。我周末回家就向父親求救，問能不能也說「家裡不贊成」。父親一口拒絕。他說：「你不肯，就別去，不用借爸爸來擋。」我說，「不行啊，少數得服從多數呀。」父親說：「該服從的就服從；你有理，也可以說。去不去在你。」可是我的理實在難說，我能說自己的臉皮比別人薄嗎？
父親特向我講了一個他自己的笑話。他當江蘇省高等審判廳長的時候，張勳不知打敗了哪位軍閥勝利入京。江蘇士紳聯名登報擁戴歡迎。父親在歡迎者名單里忽然發現了自己的名字。那是他屬下某某擅自乾的，以為名字既已見報，我父親不願意也只好罷了。可是我父親怎麼也不肯歡迎那位「辮帥」，他說「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報上登上一條大字的啟事，申明自己沒有歡迎。他對我講的時候自己失笑，因為深知這番聲明太不通世故了。他學著一位朋友的話說：「唉，補塘，聲明也可以不必了。」但是父親說：「你知道林肯說的一句話嗎？Dare to say no！你敢嗎？」
我苦著臉說「敢！」敢，可惜不是為了什麼偉大的目標，只是一個愛面子的女孩子不肯上街出醜罷了。所以我到校實在說不出一個充分的理由，只堅持「我不贊成，我不去」。這當然成了「豈有此理」。同學向校長告狀，校長傳我去狠狠訓斥了一頓。我還是不肯，沒去宣傳。被推選的其他三人比我年長些，也老練些。她們才宣傳了半天，就有個自稱團長的國民黨軍官大加欣賞，接她們第二天到留園去宣傳，實際上是請她們去遊園吃飯。校長事後知道了大吃一驚，不許她們再出去宣傳。我的「豈有此理」也就變為「很有道理」。
我父親愛讀詩，最愛杜甫詩。他過一時會對我說「我又從頭到底讀了一遍」。可是他不作詩。我記得他有一次悄悄對我說：「你知道嗎？誰都作詩！連xx（我們父女認為絕不能作詩的某親戚）都在作詩呢！」父親鑽研的是音韻學，把各時代的韻書一字字推敲。我常取笑說：「爸爸讀一個字兒一個字兒的書。」抗戰時期，我和鍾書有時住在父親那邊。父親忽發現鍾書讀字典，大樂，對我說：「哼哼，阿季，還有個人也在讀一個字一個字的書呢！」其實鍾書讀的不是一個個的字，而是一串串的字，但父親得意，我就沒有分辯。
有時候父親教我什麼「合口呼」「撮口呼」，我不感興趣，父親說我「喜歡詞章之學」，從不強我學他的一套。每晚臨睡，他朗聲讀詩，我常站在他身邊，看著他的書旁聽。
楊絳父親楊蔭杭
自從我家遷居蘇州，我就在蘇州上學，多半時候住校，中間也有二三年走讀。我記憶里或心理上，好像經常在父母身邊；一回家就像小狗跟主人似的跟著父親或母親。我母親管著全家裡里外外的雜事，傭人經常從前院到後園找「太太」，她總有什麼事在某處絆住了腳。她難得有閒靜靜地坐在屋裡，做一回針線，然後從擱針線活兒的藤匾里拿出一卷《綴白裘》邊看邊笑，消遣一會兒。她的臥房和父親的臥房相連；兩隻大床中間隔著一個永遠不關的小門。她床頭有父親特為她買的大字抄本八十回《石頭記》，床角還放著一隻檯燈。她每晚臨睡愛看看《石頭記》或《聊齋》等小說，她也看過好些新小說。一次她看了幾頁綠漪女士的《綠天》，說：「這個人也學著蘇梅的調兒。」我說：「她就是蘇梅呀。」很佩服母親怎能從許多女作家裡辨別「蘇梅的調兒」。
我跟著父親的時候居多。他除非有客，或出庭辯護，一上午總伏案寫稿子，書案上常放著一疊裁得整整齊齊的竹簾紙充稿紙用，我常揀他寫禿的長鋒羊毫去練字。每晨早飯後，我給父親泡一碗釅釅的蓋碗茶。父親飯後吃水果，我專司剝皮；吃風乾栗子、山核桃等乾果，我專司剝殼。中午飯後，「放焰口」完畢，我們「小鬼」往往一鬨而散，讓父親歇午。一次父親叫住說：「其實我喜歡有人陪陪，只是別出聲。」我常陪在旁邊看書。冬天只我父親屋裡生個火爐，我們大家用煨炭結子的手爐和腳爐。火爐里過一時就需添煤，我到時輕輕夾上一塊。姐姐和弟弟妹妹常佩服我能加煤不出聲。
有一次寒假裡，父親歇午，我們在火爐里偷烤一大塊年糕。不小心，火夾子掉在爐盤裡，年糕掉在火爐里，乒桌球乓鬧得好響。我們闖了禍不顧後果，一溜煙都跑了。過些時偷偷回來張望，父親沒事人似的坐著工作。我們滿處找那塊年糕不見，卻不敢問。因為剛剛飯後，遠不到吃點心的時候呢。父親在忍笑，卻虎著臉。年糕原來給扔在字紙簍里了。母親知道了準會怪我們鬧了爸爸，可是父親並沒有戳穿我們乾的壞事。他有時還幫我們淘氣呢。記得有一次也是大冬天，金魚缸里的水幾乎連底凍了。一隻只半埋在泥里的金魚缸旁邊都堆積著鑿下的冰塊。我們就想做冰淇淋，和父親商量——因為母親肯定不贊成大冬天做冰淇淋。父親說，你們自己會做，就做去。我家有一隻舊式的做冰淇淋的桶，我常插一手幫著做，所以也會，只是沒有材料。我們胡亂偷些東西做了半桶，在「旱船」（後園的廳）南廊的太陽里搖了半天。木桶里的冰塊總也不化，鐵桶里的冰淇淋總也不凝，白賠了許多鹽。找們只好向父親求主意。父親說有三個辦法：一是冰上淋一勺開水；二是到廚房的灶倉里去做，那就瞞不過母親了；三是到父親房間裡的火爐邊搖去。我們採用了第三個辦法，居然做成。只是用的材料太差，味道不好。父親助興嘗了一點點，母親事後知道也就沒說什麼。
一次，我們聽父親講叫化子偷了雞怎麼做「叫化雞」，我和弟弟妹妹就偷了一個雞蛋，又在凍冰的鹹菜缸里偷些菜葉裹上，塗了泥做成一個「叫化蛋」。這個泥蛋我們不敢在火爐子裡烤，又不敢在廚房大灶的火灰里烤，只好在後園冒著冷風，揀些枯枝生個火，把蛋放在火里燒。我們給煙燻出來的眼淚險些凍冰。「叫化蛋」倒是大成功，有腌菜香。可惜一個蛋四人分吃，一口兩口就吃光了，吃完才後悔沒讓父母親分嘗。
我父親晚年常失眠。我們夏天為他把帳子裡的蚊子捉盡。從前有一種捕蚊燈，只要一湊上，蚊子就吸進去燒死了。那時我最小的妹妹楊必已有八九歲，她和我七妹兩個是捉蚊子的先鋒，我是末後把關的。珠羅紗的蚊帳看不清蚊子在里在外，尤其那種半透明的瘦蚊子。我得目光四掃，把帳子的五面和空中都巡看好幾遍，保證帳子裡沒一隻蚊子。
楊絳母親抱著年幼的楊絳
家裡孩子逐漸長大，就不覺熱鬧而漸趨冷清。我大姐在上海啟明教書，她是校長姆姆（修女）寵愛的高足，一直留校教法文等課。我三姐最美而身體最弱，結婚較早，在上海居住。我和兩個弟弟和七妹挨次只差一歲半，最小的八妹小我十一歲。他們好像都比我小得多。我已經不貪玩而貪看書了。父親一次問我：「阿季，三天不讓你看書，你怎麼樣？」我說，「不好過。」「一星期不讓你看書呢？」我說，「一星期都白活了。」父親笑說：「我也樣。」我覺得自己升做父親的朋友了。暑假裡，乘涼的時候，門房每天給我送進幾封信來。父親一次說：「我年輕的時候也有很多朋友」；他長吟「故人笑比中庭樹，一日秋風一日疏」。我忽然發現我的父親老了，雖然常有朋友來往，我覺得他很疲勞，也很寂寞。父親五十歲以後，一次對我說：「阿季，你說一個人有退休的時候嗎？——我現在想通了，要退就退，不必等哪年哪月。」我知道父親自覺體力漸漸不支，他的血壓在升高，降壓靈之類的藥當時只是神話。父親又不信中藥，血壓高了就無法叫它下降。他所謂「退休」，無非減少些工作，加添些娛樂，每日黃昏，和朋友出去買點舊書、古董或小玩意兒。他每次買了好版子的舊書，自己把蜷曲或破殘的書角補好，叫我用頇的白絲線雙線重訂。他愛整齊，雙線只許平行，不許交叉，結子也不准外露。父親的小玩意兒玩膩了就收在一隻紅木筆盒裡。我常去翻弄。我說：「爸爸，這又打入『冷宮』了？給我吧。」我得的玩意兒最多。小弟弟有點羨慕，就建議「放焰口」，大家就各有所得。
父親曾花一筆錢買一整套古錢，每一種都有配就的墊子和紅木或楠木盒子。一次父親病了，覺得天旋地轉，不能起床，就叫我把古錢一盒盒搬到床上玩弄，一面教我名稱。我卻愛用自己的外行名字如「鏟刀錢」「褲子錢」之類。我心不在焉，只想怎樣能替掉些父親的心力。
我考大學的時候，清華大學剛收女生，但是不到南方來招生。我就近考入東吳大學。上了一年，大學得分科，老師們認為我有條件讀理科。因為我有點像我父親嘲笑的「低能」，雖然不是每門功課一百分，卻都平均發展，並無特長。我在融洽而優裕的環境里生長，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嚴肅認真地考慮自己「該」學什麼。所謂「該」，指最有益於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輩子。我知道這個「該」是很誇大的，所以羞於解釋。父親說，沒什麼該不該，最喜歡什麼，就學什麼。我卻不放心。只問自己的喜歡，對嗎？我喜歡文學，就學文學？愛讀小說，就學小說？父親說，喜歡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我半信不信，只怕父親是縱容我。可是我終究不顧老師的惋惜和勸導，文理科之間選了文科。我上的那個大學沒有文學系，較好的是法預科和政治系。我選讀法預，打算做我父親的幫手，藉此接觸到社會上各式各樣的人，積累了經驗，可以寫小說。我父親雖說隨我自己選擇，卻竭力反對我學法律。他自己不愛律師這個職業，堅決不要我做幫手，況且我能幫他幹什麼呢？我想父親准看透我不配——也不能當女律師（在當時的社會上，女律師還是一件稀罕物兒）。我就改入政治系。我對政治學毫無興趣，功課敷衍過去，課餘只在圖書館胡亂看書，漸漸了解：最喜歡的學科並不就是最容易的。我在中學背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還深印在腦里。我既不能當醫生治病救人，又不配當政治家治國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徑，盡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無知，老而無成，當年卻也曾那麼嚴肅認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笑。不過這也足以證明，一個人沒有經驗，沒有學問，沒有天才，也會有要好向上的心——儘管有志無成。
那時候的社會風尚，把留學看得很重，好比「寶塔結頂」，不出國留學就是功虧一簣——這種風尚好像現在又恢復了。父親有時跟我講，某某親友自費送孩子出國，全力以赴，供不應求，好比孩子給強徒擄去作了人質，由人勒索，因為做父母的總捨不得孩子在國外窮困。父親常說，只有咱們中國的文明，才有「清貧」之稱。外國人不懂什麼「清貧」，窮人就是下等人，就是壞人。要賺外國人的錢，得受盡他們的欺侮。我暗想這又是父親的偏見，難道只許有錢人出國，父親自己不就是窮學生嗎？也許是他自己的經驗或親眼目睹的情況吧？孩子留學等於做人質的說法，只道出父母竭力供應的苦心罷了。我在大學三年的時候，我母校振華女中的校長為我請得美國韋爾斯利女子大學的獎學金。據章程，自備路費之外，每年還需二倍於學費的錢，作假期間的費用和日常的零用。但是那位校長告訴我，用不了那麼多。我父母說，我如果願意，可以去。可是我有兩個原因不願去。一是記起「做人質」的話，不忍添我父親的負擔。二是我對留學自有一套看法。我系裡的老師個個都是留學生，而且都有學位。我不覺得一個洋學位有什麼了不起。我想，如果到美國去讀政治學（我得繼續本大學的課程），寧可在本國較好的大學裡攻讀文學。我告訴父母親我不想出國讀政治，只想考清華研究院攻讀文學。後來我考上了，父母親都很高興。母親常取笑說：「阿季腳上拴著月下老人的紅絲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華。」
楊絳幼年全家福
可是我離家一學期，就想家得厲害，每個寒假暑假都回家。第一個暑假回去，高興熱鬧之後，清靜下來，父親和我對坐的時候說：「阿季，爸爸新近鬧個笑話。」我一聽口氣，不像笑話。原來父親一次出庭忽然說不出話了。全院靜靜地等著等著，他只是開不出口，只好延期開庭。這不是小小的中風嗎？我只覺口角抽搐，像小娃娃將哭未哭的模樣，忙用兩手捂住眼，也說不出話，只怕一出聲會掉下淚來。我只自幸放棄了美國的獎學金，沒有出國。
父親回身搬了許多大字典給我看。印地文的，緬甸文的，印尼文的，父親大約是要把鄰近民族的文字和我國文字——尤其是少數民族的文字相比較。他說他都能識字了。我說學這些天書頂費腦筋。父親說一點不費心。其實自己覺得不費心，費了心自己也不知道。母親就那麼說。
我父親忙的時候，狀子多，書記來不及抄，就叫我抄。我得工楷錄寫，而且不許抄錯一個字。我的墨筆字非常惡劣，心上愈緊張，錯字愈多，只好想出種種方法來彌補。我不能方方正正貼補一塊，只好把紙摘去不整不齊的一星星，背後再貼上不整不齊的一小塊，看來好像是狀紙的毛病。這當然逃不過我父親的眼睛，而我的錯字往往逃過我自己的眼睛。父親看了我抄的狀子就要冒火發怒，我就急得流淚——這也是先發制人，父親就不好再責怪我。有一次我索性撒賴不肯抄了。我說：「爸爸要『火冒』（無錫話『發怒』）的。」父親說：「誰叫你抄錯？」我說沒法兒不錯。父親教我交了卷就躲到後園去。我往往在後園躲了好一會兒回屋，看看父親臉上還余怒未消。但是他見了我那副做賊心虛的樣兒，忍不住就笑了。我才放了心又哭又笑。
父親那次出庭不能開口之後，就結束了他的律師事務。他說還有一個案件未了，叫我代筆寫個狀子。他口述了大意，我就寫成稿子，父親的火氣已經消盡。我準備他「火冒」，他卻一句活沒說，只動筆改了幾個字，就交給書記抄寫。這是我唯一一次做了父親的幫手。
我父親當律師，連自己的權益也不會保障。據他告訴我，該得的公費，三分之一是賴掉了。父親說，也好，那種人將來打官司的事還多著呢，一次賴了我的，下次就不敢上門了。我覺得這是「酸葡萄」論，而且父親也太低估了「那種人」的老面皮。我有個小學同班，經我大姐介紹，委任我父親幫她上訴爭遺產。她贏了官司，得到一千多畝良田，立即從一個窮學生變為闊小姐，可是她沒出一文錢的公費。二十年後，抗戰期間，我又碰見她。她通過我又請教我父親一個法律問題。我父親以君子之心度人，以為她從前年紀小，不懂事，以後覺得慚愧，所以借端又來請教，也許這番該送些謝儀了。她果然送了。她把我拉到她家，請我吃一碗五個湯糰。我不愛吃，她殷勤相勸，硬逼我吃下兩個。那就是她送我父親的酬勞。
我常奇怪，為什麼有人得了我父親的幫助，感激得向我母親叩頭，終身不忘。為什麼有人由我父親的幫助得了一千多畝好田，二十年後居然沒忘記她所得的便宜。不顧我父親老病窮困，還來剝削他的腦力，然後用兩個湯糰來表達她的謝意。為什麼人與人之間的差異竟這麼大？
我們無錫人稱「馬大哈」為「哈鼓鼓」，稱「化整為零」式的花錢為「摘狗肝」。我父親笑說自己「哈鼓鼓」（如修建那宅大而無當的住宅，又如讓人賴掉公費等），又愛「摘狗肝」（如買古錢、古玩、善本書之類）；假如他精明些，貪狠些，至少能減少三分之二的消耗，增添三分之一的收入；但是他只作總結，並無悔改之意。他只管偷工夫鑽研自己喜愛的學問。
我家的人口已大為減少。一九三年，我的大弟十七歲，肺病轉腦膜炎去世。我家有兩位脾氣怪僻的姑太太——我的二姑母和三姑母，她們先後搬入自己的住宅。小弟弟在上海同濟上學。我在清華大學研究院肄業。一九三五年鍾書考取英庚款赴英留學，我不等畢業，打算結了婚一同出國，那年我只有一門功課需大考，和老師商量後也用論文代替，我就提早一個月回家。
我立即收拾行李動身，不及寫信通知家裡。我帶回的箱子鋪蓋都得結票，火車到蘇州略過午時，但還要等貨車卸下行李，領取後才僱車回去，到家已是三點左右。我把行李撇在門口，如飛地沖入父親屋裡。父親像在等待。他「哦！」了一聲，一掀帳子下床說「可不是來了！」他說，午睡剛合眼，忽覺得我回家了。聽聽卻沒有聲息，以為在母親房裡呢，跑去一看，闃無一人，想是怕攪擾他午睡，躲到母親做活兒的房間裡去了，跑到那裡，只見我母親一人在做活。父親說：「阿季呢？」母親說：「哪來阿季？」父親說，「她不是回來了嗎？」母親說：「這會子怎會回來。」父親又回去午睡，左睡右睡睡不著。父親得意說，「真有心血來潮這回事。」我笑說，一下火車，心已經飛回家來了。父親說：「曾母齧指，曾子心痛，我現在相信了。」父親說那是第六覺，有科學根據。
我出國前乘火車從無錫出發，經過蘇州，火車停在月台旁，我忽然淚下不能抑制，父親又該說是第六覺了吧？——感覺到父母正在想我，而我不能跳下火車，跑回家去再見他們一面。有個迷信的說法：那是預兆，因為我從此沒能再見到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