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同，不相與謀」：最初出自孔子《論語·衛靈公》，比喻意見或志趣不同的人就無法共事。文人論書，屠夫道豬，道不同，不相為謀。

古人的哲學理論，簡要明白，但要在現代生活中執行起來，卻似乎不是那麼容易。道不同，是否就真的不相與謀？

公元前497年，55歲的孔子帶著一眾弟子開始周遊列國，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孔子在這之前，就已經有了不俗的政績，也被諸國當權者認可。在14年的時間裡，孔子大致走了9個國家，卻處處碰壁。

• 魯定公雖然待見孔子，但只顧吃喝玩樂，怕孔子勸他，躲著不見，孔子覺得他不辦正事，便離開了他；衛國用同樣的高薪聘請他，但衛公也不聽孔子的建議，孔子只好出走，衛公好女色，孔子更出走，孔子屢次在衛國進進出出，但衛靈公、衛出公兩代君主依然堅持要聘請他，但最終不相謀；晉國權臣趙簡子也派人過黃河來請，他嫌棄趙簡子的品德不好拒絕；而最大的碰壁，是蔡大夫嫉賢妒能，怕孔子和他的弟子的才能對他們不利，讓孔子在陳蔡交界處被困七天，一度斷炊。

在冉求的幫助下，孔子終於回到了父母之邦魯國，主事的季康子又嫌他太老，沒有重用他。孔子認為與季康子是「道不同，不相為謀。」於是從此閒居起來，專心著述，編輯整理《詩》《書》《禮》《樂》《春秋》等。

儒學的「道」，是人道，先王之道，君子之道、中庸之道、大同之道等，在個體上主張以仁為主。

仁禮之道，便是我們五千年文明里傳承下來的主流價值觀，成為我們道德里需要堅持的基本準則，這是大道。

而結合老子的道法自然，我們人生的為人之「道」，會隨著時間成長，悄悄濃縮在靈魂里，道，是在生活考驗中慢慢沉澱下來的東西，而最終算不算悟道？得不得道？我們就算終其一生在追尋總結，也未必真能尋得到。

現實與理想的差距

• 法國哲學家阿爾維修說：「人類做一切事情的根本動力，是對利益的追求。」

人的圈子，總歸有相同的利益目的才會圈到一起。我若要建一座空中閣樓，便總要和能飄的人一起，物以類聚、人與群分。與別的利益團體肯定是道不同，不相為謀，但只要利益出發點一致，便是道友。

但現代也流行一句話，「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孔子周遊列國，也該是遭遇了這個狀況。理念與實踐，總是存在差距的。

步入社會，我們每個人都是獨立的，為了生存，我們不得不拿出所有的修養和能耐，與人斗、與天斗、與自己斗。跌跌撞撞，一路走，一路不斷收穫和放棄，最後，很多人弄丟了純真的自己，茫然間恍惚：「我是誰？我來自哪裡？」

迷之困惑，原來，很多人沒尋到自己的道，反而被別人的道帶跑了。

熟知「人之初，性本善」，不知不覺，煙燻火燎，人總無法迴避「貪、嗔 、痴、恨 、愛、惡、欲」等六欲七情，這便使得人性複雜起來。

誰敢說內心真會完全沒點小「惡」，氣極，心頭也忍不住有股「恨不得掐死」的衝動，凡人而已。而社會競爭之下，叢林法則，就算善良至上，堅守著大道的正義，保持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基本底線，而歸根結底，也依然是啟動了自我防護機制下的「惡」，本能反應，無可厚非。

這使得「道」也複雜了，道同，或道不同，也變得愈加複雜，人無完人。

「高山流水覓知音」，伯牙與子期，偶遇，志趣相投，相談甚歡，子期卒，伯牙摔碎瑤琴鳳尾寒，子期不在對誰彈！春風滿面皆朋友，欲覓知音難上難。

伯牙的理想世界，是知音難尋。砍柴人與藝術家，他們超越身份和階級，成為生死之交，只因找到了藝術上能共通的一個點。然而，生活中的其它點呢？

生活是方方面面的，人生有許多的事情需要我們付出精力，如果不能立身世外去，就難免要做選擇。同事之間、夫妻之間、親人之間，總要面對「道」不同的時候。三觀上一個點幾個點不同，是否就要拂袖離家出走，從此不相為謀？良人相伴，是否處處都要能尋到伯牙的子期？才算成就了最為理想的生活，才算是人生最高境界？

人隨著時間老去，心境漸淡然，透徹，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早已幻滅。激情減退，身邊似乎都是三觀不合、志趣不投、話不投機半句多的朋友。每個人心裡都定義著不一樣的「異己」，沒有精力應對，只求遠之，避之。因此，人生之旅，最終也似乎只是一場孤獨之旅。

「孤單是一個人的狂歡，狂歡是一群人的孤單」，其實，也不過是真實的自我里，依然執拗的「道」在作祟而已。

個人的道，是自我的，狼若愛了上羊，也會是一個悽美愛情故事。反之，則堅決是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弱肉強食，一種自然法則。

其實，人生之道，說來說去，更多該是自問自答自省之道。是道不同，還是自己同不了別人的道，這就是理想與現實本質上的距離，只能自我適應和調整了。

求同存異，「道不同」，亦可為謀

• 後《史記·伯夷傳》引申為：「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意為志向不同的人就不能在一起謀劃共事，各人都按照各人的意志行事。
• 「君子和而不同」：出自孔子《 論語·子路》，意為：「君子在人際交往中能夠與他人保持一種和諧友善的關係，但在對具體問題的看法上卻不必苟同於對方。」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子曰：「辭，達而已矣。」

孔夫子的意思是：只有確定君主的志向是值得尊重的時候，才能食其俸祿；當君主志向不仁的時候，不能與其共事；辭行時，只要表明意思就行了。

孔子是以「仁」為本，反對戰爭的不仁之舉。所以當衛靈公意欲發起戰爭，問陳於孔子，孔子說：「 祭祀禮儀之類的事，我聽說過；用兵打仗的事，我沒有學過。」第二天他便離開了衛國。

這裡的不同，是「仁」與「不仁」的不同，只是對事不對人的，如果衛靈公在其他方面「仁」治，孔子又是可以相謀的。

孔子主張不管什麼人，都可以接受教育，有教無類，誨人不倦。因此，斷不會為了觀點不同，而主張對個人「道不同不相為謀」。很多事情上，後來人有過度解讀利用這句話的嫌疑。

司馬光與王安石君子之爭，和而不同。彼此為朝堂上的勁敵，不擇手段排擠對方，都認為自己的主張強過對方，彼此互相拆台輪流做宰相。當司馬光被王安石趕下來時，皇帝偶爾詢問他對司馬光的看法，王安石大加讚賞，稱司馬光為「國之棟樑」，對他的人品，能力，文學造詣都給了很高的評價。正因有王安石的力挺，皇帝依然保留了對司馬光的信任。

而當王安石被皇帝免職，很多言官出來告黑狀，皇帝因此徵詢司馬光的意見，司馬光懇切地告訴皇帝：「王安石嫉惡如仇，胸懷坦蕩，忠心耿耿，有古君子之風。陛下萬萬不可聽信讒言。」

他們都有相同的君子風骨，只談公事，不泄私憤。雖然道不同，各從其志，但在某些方面，又算是真正的知音知己，彼此惺惺相惜。歷史上這樣的人事還是有不少的。

所以，就算是利益至上時，君子能和而不同，小人才同而不和。

人性本也是多面的，個體的情感與理性往往也相互矛盾，所以交往中，也少不得有自相矛盾的選擇，道不同不相為謀，要將事而論。

「道」是一種偏精神化的東西，是比較個人化的。而「謀」是動態的，是向外界尋求交流合作的商議方式，如果自始至終都絕對保持觀點一致，絕無二意，就不叫「謀」了，叫「隨」還差不多。

只有出現不同的觀點，才能顯現不同的智慧，相互認證比較，取長補短，擇優而用；不同的論述，才會有更多可借鑑的方法，世界百花齊放，才會富有美的氣息，守著單一顏色，會很乏味；堅守自己的道，是守住自己思想的獨立性，客觀看待一切事情。

如果道不同，就不相為謀，就拒之千里，看起來很有個性，但不符合最終利益。閉門造車，固步自封，其實，只會退步。往大里說，全人類社會要健康發展，在不同的政治體制下，更少不了求同存異的操作。

而一個優秀的人，窮其一生都是在不斷學習和進步的，什麼時候也不敢說自己是絕對的正確，道不同，不相為謀用在普通人際交往上，只能是因地制宜，或許，更多是因為沒有精力去應付罷了。

別人是我們的鏡子，我們也是別人的對照，人心中的道，都是相互影響的，過度以自我為中心，是很難行得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