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八世紀上半葉,古希臘最早的詩人赫西俄德寫出了《工作與時日》,以神話的形式來講述人類的發展。赫西俄德認為人是由諸神創造出來的,最初的一代是「黃金種族」,他們像神靈一樣無憂無慮,沒有悲傷與勞累的生活著;自從這個種族被大地埋葬之後,諸神又創造了第二代人——「白銀種族」,他們的身體與心靈都要低於前輩,而且不懂得敬神;所以,諸神氣憤地將他們拋棄,進而又創造出「青銅種族」來。這一代人崇尚強力,追求征服,他們體格健碩,心如虎狼,最終在戰爭中自我毀滅;之後諸神又創造出了第四代人——「英雄種族」,參加特洛伊戰爭、集體攻打忒拜城的古代英雄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在所有種族都落幕之後,「黑鐵種族」出現了,從這時起,人們白天要沒完沒了的勞累工作,夜晚則不斷的默默死去,主與奴、貧與富的分化也正是從這時開始。為此,赫西俄德感嘆說:
「我但願不是生活在屬於第五代種族的人類中間,但願或者在這之前已經死去。」
赫西俄德樸素的神話思想中,隱含著這樣的一個觀點——人類社會是在逐漸下降的,並且我們所處的時代是最壞的時期。
人類的進化
「人類社會退化說」是一種古老的理論,而且普遍存在於各民族中。不僅西方的赫西俄德認可,就連東方的思想家也不謀而合。
道家的老子就提倡「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莊子則嚮往容成氏、大庭氏、軒轅氏和伏羲氏的「至德之世」,他說遠古人心淳樸而善良,直到黃帝才開始以仁義擾亂性情,「使民心一」;堯則使「民心親」,舜使「民心競」,禹使「民心變」,真是一代壞過一代。此外,儒者嚮往三代,墨家尊崇大禹,他們雖有托古改制之志,但關於人類社會退化的歷史觀卻是一致的。
在西方,「人類社會退化說」符合基督教關於原罪的教義,曾居主流。直到啟蒙運動時,伏爾泰的《路易十四時代》才扭轉了厚古薄今的偏見,他認為路易十四在位前後的這個時期是「四個時代中最接近於盡善盡美之境的時代」,比馬其頓時代、凱撒時代和文藝復興時代都先進得多——理由就在於「人類的理性這時已臻於成熟。健全的哲學在這個時代才為人所知。」伏爾泰不再像古人那樣,單單從道德的角度去認識歷史,他認為衡量歷史發展的標的不是道德水平,而是理性水平——後人總比前人要聰明些,因為我們能夠享用前人的思考成果,而前人卻不能獲得半分源自於我們的東西。
法國最後一名啟蒙思想家孔多塞也認為今人的理性要比古人發達,他在《人類精神進步史綱要》中考察了人類精神發展的各個階段,認為直到啟蒙運動時期,人的理性才擺脫了迷信的糾纏,逐漸意識到個體的權利與尊嚴,從而使人的精神得到最大限度的解放與發展。
在啟蒙思想家看來,至少人的精神、理性、智力是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
伏爾泰:人類的歷史是從愚昧無知走向理性的過程
在啟蒙運動結束後,著名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夏爾·傅立葉在《四種運動和普遍命運的理論》中提出了人類社會上升發展的學說,他認為不僅人的精神在發展,而且人的生活環境也在發展。傅立葉說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中必須經過三十六個時期,每個時期對應一種生產制度。
在人類未從事生產活動之前,屬於原始和蒙昧時期;當人類結成氏族、部落,進行小規模生產後,就出現了宗法制度;而在宗法制度上面,又將發展出中等生產規模的野蠻制度,對應資本主義產生之前的社會。當工業革命引發大生產之後,文明制度就出現了,它對應我們當代所生存的資本社會;無論宗法、野蠻還是文明,這三個階段的生產方式都是令人厭惡的,會造成貧富差距,所以未來社會將轉變生產方式,進入協作制度中,這種制度再分為三個階段:保障、協作以及和諧。
傅立葉是一名空想家,他的書寫得很晦澀,但他的歷史觀卻表達得非常清晰。他說:
「社會的歷程——估計大約八萬年之久——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再細分為三十二個時期......有波動上升或循漸進的兩個階段,又有波動下降或逐步衰退的兩個階段。」
在他看來,人類的歷史就像攀登一座山峰一樣,有上升時期也有下降時期。傅立葉認為我們目前還處在上升時期,而且才剛剛離開了山腳,處於「分散上升」階段。最直觀的證據就是人類生產方式的發展了,我們從遠古的刀耕火種到現在的機器大生產,一共變換了三種主要生產方式,規模依次從小到大。在此基礎上出現了宗法、野蠻和文明三種社會制度,後者總是較前者更為完善。而在未來,隨著生產方式的進一步發展,又將出現更為完善的協作制度,所以就目前來說,人類社會的歷史應是曲折上升的。
「協作制度」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之後的新制度
至此,啟蒙思想家與空想社會主義者從理論上說明了人類在精神及物質兩方面都存在上升發展的趨勢,但他們還缺乏一些事實材料,沒有考古的證據。這點直到19世紀人類學出現後才得到了解決,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就用考古事實來證明:到目前為止,人類社會確實屬於曲折上升的發展階段。
路易斯·亨利·摩爾根是一個美國人,他曾加入一個名叫「大易洛魁社」的學術組織,專門從事人類學的研究工作。摩爾根多次訪問印第安人的聚落,觀察他們的生活方式,並研究他們的社會風俗及組織結構,積累了豐富的材料。他在晚年才完成了《古代社會》,這本書的副標題為《人類從蒙昧時代經過野蠻時代到文明時代的發展過程的研究》,這三個時代正好對應傅立葉的原始和蒙昧時期、野蠻制度和文明制度,頗為耐人尋味。
摩爾根認為人類的歷史是曲折上升的,他說:
「我們可以根據有力的證據斷言,人類一切部落,在野蠻社會以前都曾有過蒙昧社會,正如我們知道在文明社會以前有過野蠻社會一樣。人類歷史的起源相同,經驗相同,進步相同。」
證據就在於古代的生產方式、社會制度中和財產觀念中,其中生產方式決定社會制度,二者又共同決定了財產觀念。摩爾根認為「人類社會退化」說無法解釋蒙昧社會存在過的現實,所以不足取;而啟蒙思想家們已經認識到人類社會從極端原始狀態到現代的上升發展趨勢,但是「他們尚未充分注意到,從社會制度當中可以得到更多具有決定意義的論據」,他們更多是局限在精神、理性領域來分析問題,所以立論基礎較為薄弱。
摩爾根通過實地考證,發現人類社會組織結構的變遷,再結合生活資料、語言、宗教、居住方式等變化,共同證明人類社會的上升發展趨勢。《古代社會》里論述了從氏族、胞族聯合成部落,乃至發展成為民族和國家的整個過程。
從時間比例來看,假如人類社會發展有十萬年,那麼蒙昧時代占據了六萬年,野蠻時代占據了三萬五千年,文明時代則只有近五千年的歷史。
《古代社會》基於考古發現,把人類社會發展的三個時代詳細分為七個不同的階段,分別對應七種社會形態:
至此,摩爾根就從生產方式、社會制度和財產觀念三者的變遷中,證明了人類社會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上升的過程。人類的發明越早便越簡單,越同基本慾望直接相關,越服務於生產方式的改進;同樣,人類的組織越早就越接近於原始狀態,越依賴於血緣紐帶;最後,人類的財產觀念越早就會越模糊,直到近現代社會,個人產權觀念才逐漸清晰和明確起來。
因此,無論從物質方面還是從精神方面來看,到目前為止,人類的歷史都是在曲折上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