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網
張治中與共產黨「結緣」，多少得益於周恩來。張治中在1924年於黃埔軍校任職時與周恩來結識，從此後，近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中，兩人雖在談判桌上數次強硬對峙，在桌下卻把酒言歡。
國民黨高級將領張治中，於1924年黃埔軍校初建時即與周恩來結下深厚友誼，近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中，兩人在談判桌上數次強硬對峙，在桌下把酒言歡。在張治中之子張一純看來，父親與「周叔叔」這對亦敵亦友的兄弟，肝膽相照了五十年
「我給你講講我第一次見毛主席吧。」2011年1月的一個下午，國民黨高級將領張治中的小兒子張一純老先生笑著對《小康》記者說。
或許很多人都知道，1945年國共重慶談判時，作為國民黨首席代表的張治中主動讓出重慶中山四路上清寺的家——桂園，讓其成為毛澤東、周恩來的辦公會客之處。然而，下面這些不為人知的「細節」卻是張一純珍視一生的回憶：當年，張治中夫婦搬走，14歲的張一純從樓里搬到傳達室住。一天，毛澤東要理髮，警衛從外面請來師傅在一樓的平台上給毛澤東理髮，張一純正巧在一邊打彈子玩，他看見理完髮毛澤東站起身，禮貌地對理髮師傅說：「謝謝！」邊說邊與師傅握了握手，並從兜中掏出香煙來請師傅抽。「他這樣一個偉大的人物，對人非常客氣，還給理髮師傅讓煙。」這樣「出乎意料」的一幕，讓張一純記到現在。
讓老人印象深刻的，還有父親與共產黨人的友情。毛澤東稱「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周恩來曾評價說：「這個人很複雜，又很簡單；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在張一純看來，父親之所以能不與共產黨人打仗，在於「他做任何事都是對事不對人，他最樂意見的就是中國人可以團結起來共同建設自己的國家。」
張一純覺得，有一件事或許可以體現父親與共產黨的淵源。當年，張一純在南京金陵大學附中讀書時，有一天忽然接到父親來信，讓他到位於河西走廊的山丹中學求學。去了後，他才知道這是共產黨辦的學校，校長是國際友人艾黎。「這裡條件很艱苦，住的是草屋，土磚搭的床，草墊上放棉被。一天，教電工學的義大利老師因為給共產黨送電台被抓，艾黎讓我坐車從山丹到蘭州，連夜趕500公里的路找人求助。」
張治中與共產黨「結緣」，多少得益於周恩來。張治中在1924年於黃埔軍校任職時與周恩來結識，從此後，近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中，兩人雖在談判桌上數次強硬對峙，在桌下卻把酒言歡。
2011年的一個下午，在北京冬日的暖陽下，張一純老先生接受《小康》記者專訪，回憶父親的戎馬一生，回憶父親與「周叔叔」50年的兄弟情。
「鬧喜酒時，父親把周叔叔灌醉了」
張治中，字文白，安徽巢縣人，1890年10月出生在一個貧苦手藝人家庭，1916年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蔣介石也出身於保定軍校，張治中與蔣是同學，從此，張治中開始了與蔣介石長達二十幾年的合作，並始終是蔣最信任的軍政要員之一。
張治中在黃埔軍校期間，和中共幾位黨員的關係非常好。周恩來是黃埔第一期的政治部主任，張到黃埔後，兩人一見如故，惺惺相惜，張治中還曾一度申請加入中共，並密商於周恩來。周表示很高興，但說要請示組織後才能答覆。過了一些時候，周回覆說：「中共當然歡迎你入黨，不過你的目標較大，兩黨曾有約，中共不吸收國民黨高級幹部入黨，此時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適當時機為宜。但中共保證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
張一純說，「對於朋友們來說，我父親是個很有意思的人。鄧媽媽(鄧穎超)請我到她家做客時曾說父親很愛講笑話，別人哄堂大笑，而他卻繃著臉一點也不笑。還講起1925年我父親參加她與周叔叔的婚禮，鬧喜酒的時候把周叔叔都灌醉了。」
當時，國共兩黨鬥爭甚為激烈，黃埔軍校內的國共鬥爭，實際上是社會上兩黨鬥爭的縮影。學生中分成兩派：一是中共支持的「青年軍人聯合會」，另一是國民黨右派領導的「孫文主義學會」。張一方面為蔣所重用，另一方面又與中共關係密切，所以成為兩派的爭奪對象。張認為革命事業才開始，國共兩黨只宜團結，不應分裂，因此對兩派鬥爭並不贊成，但在行動上多左傾，偏向「青年軍人聯合會」，以致蔣介石起了疑心，蔣曾密詢親信王懋功：「張治中是否共產黨？」王力言流言不足信，為張說了很多好話，蔣才釋然。
1927年，國共內戰爆發。張治中為避免與中共作戰，退守二線任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訓練部主任、教育長，從此主持國民黨軍事教育，長達十年。作為「軍事教育家」的十年間，唯有在民族危亡之際，張治中才出馬帶兵。
雖是兄弟，寸步不讓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張治中作為國民黨首席代表，與作為共產黨首席代表的周恩來一起進行過多次和談。其中，最有名的兩次是1945年的重慶談判和1949年的北平和談。
張治中多次向蔣介石諫言要「聯共」，以致有一次，蔣介石勃然大怒，說：我是在和共產黨代表講話嗎？但蔣介石也從中看出了一點門路：一、張治中是可以打通國共對立堅冰的難得之人；二、張治中是可以被中共領袖如周恩來所樂意會見、接談之人；三、張治中還是能夠把中共方面的真實想法轉達呈送的合適之人。
1945年，國民黨政府主張國共和談，毛澤東欣然同意。為了安排毛澤東到重慶談判的相關事宜，周恩來提前來到重慶安排，張治中不僅讓出住所，並在安排警衛時也是煞費苦心。張一純回憶說：「周總理和父親談具體事宜，我跟在身邊，所以聽到他們的談話。爸爸說：『為了保護毛先生的安全，我準備派政治部警衛營的一個手槍排來擔任警衛工作，他們大部分都是我老家的人，一定靠得住。』周恩來想了想說：『這樣不好，如果發生任何事情的話責任都會給你，不如還是找重慶警備司令部。你的人可以換成便衣，做內部保衛。』」
經過四十三天的艱苦談判，這次和談達成了著名的《雙十協定》。協議簽定後的第二天，毛澤東在張治中陪同下返回延安。當晚，周恩來在桂園擺酒席感謝為毛澤東服務的工作人員，張一純也參加了，周拉著張一純的手說：「我和你說幾句話，你在哪上學？」「德精小學。」「功課怎麼樣？」「我算術不行，物理也不行，老不及格。」「有什麼行的？」「語文好。國民教育行，地理常識也行。」「有一門精通的就行。你找個本子來，我給你題詞好不好？」說完，周恩來在張一純的本子上寫下：光明在望，前程萬里，新中國是屬於你們青年一代的。——一純世兄。「周叔叔，您怎麼寫『一純世兄』啊？」「這表示我是你父親的弟弟。」周恩來拉著張一純的手說。
說是「弟弟」，此言並不是周恩來的客套話。周恩來雖然在談判桌上寸步不讓，在工作時可以與張治中互拍桌子，但到了桂園做客時，周恩來卻總會謙虛地坐在張治中沙發旁的腳凳上，有時留在桂園吃飯，周也會高聲談笑，對張一純打招呼說：「一純，今天中午我在你家吃飯啊。」說到周恩來時，張一純充滿了歡樂與親密。
1949年1月，蔣介石在內外壓力下，被迫引退，由李宗仁任代總統。李上台後，即宣布以毛澤東提出的八項條件為和談基礎，請張治中負責和談。臨行前，張治中特別趕到浙江溪口，向已下野的蔣介石辭行，蔣只說：「你這次負擔的是一件最艱苦的任務，一切要當心！」 4月1日，北平和談開始。經過10多天的會談，4月13日，中共代表團寫出一份《國內和平協定》草稿，南京代表團提出了許多修改意見，其中大部分被接受了。於是，15日周恩來代表中共宣布協議的草稿，希望南京方面20日前同意簽字，否則中共即大舉過江。在會上，張治中表示：國共兩黨之爭，好比是兄弟之爭，而周恩來則指出，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的鬥爭，絕不是兄弟之爭，而是革命與反革命之爭。他還預言：該協定在南京代表團，在南京當局，在南京方面愛好和平的人士，一定可以接受；但是我們也料到，南京的好戰分子是一定不會接受的——其實，任何的東西他們都不會接受。
對於協定，李宗仁猶豫，白崇禧反對，蔣介石則拍案大罵：「文白無能，喪權辱國！」20日，國民黨中常會發表聲明，表示絕對不能接受協定！4月21日，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渡過長江。
和談破裂，南京代表團的去留問題，無可避免地擺在面前。張治中囿於從一而終的倫理，反覆強調：「代表團是南京政府派來和談的，和談既然破裂，理應回去復命。同志們行動完全可以自由決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復命。」當時的張治中留居北平，心情苦悶，思想鬥爭很激烈。由於多年蔣介石對張治中的賞識和重用，張總是念念不忘知遇之恩。對此，周恩來坦誠指出：「你這是封建道德，你為什麼只為一個人著想，而不為全國人，為革命著想？西安事變時，我們已經對不起一位姓張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對不起你這位姓張的朋友了。」
24日，在南京派來接代表團的專機上，走下了張治中的夫人及子女。
當時從上海到北平的情景，對於張一純來說還如在眼前。「當時我們全家都住在上海我大哥家中。4月24日凌晨兩點多鐘，父親的老朋友、中央航空公司鄧士章先生打來電話說：張先生有電報來，讓你們乘飛機去北平。一切我們都準備好了，早晨6點前派車去接你們，請做好準備。6點左右，航空公司的汽車來了。我們迅速裝上行李，離開了家。汽車一直把我們送到機場。我看到飛機沒有按照慣例停在候機大樓前的停機坪上，而是遠遠地在起飛跑道上等候。汽車一直開到飛機前，我們剛跨進機艙，飛機就起飛了。當天下午平安到達北平西郊機場，見到了早已等候在那裡的父親和周恩來的代表葉劍英同志。」
解放後的中國，改天換地。而對於張治中來說，也掀開了新的一頁。
1949年11月，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的張治中協同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彭德懷前往迪化，籌備改組新疆省人民政府工作，商榷擬訂新疆省的施政方針。不久，他又前往西安，協助彭德懷成立西北軍政委員會，並開展陝、甘、寧、青、新五省的領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