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宋宇錚、計永勝、唐楚飛
責編 | 夏志堅
北京時間10月7日下午的消息，來自哈佛醫學院達納-法伯癌症研究所的威廉·凱林（ William G. Kaelin, Jr.），牛津大學和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的彼得·拉特克利夫（ Peter J. Ratcliffe） 以及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的格雷格·塞門扎（Gregg L. Semenza）共同分享了2019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三位新晉諾獎得主早在2016年曾獲得有「諾獎風向標」之稱的拉斯克基礎醫學研究獎（Albert Lasker Basic Medical Research Award）。在拉斯克獎的頒獎典禮現場，他們就自己的成長、科研經歷以及科學與應用關係的思考，有過精彩的分享。
以下為他們的演講內容摘錄：
威廉·凱林：成績曾經得過C+
我在太空競賽中長大，因此整個童年時期都在尊重與推崇科學和工程學的氛圍中度過。那時，我們家中有許多可以激發好奇心和創造力的玩具，比如顯微鏡和化學實驗箱。
在高中時，我參加了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贊助的暑期課程，這一課程為32位「數學天才學生」而設計，並改變了我的人生。我很高興地發現自己不是32位中最沒有天賦的人，但卻由於糟糕的學習習慣，最終得到了最低的分數。我由此明白，當我受到挑戰時，上學會變得更加有趣；與比你更聰明的人在一起會很有幫助，而且，如果實際完成了作業，我也會可以獲得良好的成績。
作為一名醫學預科生，我曾在實驗室中為一項既枯燥又無足輕重，並最終被證明不可完成的獨立研究而掙扎。我的導師用「C +」獎賞了我，並在成績單上註明「凱林先生看起來是個聰明的年輕人，而他的未來就在實驗室之外的任何地方。」這一痛苦的經歷使我確信，我應該成為一名臨床醫生，而不是一名科學家，因此我接受了臨床訓練。我甚至曾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擔任首席住院醫師，夯實著我對諸如希佩爾-林道綜合徵（von Hippel-Lindau Disease）等晦澀疾病的了解。
多年後，由於大衛·利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的出色指導，我才發現自己實際上可以成為一名科學家。我的臨床實踐使我確信，在對癌症發病機理有更深入的了解的基礎上，我們迫切需要更好的癌症治療方法。
我喜歡數學、醫學和科學，因為我樂衷於解決難題，並且喜歡可以客觀驗證的答案。科學產生知識，而工程學將這些知識以有價值的方式應用。在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中，我都受益於我們國家的明智決定——讓公共部門支持基礎科學研究，而讓私營部門決定何時對這一系列發現進行應用與商業化，因為對於任何投資者而言，基礎研究的進度和交付成果都太難以預測了。
儘管這一政策很好地滿足了美國生物醫學研究的需求，但仍有人反覆呼籲要向對待工程學那樣去管理科學，把資金支持與研究的預期成果和影響聯繫在一起。這令人不安，因為許多在管理工程項目時有效的做法與優秀的科學是背道而馳的。例如，對於大型工程項目而言，建立團隊和一致的目標通常是必不可少的。早期的科學研究卻通常是由富有創造力的個人所推動的，他們遵循好奇心，並沿著自己的科學脈絡去探索。強迫科學家組成團隊，並將其約束在提前限定的可交付成果上，最終將會導致從眾心理，並扼殺變革性發現通常所需要的「異端思想」。
甘迺迪總統知道，將人類送上月球要花十年的時間，因為從根本上講，這是一項工程挑戰，而不是科學挑戰。當募款人和政策制定者對我們最重大的生物醫學挑戰（包括癌症）作出過高的承諾和過度簡化時，這實際上是在對科學家們乃至更重要的患者及其家人造成著傷害。
我很榮幸能代表多年來在我實驗室工作的才華橫溢的年輕科學家們獲得該獎，與這些受人尊敬的同事分享它，並把它獻給我摯愛的妻子卡洛琳（Carolyn），她於今年夏天離世。
彼得·拉特克利夫：聽從中學校長的話學了醫
我非常榮幸今天能夠獲得拉斯克基金會基礎醫學獎。
請允許我回顧一下使我走上這條幸運之路的溝溝坎坎。時間回溯到上個世紀70年代，我在蘭開斯特皇家文法學校（Lancaster Royal Grammar School）讀書的經歷依然歷歷在目。那時我的專業是化學，成績還算不錯，也一心想將來投身工業化學領域。一天早晨，優雅（但令人敬畏）的校長出現在化學教室里。「彼得，」在令人感到緊張的寂靜中，他說，「我認為你應該學醫。」沒做過多考慮，我的大學申請表就改了。直到今天，我也不確定他是否認為我會是一個好醫生還是一個壞化學家。但這段經歷（我認為）提醒了我，在科學生涯中，至少在我的科學生涯中，偶然性的作用。
作為一名腎臟病學專家，我接受了醫學培訓。我受到了腎臟根據血氧含量調節促紅細胞生成素的異常敏感性的吸引，從而踏入科學研究領域的，時間已經比較晚。我覺得這一生理過程很有趣，而且可能很容易上手研究。當時，促紅細胞生成素基因已經被鑑定出來，因此提供了新的研究機會。但也有一些人認為，隨著重組促紅細胞生成素治療策略的成功，了解激素的調節機制將是一個小眾的領域，不太可能具有普遍重要性。
格雷格·塞門扎：低氧信號研究未來十年內將應用於臨床
許多做生物醫學研究的人會被說成是宗教狂熱分子。對瑪麗·拉斯克（Mary Lasker）來說，她並不會對此感到意外。她曾經告訴記者：「我反對心臟病和癌症就像一個人反對罪惡一樣。」
阿門。
七個月之前，安東寧·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去世。他死於心臟病，即冠狀動脈堵塞造成的心肌缺氧。
八個月之前，大衛·鮑伊（David Bowie）死於肝癌。癌細胞入侵了周圍組織，進入血管，進而擴散到了全身。這些癌細胞為何擴散？我猜是為了尋找氧氣。
過去25年，我們一直致力於研究一種被稱為低氧誘導因子的蛋白家族，該蛋白家族能夠控制細胞、組織和器官系統對氧濃度變化的響應。我們的工作始於嘗試尋找，當人體缺氧時，紅細胞生成素基因的表達是如何啟動的。如今，我們知道，類似的過程調控著其他2000餘種基因。
展望未來，我認為在未來十年內，刺激低氧誘導因子的藥物將會用於治療貧血和心血管疾病，延長癌症患者的生命。
這也是我的信仰：我對宇宙40億年生命演化的結果感到驚嘆；我也堅信隨著基礎研究的深入，醫療手段會越來越強大，我們的生活也會變得更好。
我以瑪麗·拉斯克（Mary Lasker）的故事開始，以阿爾伯特·拉斯克（Albert Lasker）的故事結束。如諸位所知，拉斯克先生是一位成功的廣告公司主管。在他與瑪麗開始革命性地推動生物醫學研究之前，他負責推廣如新奇士橙（Sunkist oranges）、Pepsodent牙膏等產品。巧合的是，我的祖父也曾在曼哈頓的一家廣告公司工作。他負責推廣的產品，叫做奇蹟麵包（Wonder Bread）。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