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李慶軍
引言
李慶軍是誰?他是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原立案二庭副庭長；是全庭辦案量最多的骨幹法官；是身患尿毒症仍堅守在審判一線的「燃燈者」。去年9月,李慶軍因病去世。今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追授他「全國模範法官」「河南省優秀共產黨員」榮譽稱號。近日,《法制日報》記者來到李慶軍曾工作生活過的地方,通過周圍人的口述,記錄這位忠誠、乾淨、擔當的好法官的感人事跡。
到現在,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法官任芳芳手機里還保留著一條很久之前的簡訊:「我要休息一段時間,禹州電纜案6號以後讓雙方再談一次,如調解不成,按原定提審發。卷在柜子上,簽字等我補。李慶軍。」
這是李慶軍生前發給同事任芳芳的最後一條簡訊。一場意料之外的別離,把這些再平常不過的工作交接,變得不再尋常。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四五改革綱要,撬動法院全方位改革。也就在這一年,河南高院原立案二庭副庭長李慶軍被醫院確診為尿毒症。「一個法官不辦案還有什麼價值?」他選擇了隱瞞病情,堅守在審判一線。此後4年,他像一個陀螺,每天4趟,驅車8公里返家做透析。腹膜透析液一袋重兩公斤,經一根矽膠腹透管灌入腹部再排出,最多的時候一天要用7袋。而這一切,除了近親,無人知曉。
2018年9月,李慶軍離世。
《法制日報》記者近日開始了對李慶軍和他最後時光的尋找,隨著採訪深入,這位不忘初心、始終如一的模範法官重現眼前。
「不管是誰,我按法辦」
「這些年,我心裡忘不了。」73歲老太周光華在聽聞李慶軍去世的消息後,悲痛不已,拎上一籃土雞蛋,坐了將近300公里的大巴車,專程從南陽趕到鄭州弔唁。
2008年,周光華因為一起房產案子,敲開了李慶軍辦公室的木門。在參加河南高院的再審審查聽證前,周光華的心裡直打鼓:自己年紀大了,連律師都沒有,而對方「有權有錢有關係」,一、二審都勝訴的案件,會不會到這裡被推翻?
李慶軍一句話讓周光華懸著的心放了下來:「我按法辦,你放心。」
「爸多次告誡我說,任何人都需要被尊重。」在兒子李然的印象中,不管誰來諮詢法律問題,父親總是那麼有耐心。
「無論手機還是辦公室座機,電話一響慶軍就接,從不看是否是陌生號碼。」說話的人叫卜發忠,河南高院賠償辦主任,和李慶軍是多年的同事。
尿毒症患者不能喝水,忌多說話,但李慶軍和當事人一講就是兩三個小時,每周至少接待10個案件當事人。他並非不遵醫囑、不愛惜身體。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的醫生曾評價李慶軍說:「他是我所有病人中,控水控得最好的。」
「有一次,案子調解到下午1點多,我說咱們出去吃個便飯。李法官連連擺手,說他帶的有乾糧,吃幾口就中,下午繼續調解。」周老太抹淚回憶。
「對法官身份的認同,慶軍超乎常人,職業尊榮感強烈到捨生忘死的地步。」在周圍人的講述中,李慶軍的形象是一個守土有責的法官,而非一個病人。
「老李常說,法院是說理的地方,大家做這份工作,一定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對得起雙方當事人!」李慶軍這句話,對同事於保林影響很深。
同事們看得見的是,2016年,河南高院立案二庭共結案2610件,李慶軍團隊共結案849件；2017年,河南高院立案二庭共結案2686件,李慶軍團隊共結案667件；2018年截至8月底,河南高院立案二庭共結案1309件,李慶軍團隊共結案360件,李慶軍是全庭辦案最多的法官。
同事們看不見的是,每周一22時12分,李慶軍乘K180次列車離開鄭州,次日6時16分抵京趕往醫院複查,當天下午乘高鐵返回單位。更趕的時候也有:早上6點趕到車站,搭乘第一班高鐵去往北京醫院,16點多返回鄭州,到單位會見當事人,補上落下的工作。
為什麼要隱瞞病情?在日記中,李慶軍寫道:「我不想讓親友為我的身體擔憂,給他人帶來精神壓力,我儘可能弱化自己的病情,有點自欺欺人,裝得若無其事。很多美好的東西,我仍然想像常人一樣享受,享受生活。要是真倒下了,我也無力回天,隨它去吧。生活要繼續,班要繼續上,工作要繼續干……」
「分析案件可以,請吃飯不行」
車從濟源市出發,過愚公隧道,到達60公里外的北李窪村。這個坐落於太行山與王屋山之間的小山村,是李慶軍的老家、愚公移山故事的發源地。多年以前,他從這裡走出農門,卻始終不曾忘記腳下的泥土。
李慶軍在鄭州的家,是老家鄉親們的「接待處」。當初裝修時,李慶軍只提了一點要求:不能裝木地板,老鄉們不習慣換鞋,來家裡覺得拘束。
李然依稀記得,在一個下雨的周末,父親正做透析時接聽了一通電話後慌慌張張把矽膠腹透管收起來,起身到大門口接回一個老家來的人,腳上穿著一雙沾滿泥印的旅遊鞋。「爸翻看他帶來的材料,邊問邊答。眼看到了吃中午飯的時間,爸卻完全沒有時間概念。直到媽提醒才抬起頭,看看牆上的表,讓媽先打幾個荷包蛋給老鄉。」李然說。
鄉土中國,一根根私人聯繫構成的關係網紛繁複雜,但是在鄉親們的敘述中,「找慶軍,幫不上忙」。人情的迷宮中,李慶軍底線很高。
「我工作23年,從來沒有和河南高院的法官一起吃過飯。」表弟李衛東在濟源市司法局的二級機構工作,他說:「我曾經想讓慶軍哥搭線請合議庭法官吃飯,慶軍哥不許,他說案件吃不準的地方可以幫我找思路、找法律依據,請吃飯不行。」
「我要乾乾淨淨地去做手術」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從終看始,慶軍是個始終如一的人。」河南高院民四庭庭長周志剛回憶說,剛進法院的時候,李慶軍就喜歡去聽老同志聊案件,積極要求辦案。「做了25年的法院工作,做了25年的法官,慶軍的法官身份一直沒有丟掉過。」
李慶軍出生於1964年,他們這代人,經歷了由一元到多元的劇變,有一種天然的社會責任感。對待身邊事,從來不湊合。李慶軍所在的立案二庭主要分管建設工程、房地產開發等合同糾紛案件,這類案件在民事審判中最為複雜、煩瑣。「文書上一個標點符號錯了,李法官都會給我們改過來。」法官助理王衛霞說。
1989年李慶軍考上西南政法大學研究生,1993年3月經過遴選到河南高院工作。在漫長的時間流變里,他在西政的同學們的仕途漸優。「我是最落後的一個了。」李慶軍嘴上這麼說,對於榮譽卻鮮少追求,連出去學習的機會都讓給別人,自己要課件自學。「李法官說過,有了榮譽帶不來什麼,沒有榮譽也帶不走什麼。」王衛霞回憶說。
生前鮮少追求的榮譽,生後如雪花一般紛至沓來:2019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共河南省委在鄭州召開表彰大會,追授李慶軍「全國模範法官」「河南省優秀共產黨員」榮譽稱號。
這些榮譽,不斷喚起人們的記憶碎片,呈現出李慶軍的最後時光。
任芳芳最後一次見到李慶軍,是一個周六,兩人都在加班,碰巧在樓梯口打了個照面:「我當時抱怨了幾句案件太多,慶軍法官說,明年就好了。」不承想,李慶軍沒能等到明年。
2018年9月1日,正是在偶遇任芳芳的這個星期六,河南高院簽到機留下的影像資料顯示,李慶軍當天18時30分離開單位。與平時並無二致的背影,李慶軍最後一次下班。
驅車回到家中,李慶軍開始做一天中的第3次透析。這時鄭州七院打來電話:有腎源了。
掛掉電話,李慶軍把他身上的腹腔管全部用塑料布包住,去洗了個澡:「我要乾乾淨淨地去做手術。」
臨上手術台前,躺在病床上的李慶軍撥出13個電話,與卜發忠交接工作。
手術成功。
「轉出重症監護室時,慶軍還跟我說,把陽台封一封,出院之後暫時不能去上班,讓同事把案卷拿來,好好碼一碼,堆在陽台上。」妻子馬鳳實哽咽著說。
「住院期間我們通過一次電話,他挺高興,說馬上就要出院了,可以回去工作了。」周志剛說。
看似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發展。
2018年9月27日,李慶軍病情突然惡化,轉回重症監護室,連做8小時透析,未能好轉。次日上午,李慶軍永遠地離開了親人、同事。
「慶軍沒了。」在醫院長長的過道里,馬鳳實一一撥出電話。
「慶軍怎麼不打電話回來呢」
一抽屜藥物,一抽屜麵包。
李慶軍去世後,家屬到辦公室整理遺物時,泣不成聲。「4年多里,慶軍沒在家吃過早飯,總是帶個麵包就走,原來都藏到了抽屜里。」
除去藥和麵包,馬鳳實還找到19本工作日記,每一本,都是李慶軍人生的獨白。字裡行間,仿佛看到了他認真執著的脾氣。
「我還是不能相信,他已經不在了。」在李慶軍離世近一年後,卜發忠仍時有恍惚,仿佛李慶軍還在隔壁辦公室辦案,還能聽到他討論案件的聲音。
同事們到李慶軍家裡去悼念,一進臥室,便看見箱子摞得老高,占了大半面牆,是他生前沒用完的腹膜透析液。兩個特殊的「床頭櫃」並排擺著,一個是用來保存針劑的小冰箱,一個是用來加熱透析液的台式培養箱,旁斜還放著一支金屬色的拐杖。
李然拿起拐杖說:「2012年到2014年,我爸尿酸高,經常痛風,從腳到膝蓋疼痛難忍,沒法正常行走。媽買來生薑,放在火上燒熱,搗碎後用毛巾裹著敷在腳上。到單位上班時,爸不願意拄拐杖,就穿著厚一點寬一點的褲子,蓋住腿上的毛巾,一瘸一拐,慢慢挪步。」
李慶軍的去世,仍是這個家中最隱秘的傷口。慶軍父母雙雙79歲了,老母親年前查出食道癌,化療掉光了頭髮,暑熱到39攝氏度也戴著帽子。
「慶軍表現好,單位送他去國外學習了。」一個家庭的傷痛,被一個善意的謊言遮蓋著,家裡人不敢告訴二老慶軍培訓多長時間,怕老人家掰著手指頭算日子。
「慶軍怎麼不打電話回來呢?」老兩口心中疑惑,每天把手機帶在身邊,生怕錯過兒子打來的電話。兩個老人終日坐在家門口,註定是一場徒勞的守望。（記者 張晨）
來源：法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