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際，很多國家都開始擔心如果本國疫情控制不住，會不會導致次生災害，乃至全面危機的爆發。
饑荒，就一直是人類記憶中的惡魔之一。
3月24日，世界第三大稻米出口國越南宣布禁止大米出口；全球最大的小麥出口國之一哈薩克禁止出口小麥、土豆等11種農產品；全球重要的農產品出口國俄羅斯農業部提議，對糧食出口建立臨時配額；3月30日，柬埔寨總理洪森表示，柬埔寨將從4月5日起，除了香米，將禁止白米和稻米出口。
另外，因為受疫情影響，巴西、阿根廷的大豆出口也在放緩，印度這個世界最大的稻米出口國，幾乎停滯。
顯然，這些國家面對經濟不確定性，已經開始收緊米袋子了。
全球小麥和稻米單產圖，圖片放大後看得到尼羅河三角洲這兩樣糧食單產也是很高的，但埃及仍然出現了糧食危機
不過，這種限制出口勢必造成全球糧食價格的上漲，一些嚴重依賴糧食進口的國家將面臨巨大的社會風險。而埃及自1986年起糧食自給率便不足50%，此後更是連年下跌，糧食高度依賴進口。在疫情帶來的糧食禁運衝擊下，埃及很可能爆發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
埃及自古以來便是地中海糧倉，為何到了現代社會有如此嚴重的糧食危機和人口危機？
埃及自羅馬時代便是地中海的糧倉，羅馬帝國時期的亞平寧半島幾乎不事農業生產，糧食全靠埃及供給。
古埃及是人類農業文明的主要起源地之一，這是古埃及時代人們用牛耕地場景的繪畫
但當時整個地中海人口加起來只有五千萬左右，而現在單單埃及的人口就有將近一億，嚴重超過了當地的自然生產力承受限制。
位於羅馬的古埃及方尖碑
埃及位於非洲大陸的東北部，國土面積一百萬平方公里，人均土地面積約為96.1人/平方公里。但實際上埃及全國95%的土地都是沙漠，完全不具有開發價值，全國一億人口事實上只生存在尼羅河沿岸的狹長地帶以及三角洲地區。
人造衛星上拍攝的埃及，黃綠對比明顯，埃及的沙漠占土地絕大多數面積，只有尼羅河河谷和三角洲適合植物生長
與之相對應的是埃及全國可耕地面積比不到4%，面積堪稱可憐。埃及政府曾經試圖治理沙漠擴展可耕地面積，也確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耕地擴展速度遠遠低於人口增長速度。
以上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為例，人口從3000多萬人增長到6000多萬人，足足翻了一倍。但人均耕地面積卻從50年代的0.16公頃減少到0.12公頃，遠遠低於國際平均標準0.37公頃。
從氣候上看，埃及國土絕大部分位於熱帶沙漠氣候地區，年降水量極低，但蒸發量非常之高。這就導致了農業灌溉用水得不到穩定保障，難以進行大規模生產，事實上整個埃及的用水都非常緊張，85%以上的水要進行回收利用。
埃及最主要的灌溉用水來自尼羅河，但由於多流經沙漠氣候區，蒸發後的流量並不算多。其每年有長達4個月的汛期，會攜帶大量肥沃泥沙，堆積在沿岸，形成肥沃的河谷盆地和尼羅河三角洲，古埃及人把這種有利於農作物生長的黑色土地稱為「凱麥特」。
亞斯文大壩
但埃及政府在尼羅河上游建設亞斯文大壩後，將淤泥攔截在了上游，沿岸失去了肥力補充，導致農田土地肥力的嚴重退化。
同時尼羅河三角洲地區由於缺乏河流淤積，出現了海水侵蝕造成鹽鹼化的現象，導致可耕地面積進一步減少，糧食產量也隨之下降。
埃及如今的農業問題，很大程度上要朔源到上個世紀的埃及農業政策。1952年納賽爾發動政變推翻法魯克王朝，建立共和國，隨之而來的是推行埃及全國的大規模土改。
但納賽爾的土改政策卻是把國有土地分配給農民。這就導致每個農民分到的土地實際上非常少，其面積通常小於2.1公頃。自1952年起，這種小農式的土地便快速增長，而集中生產的農場則迅速衰退。
埃及總統納賽爾在1955年和1963年兩次登上時代周刊封面
這種土地分配嚴重影響了埃及的農業發展。小農式生產造成了生產技術的差距，一部分農業生產水平落後的農民收入持續下降，同時耕地面積過小也無法形成規模化生產，導致農民收入不高，迫使一些農民放棄農業生產。
同時這不利於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如果不靠機械化設備，建設水渠這類農業基礎設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單獨一個或幾個農民完全無法對基礎設施進行改善。
而埃及這種碎片化、小農化的生產方式註定導致農業公共設施無法建設，同時政府由於缺乏資金，也無法組織此類建設。這就導致埃及的農業基礎設施長期處於一個低水平階段。類似的，在小農生產中也無法大規模使用農業機械生產，嚴重限制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
埃及農業生產，機械使用量始終不高
埃及政府在初期為了實現國家工業化，對農業進行「剪刀差」以獲得盈餘資金，強行低價收購農產品並高價出售種子化肥，導致農民長期處於低收入水平。
農民為了增加收入，選擇轉而種植附加值高的經濟作物，這便導致糧食耕種面積持續縮減。從20世紀50年代初期到70年代初期，埃及小麥的種植面積從66萬公頃下降到54.5萬公頃，其占總耕種面積的比例也從1950年的16%下降至1975年的12%。
與之相對的，蔗糖這類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卻在不斷增加，其種植面積從50年代初的4萬公頃增至1975年的9.2萬公頃。
政府發展工業而輕視農業生產投資，導致農業發展資金長期不足。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農業僅占國家投資比例的9%。儘管這一比例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由於亞斯文大壩的修建而超過了25%，但到了1975年，農業投資所占比例就跌至7%。
1977-1979年中仍持續下降，農業投資占經濟總投資最高不過6.8%。在埃及第一個五年計劃（1960～1965年）中，政府對工業的投資額是農業的1.45倍。而在第二個五年計劃（1978～1982年）中，政府對工業的投資額已經升至農業的3.46倍。
埃及工業主要以燃料出口、輕工業加工為主，難以反哺農業
這種投資傾向性造成了農業發展被嚴重限制，陷入了「投資少-回報率低-投資價值繼續減少」的惡性循環。由於投資過少，難以進行長期的建設規劃，因此埃及的農業基建水平始終未有大起色，嚴重製約了埃及的糧食生產。
前面說了，埃及糧食危機的原因之一是人均耕地面積少，而實際上這個原因是由兩部分決定的——首先是耕地面積少，其次是人口數量過多。
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埃及的非農業人口數量暴增，國家城市化進程速度加快。1981年穆巴拉克擔任總統，其採取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允許外資進入工商業。這一舉措使埃及城市面積快速擴張，同時也嚴重威脅了埃及的農業生產狀況。
埃及人口分布密度圖
首先受威脅的是農業用地。埃及國土內可建設土地面積稀少，荒地並不能滿足城市擴張的需求，因此必然需要侵占部分農業用地進行城市建設。
同時埃及的富裕階層傾向在農村建設生活設施，如高級住宅區。還有更奢侈的高爾夫球場。高爾夫球場本來就是占地大、耗水多的奢侈場所，竟然也出現在了人地矛盾特別突出的埃及。
能看到金字塔的高爾夫球場
在1952至1980年間，有約20.3萬公頃的農業用地被轉化為城市用地，尼羅河三角洲的農業用地大量減少。
埃及首都開羅的街頭
同時，快速的城市化也造成了農村勞動力的流失。埃及農產品的定價收購政策嚴重限制了農民收入的提高，那麼在城市化帶來工作機會的時候，他們便會毫不猶豫的離開農村前往城市。
前文分析過埃及農業以小農經濟為主，耕種多依靠人力，大量勞動力流失勢必造成農村生產力的下降，埃及糧食產量也隨之下降。
城市化帶來的大量非農人口，勢必增大農產品需求，糧食價格上升後理應一定程度上改善農民收入水平。但實際上這種事卻並未發生，埃及農民始終處於一種貧困狀態徘徊。實際上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並非限制價格那麼簡單，更深層的原因在於埃及的糧食進口政策。
埃及2014-2018年進出口數據，左側為出口，右側為進口（單位：億美元）
埃及自1970年起放開糧食進口限制，導致大量的廉價別國糧食湧入埃及市場，這在滿足城市人口吃飯問題的同時，也摧毀了埃及的農業。埃及農業由於自然條件、耕作技術的限制，無論是產量還是成本控制都完全比不上進口糧食，在本國市場都缺乏競爭力。
在外國糧食的衝擊下，埃及農業陷入了一個怪圈，農業效益低—投資成本大—缺乏投資—農業效益低，埃及農業也由此停滯不前，自給率常年不足50%。
埃及的農業問題，本質上是所有發展中國家農業問題的縮影。在進入20世紀後，全球各地的人類基本都可以享受到一點現代醫療服務。現代的生育科學使新生兒的存活率有一個飛躍式的增長，原本夭折的嬰兒可以平安降生，第三世界國家迎來了長達幾十年的生育高峰，並一直延續至現在。
非洲人口熱力圖
類似埃及，很多發展中國家往往都缺少工業基礎和資金，基本上是完全的農業國。大量的人口在這裡形成不了「紅利」，甚至有可能演變成負擔。
如果他們不能組織起工業化並反哺農業的話，那麼等待他們的便是無窮無盡的人口陷阱——人口過多需要大量糧食，但本國沒有機械化生產導致糧食產量低，因此被迫使用盈餘資金對外購買糧食，進一步導致國內工業投資減少無法建設工業化。
因此又回到第二個問題，依然不能改善農業生產水平。同時不斷膨脹的人口像催命符一樣，遲早會壓倒這個體系。
埃及暴動也有人口因素影響，沒有工業化因此無法提供大量崗位導致社會動盪
在二戰後誕生的新興國家中，成功實現了工業化的，無一不是以極大的決心與毅力克服了人口漩渦。身處後冷戰時代的21世紀，在資本全球化體系下建成工業化需要付出比之前更大的代價，但這是每個國家的必由之路，無論它們是否願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