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欄的話 -
2020年，不僅是新的一年，更是一個新的十年的開端。
在這個效率至上、速度至上的即時反應的年代，站在十年或者相當於長期的時間尺度，是否可以讓我們掙脫一時的喧囂，審視時間帶來的厚重積澱，看到那些深刻的變化和趨勢？
站在2020年展望未來十年的世界，無疑，科技將繼續高歌猛進，AI、數字經濟將重塑人類生活，老齡化浪潮來襲，生態環境危機仍將如影隨形，由此也帶來了全新的挑戰：社會運行的規則將會如何變化？人應該扮演什麼角色？應該有何作為？
站在新的十年開端眺望，《知識分子》特別策劃「十年」專欄，與科技、教育、社會等各個領域的頂尖學者對話，在這裡彰顯那些穿透時間的思考。
受訪人 | 林建華（北京大學前校長）
訪談人 | 李曉明 宋宇錚（《知識分子》）
整理人 | 宋宇錚
林建華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從北京大學校長一職卸任後不久，64歲的林建華出任北大未來教育管理研究中心創始主任。沒有成立儀式，在2019年3月底的一天，林建華用一封公開信，低調宣布了中心的成立。
在變動不居的外部環境中，林建華似乎一直在尋找教育中不變的本質。他在信中談到：我們正處在一個變化的時代。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學習和工作方式，智能技術的突破性進展也將改變社會對各類人才的需求。面向未來的挑戰，教育應當如何做出改變？
前不久，林建華在接受《知識分子》訪談中，回應教育的種種挑戰問題，萬種變化歸於一宗，最終落在教育中的人和人的教育上。而他最關注的一個問題是，中國何時能夠建立起自己的人才培養體系。
在當下各種「雙一流」數據、排名喧鬧的話語中，這一問，出自一位長期在北大領導崗位上的教育家之口，憂患實多。
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之際，中國確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國家戰略，迄今已逾20年。在此期間，北大在論文發表數量、經費總量以及各類大學排名中都有很大進步，但林建華表示，自己更看重的，是北大在教育教學、師資隊伍、人事體制、學科布局、治理體系和資源配置等方面取得的進步。他認為這些才真正代表了學校未來發展的潛力。
林建華幾乎親歷了這其間北大的所有改革，這些地方也是他傾注心血推動深刻變化的重點所在。自2002年起，他從學者轉型，專注於高等教育管理與改革，在北大教務長任上長達8年，同期歷任北大副校長、常務副校長，此後短暫出任重慶大學校長、浙江大學校長，2015年2月重回北大出任校長。
2018年10月卸任後，在這個以「未來」為名的教育管理研究中心，林建華希望立足中國實際，借鑑國內外優秀大學的改革發展經驗，面向未來，助力中國大學發展，也為世界高等教育發展提供極具價值的中國方案。
01.高層次人才培養：中國大學未來的核心挑戰
《知識分子》：中國大學的改革最近20年在資金投入、科研產出等方面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北大、清華，各種數據和指標都有明顯進步和提升，但要真正辦出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還面臨哪些新的挑戰？
林建華： 中國高等教育過去四十年發展非常快，是非常好的一個時期，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也要看到，過去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是建立在資源驅動之上的。面向未來，我們仍然面臨巨大挑戰。當前最重要的短板就是我們的高層人才培養，特別是理工科的頂尖人才培養，過度依賴國外。這一問題不僅存在於學術界，也包括高新技術產業界。
如果中美關係按當前的格局繼續走下去，即便貿易上達成了一定協議，在學術與人才培養上，我們還是會藉助對方更多一些。所以今後（中國大學）面臨的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是不是能夠建立起自己完整的人才培養體系，迎接各方面的挑戰。
中國的高等教育，特別是北大，過去四十年的發展變化，雖然走得很艱辛，但正在不斷完善屬於自己的一條道路。我們在人才隊伍體系、培養、引進、學科布局、學術環境上獲得了很大的改變。北大已經把未來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奠定得比較好，可以進一步把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做得更好。
02.北大的人事體制改革：選出優秀人才
《知識分子》：解決頂尖人才培養的挑戰，首先在於是否能夠找到最優秀的師資，國際上通行的辦法是施行 tenure-track（預聘制）制度，可以有效選拔和培養優秀的人才，但僅有北大、清華等有限的幾所高校陸續完成了人事體制的改革，中國的大多數高校仍然沒有引入這一制度。
林建華： 中國高等教育的很多問題，在北大其實已經獲得解決，比如人事體制。北大從2005年就建立了 「百人計劃」 與 tenure-track（預聘制）體系，並在2014年由王恩哥校長推廣到全校。2016年至2018年，我們又對新老體制進行了融合，到2018年將老的晉升體制基本停下來，tenure-review（終身教職評估）成為所有人必經的晉升過程。
這當中最關鍵的一個環節是對每一個學者從引進到晉升不同階段的評價。評價是一個導向、一個標準。北大為此建立了人文社科、理工科和醫學三個委員會，每一委員會下包含20個左右資深教授，把握評價尺度。我個人認為北大的教師人事體制已經建立起來，今後需要進一步堅持並優化。
《知識分子》：人事改革必然會觸及到眾多人的利益，面臨比較大的挑戰。比如你在重慶大學也推行了人事制度改革，就有不同的聲音。北大的改革是怎樣進行的？過程中也曾遇到過類似的挑戰與難題嗎？
林建華： 北大的改革是有一個過程的。從2005年開始，我們對部分院系的新進教師實行自願的 tenure-track。在老體制招聘與晉升渠道開放的前提下，我們會告知教師可以享受的待遇與啟動經費，由其自主選擇。使有意願提升自己學術水平的院系主動選擇預聘制，因此是一個逐步的過程。
老的體系大概是這樣，學校每年有固定的晉升名額，大概40-50個左右，再分解到各個學院，選拔最好的教授。這是一個相對的標準，理論上應當是誰做得最好便選拔出來。但這一體系最大的潛在問題是，除了考慮學者的學術與教學水平外，還會考慮資歷。而 tenure-track 則沒有名額的限制，它設定了一個比較絕對的標準，比如參考世界上與北大水平類似的學校的標準來要求教師。所以，當前我們做 tenure-review 的時候也會要求有國外各個學校外部評審的信，比如可能會問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學者，「這名老師在伯克利是否能夠獲得晉升？」因為外部評審沒有利益相關，所以只要達到了標準就可以晉升，不再會 「論資排輩」。
在2014年前，我們僅僅對新進的學者採取了這種方式。我個人感覺，他們更願意採取這種方式，因為可以獲得比較強的支持，學術發展更好更快，要求更高但是條件待遇也更好。一直到2014年，我們並沒有涉及到老的人，他們仍按照老體制晉升，由此大大降低了改革的風險。因為對於老體制下的人才而言，他們在剛剛進入學校時並沒有獲得像新體制這樣的待遇與條件傾斜，所以如今直接拿新體制要求他們，便不公平，會產生矛盾。
到了2016年的時候，我們開始推進新老體系的並軌，目的是解決老體制教師的晉升渠道。雙軌制終究會在學校內部產生矛盾，大家都會看到對方得到的好處。新體制的人會質疑為什麼老體制下不如自己的人都可以當教授，卻看不到自己有著更好的條件傾斜；老體制的人則會不滿為什麼新體制下的人可以得到更好的研究條件。因此，對於一個學校而言，新老體制終究是需要融合在一起的。這個融合的過程就需要很多的技巧，要做到 「近者悅，遠者來」，給已有的教師以充分發展空間。所以當時學校的做法是，一方面要改善整個教師隊伍的待遇，同時使優秀的人，已經是教授的人或是長江學者、傑青、院士等直接進到新的體制內，因為他們已經經過了實踐評價了。
所以，我認為北大的這種改革措施是柔性的，不是一刀切，當即要求每個人都通過評估。事實上，也並不是所有人都應該或可以成為正教授。
《知識分子》：新老體制在待遇上的差別能有多大？
林建華： 這個差別還是蠻大的，但也要分情況來看。目前北大（在tenure track之外）建立了一個 「博雅教授」 體系，有博雅講座教授、特聘教授與青年學者，用來把老體制教師中比較優秀的選拔出來，比如院士進講座，長江傑青進特聘。博雅體系的待遇相對高一些，和 tenure track 一樣，也是年薪制。
另外，對於改革比較早的院系來說，其實已經不存在太大的新老體系矛盾。比如生科院和化學學院，2005年開始所有新進的人就都進入 tenure track 體系。文科院系挑戰比較大，主要仍在依靠博雅體系。我認為這個體系是很值得讓別的學校去研究一下。
《知識分子》：北大的校長經常更換，好的改革措施如何延續下去？
林建華： 北大有一個特點，它的學術、學者的影響力、話語權比其他學校要大。（中國）大學實際有三個管理體系，黨、行政和學術。在北大，學術體系的能量比較大，行政體系實際是為它來服務的。對北大來講，當我們把一個制度體系建立起來的時候，它就會自己去運行。其實，我的一個理想便是，行政體系不要太多去干涉學術體系，我們只是為他們提供製度和平台，具體的評價與運行應該是學者與學術體系來主導。我認為這是真正大學最重要的一個特徵。學者不只是在大學做學術，更要參與管理，主導大學的發展。所以，北大的人事體制與學術評價主要是學者來做，學術委員會也都是學者來組成。原則上，我作為校長有決策權，但實際具體每個人的評價仍是由學者來做的。
《知識分子》：你曾經說過，大學要在願景、價值觀上儘可能地取得共識，在改革時獲得更多的參與與響應。
林建華： 是的。這和大學文化也有關係。北大很多事情看上去是行政體系或校長做的，但建設的基礎都是來自學者的建議。
大學是一個高度依賴於個體創造力的機構，依賴於學者與學生的創造力。所以無論是行政領導體系還是黨的領導體系，它的作用都是創造一個環境，讓這些個體的創造力能夠迸發出來，那這個學校就能辦好。如果體系壓制老師和學生的創造性、積極性，那這所學校一定辦不好。將來中國的大學能不能夠培養出來我們國家需要各個領域的領導型與創造性人才，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體系能不能夠釋放個體的能量。
《知識分子》：是的，這就是你講的在資源驅動的快速發展奠定一個基礎後，要建立更好的治理體系，發揮學者學生的創造性和積極性，進而解決在培養人才上的挑戰。
03.前沿交叉：為學者提供最好的創新環境
《知識分子》：能不能請你也談一談北大的學科布局呢？我想這應該是在人事改革之前了，當時你作為分管科研的副校長是怎麼考慮的？
林建華： 北大的學科布局，從原則上來講，我們考慮三個因素：第一，是不是在學科前沿上；第二，是不是國家發展的需要；第三，是不是適合學校的長處與優勢。當然，這是理論上的，實際操作中，我們需要很多的思考討論與艱難的決定，因為學科重點一旦定下來，必定是有人歡喜有人愁。我在2002年在北大開始主持學科建設，正好趕上985二期規劃，讓院系做了很多討論後，我們得出三句話原則：以隊伍建設為核心、交叉學科為重點、機制體制創新為動力。從那時候開始，北大便一直堅持踐行著這三句話。比如，2005年的 tenure track 改革便是以隊伍建設為核心，對所有院系都是適合的，只要是優秀人才便能夠進入這個體系。
以交叉學科為重點則是我們對北大的特點的總結。當時我們主要和清華做了對比。清華原來是一所工科學校，在文科、理科、醫科上是空白的，所以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投入了大量資源來發展建設人文社科和理科。北大的情況則是，我們文科、理科與醫科都都同時具備，各個院系的布局實質是已經存在的，再想發展必須關注前沿交叉學科，這是一個比較戰略性的思考。
具體做起來，交叉學科其實是一個不太容易的事情。很多學者都更喜歡在自己的領域做事，跳出來和其他人合作實際上對他們的要求是很高的，需要關注自己學科內部已經無法解決的問題。也就是說，只有最優秀的學者才能夠或願意去做交叉學科。因此，我們鼓勵院系間去合作，必須提供好的資源與平台去做這件事。當時，我們已經有了一批交叉學科中心，比如納米研究中心、理論生物學中心。後來我們又和優秀人才的引進相結合，建立了一系列優秀的中心，比如IDG麥戈文腦科學研究中心、未來基因診斷高精尖創新中心等。我們對這些中心提的希望和要求是以問題為導向來組織跨學科的人才隊伍，比如分子醫學就是以疾病為牽頭。
《知識分子》：交叉學科和傳統學科會不會存在雙體制？在招聘時會否考慮學者在交叉學科上做貢獻的能力？兩個體制的人才招聘是分開的嗎？
林建華： 現在（院系和交叉中心）兩個體制是分開的。每個中心都是有獨立的編制來聘人，但我們鼓勵他們和院系共同聘用，以促進兩邊的合作。但並不是所有的老師都是雙聘的。有的學者的關係可能在學院，有的在中心。中國目前還沒有到把編制看作很重要的限制的階段。國外的分權管理體制下，資源都在院系或中心手上，聘人涉及到工資與時間分配，編制比較緊。但我們是比較集權的管理體制，資源最終都是掌握在學校手上的。
《知識分子》：這種情況更有利發揮學者的優勢嗎？
林建華： 當然是有利的。前兩年我們還在主推教師兼聘，不同機構同時任職，使學者的學術視野擴大，具有更多的合作。這就涉及到交叉學科的另一問題，也就是學術環境。
一個好的學校和差的學校的差別是什麼？為什麼人們會選擇去好的學校？其實就是因為這些學校學術環境好，有好的同事。如果在一個環境內能夠獲得更快的成長，一定就會選擇這個地方。一個學者在選擇學術機構時最重要的就是個人學術發展，是不是能夠將來發展得更好。
那麼什麼是好的學術環境？我的定義是，學術環境就是你周圍的人，你的同事。如果周圍的人都很優秀，那麼這對你的成長是有利的，只有這樣才能互相促進。另外，周圍人不應該學術背景都與你一樣，如果完全一樣的背景那麼便產生競爭，而無法相互促進與幫助。所以，學科交叉重要在它能夠為學者提供好的學術環境。
04.大學沒解決好的問題：本科人才培養
《知識分子》：你做過多年的北大教務長，曾提到之前本科教育更多強調專業教育，對人的培養可能不是那麼全面。在本科教育方面北大做了很多探索，包括元培學院與通識教育，如今來看成效如何？
林建華： 其實，我認為人才培養的問題是中國大學都沒能夠很好解決的一件事情。我們這麼多年的教育改革，整體做得並不是那麼好，這也涉及到我們提的最根本的問題——中國是不是能夠建立其自己的人才培養體系，我們培養的人才是不是都能夠適應未來的挑戰。這方面我們可能做了很多努力，但我個人對結果還不是很滿意。
我們希望做一個什麼樣的教育體系？什麼樣的教育體系是好的教育體系？我想有幾點原則應該想清楚。第一，好的教育是能夠使學生內在的潛力充分釋放。如果潛力不得到釋放，那麼給再多的資源可能都沒用。為什麼今天應試教育受到這麼多的批評？就是因為它並不能夠把學生多元發展的潛力釋放出來。但這個原則要怎麼貫徹呢？每個學生的想法、需求、特長和性格都不一樣，有不同的要求。如何建立一個體系，使更多人能夠在一個體系內受益是一個問題。
在不同的時期與社會環境下，人們對教育體系的需求也是不一樣的。比如說，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教育體系其實是相對成功的。當時的社會需求就是一個工業化的需求。我們按照工業化的需求去培養人，出來之後每個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崗位去發揮作用，那麼這就是很成功的一個教育。但今天的社會環境變了，我們不能再按工業化、崗位化的方式來培養，因為進入社會後崗位是會變的，甚至可能沒有此前所謂的崗位的概念了。僅僅灌輸知識的方式已經不適合今天的社會需求。因此，我們必須改變，培養更多學生的創造性與價值觀。
在我看來，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中最基礎也最複雜的體系。教育不是線性的，並不是教了多少學生就能接受多少。如果有幾件事情可以把學生的積極性調動起來，那麼他自己就可以做得很好。如果時刻高壓，逼迫學生必須學習某些知識，那麼積極性便被打擊沒，提供再多資源也是無用功。所以我認為這是教育改革最大的難度所在——教育體系如何把學生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我們現在最重要的方式就是給學生自己更大的選擇權，選擇自己的專業、設計自己的學業、老師也可以設計不同的培養項目。我們希望在北大建立起一個更加靈活和多樣化的人才培養體系，學生在這樣的環境下能有更多自主選擇空間，打好基礎，釋放潛力。目前除了院系的教育，我們也有很多跨學科的科目。近幾年，我們把專業核心課程的要求降低了50%，使學生有更多機會來跨學科地根據興趣來構建自己的知識體系。
《知識分子》：目前的中學教育體制缺乏職業引導，學生都奔著高考去了，進入大學後他們的自主性會不會仍然是有問題的，可能會比較功利地完成本科教育？
林建華： 現在北大的情況在改善。過去的學生都想要到光華去學金融，能夠賺錢，但現在更多的人希望學習基礎性的專業。很多的狀元也開始選擇基礎性和文史哲的專業了。比如，前幾年有一個女孩子考得非常好，家裡人希望她去光華，但她自己其實想學哲學。最後學校提供的一個解決方案就是，先讓孩子到元培，家裡同意後，進了北大孩子就可以自主進行選擇了。
《知識分子》：也有老師提出，在專業課要求比較多的理工科，這種多樣培養方式可能會削弱學生的基礎。對於老師而言，他們既要兼顧學術發展，又要注重學生培養，壓力也很大。
林建華： 的確，對老師而言，原則上來講，他們不會主動地把精力放在教學上。一個學者總是會把自身學術發展放在第一位，教學如果不做是最好的。但是現在他們必須得完成學校的教學任務，很多人並沒有真正下功夫。這是目前所有大學都面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挑戰，因為老師們的科研壓力本身就非常大了。
我的認識是，學校管不了老師的教學。由校長去說其實是沒有作用的，管不了老師任何事情。誰能管呢？院系是可以管住老師。過去我們很多做法無用功也是因為這一點。教育部和學校制定大量政策但推廣不下去。
《知識分子》：我能理解你的說法。院系是組織教學的第一責任單位。
林建華： 怎麼能夠讓院系主動去關注教學？我們前一段時間做了學生的自由流動，讓他們在學部內自由選專業，自由選課。當學生流動起來，就會給院系壓力。後續再做改革，學校應該做的是根據學生流動來進行資源配置，但這件事我們還並沒有去做。
《知識分子》：選專業課和自由選課是多大程度上的改變？因為最後答辯時還是要找到所屬院系來進行。
林建華： 是。但是，我們實際上已經把核心專業課要求大量減少，減下來就可以跨學科、跨院系自由選課。這個制度原則上來說已經給學生很大自由了，需要很好地執行。
《知識分子》：關於學生本身的評價體系，有一些北大學生可能會在選課要求放鬆後選水課，為了提高自己的GPA。目前中國大學評價體系還是以GPA為主，課程內也還是以期末考試這種比較單一的方式來進行的。有沒有想過給不同的學生不同的評估方法。
林建華： 現在還沒有，學生的評價問題是調動學生潛力和積極性的另外一個抓手。我們討論過這個問題，但是據我所知，最後並沒有做，現在還是GPA為主的評價。這需要一整個體系，特別是對於以專業教育為主的傳統評價方式而言需要很長的時間來完成。
《知識分子》：北大的本科生畢業後80%都會直接讀研究生，而哈佛的這個數據是倒過來的，只有20%的學生畢業後直接深造。你認為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什麼？
林建華： 有幾方面問題。一個是社會因素。美國學生畢業後通常會花一兩年思考將來要做什麼，人生怎麼走，其實後來還是會有很多人深造。中國的情況則不太一樣，社會文化會對文憑要求更多，機構在對本科生和研究生在錄取上有差別待遇。第二個，和學校的培養人的目標也有關係的。耶魯的前任校長就認為耶魯不應該培養專家，而是人的素養。對於北大而言，我們還是很關注將來學生在學術領域的發展。我們一開始在元培方案的考慮中首先參照的是哈佛的方案，但發現不能照搬。因為除了學生個人培養，我們還承擔著為國家培養頂尖學術人才的責任。所以在教育中，我們怎麼也丟不掉將來對學術人才的培養，我們的本科教育很大程度上是為將來學術人才的培養做準備。
05.質疑與批判：北大人的責任感與使命感
《知識分子》：你經歷了很多屆北大的畢業學生，有沒有觀察到他們身上的變化？近年也有一些學者提到，北大培養了一些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對此你怎麼看？
林建華： 其實，我在書里也寫了這件事。我們很多學生還是很有情懷的，帶著責任感來的。我覺得，學生顧自己其實是一個社會現象，是社會的反映。這是關乎到學生人格、價值教育的更複雜的事情。
我也接觸過一些學生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撒謊，但這些人在北大還是少數的。在任何社會裡，都會有個別的這樣的人。我們的思政課，除了建立學生的愛國情懷、價值觀等等，我認為從教育層面來講，其實需要的是一些更基礎性的價值，比如誠信、關愛、對社會的責任，以及對科學精神的培養，比如求真、思辨等等，這些是更重要的。如果這些基礎性的東西建立起來，那麼對國家的認同感、承擔社會的責任感便有了基礎。
《知識分子》：這裡讓我想起你引起爭議的一句話， 「焦慮和質疑不能夠創造價值，會阻礙我們未來的腳步」。
林建華：我認為現在的社會存在一種浮躁和極端。這樣的極端是質疑任何不同於自己的觀點，對於任何和自己利益衝突的都進行反對。我希望今後我們的質疑可以更多地建立在自己思考的基礎上。現在的人更多地需要一種建設的精神，一種確信的精神。一個人如果沒有自己的確信、自己的價值，是不能夠真正有所質疑的。
對於科學來講，質疑是重要的，你可以質疑任何事情。但是，你的基礎必須是建立在對科學和學術的確信上，而不是自己的利益，對任何事情都去反對。我認為這種傾向是非常麻煩的。你不確信社會進步，不確信我們的國家會進步，那你去質疑什麼呢？
《知識分子》：所以你會更倡導以一個建設者的姿態來做事情。但社會上往往有一種印象，北大有一批頗具批判精神的學者。
林建華： 北大學者的發聲多數還是站在學術和對社會的關切基礎上的，這是需要鼓勵的。社會需要各種各樣的人，有的人可能不是很喜歡北大人，覺得總是在質疑和批評。但大多數的北大人提出的質疑、批評和挑戰都還是建設性的，為了這個國家能夠向更好的方向發展。
《知識分子》：你從1978年到現在，絕大部分時間在北大度過。對於北大的精神和特質，你有哪些體認？
林建華： 有時候身在其中，不太好說。我比較喜歡北大的是，院系和學者的主動性比較強。所以在北大做管理，有很多很好的建議基礎。學者會有很多想法。北大院系的力量、自己發展的能力很強。另一方面，北大的人很有責任感和使命感。他會覺得自己是最好的，但另一方面也會覺得對社會和國家有一定責任。所以，北大是不封閉的。北大人是應該有為他人做嫁衣的情懷，為社會做更多的犧牲與事情。很多人說北大好多人都離開北大了，我認為這不一定是件壞事。如果離開後能夠為另一單位做得更好，也是有意義的。我們要有一種情懷，北大不是北大人的，更是屬於民族的、國家的。我也希望我們將來的學生能夠做到這樣。現在越來越多的北大學生也願意到艱苦的地方、到基層去鍛鍊，這對他們的發展也是有好處的。
06.「一流」與「偉大」：大學的不同境界
《知識分子》：如何看待校長這個職位？你一直說要做校長而不是當校長，在北大做校長有哪些特別的地方？對你個人而言，在北大做校長有哪些獨特的回饋？
林建華： 做北大的校長對一個人來說是莫大的榮譽（great honor），也是巨大的挑戰。在北大做校長和在任何地方做校長都不一樣，對人的要求會更高一些。雖然我在教學科研改革上是比較在行的，但在北大做校長需要一種更大的智慧，我個人認為自己還是沒有這樣的大智慧。
北大是比較難駕馭的一所學校。北大是一個非常好的平台，但它對人的素養的要求也是很高的。我自認為還是有較大的差距，可以做得更好。
《知識分子》：你有沒有一些想法沒有在北大實現的？
林建華： 我在教育上、學校管理和隊伍建設上永遠會有很多想法，但就像我在離職時講的，我們都是過客。在服務的這段時間內，做好自己的工作，但超出這段時間退休後，我們應該保持距離，讓別人去做事情。
《知識分子》：你說過北大應該是一所 「偉大的大學」，為什麼選擇用「偉大」這個詞？你心目中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北大應該是什麼樣子的？
林建華： 實際上，這是我根據 Good to Great 這一書名翻譯來的，你也可以說是卓越的大學。我們說的 great university 實際是對我們當前建設一流大學方式的一種反思。一所偉大的學校應該是把大家潛力充分釋放出來的學校。但目前我們的評價方式是與之相悖的，更關注數字、指標。這樣的方式是不能夠達到偉大大學的水平的。現在我們的一流是一種繁華，一種和別人比的指標。但真正的一所偉大的學校應該是寬鬆的、平靜的、使人安靜下來、充分思考，將潛力充分展現出來的。一流是標準，是繁華，而偉大是寂寞的，應該堅守住自己的初心。
《知識分子》：你平時最喜歡去北大校園的哪個地方走走看看？
林建華： 我喜歡去未名湖的後湖散步。那裡相對安靜，可以邊走邊思考一些問題。北大的校園還是太小了，比清華小多了。
《知識分子》：清華的學生說北大的校園比較有生活的煙火氣，而清華的校園比較具有工科高效率的特點，出了實驗室就是食堂，吃完就回實驗室。兩校的關係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大家都很樂意去比較，你怎麼看隔壁學校呢？
林建華： 你說的很對，清華是一所很好的學校，並且是一所效率很高的學校。清華可以在我們國家當前發展的條件下做得很好。工科學校的管理效率是像北大這樣的綜合性學校所不具備、應該學習的。我在浙大的時候，提出做百人計劃，一兩個星期後，名單就已經公布出去了。在北大，我們需要討論、聽取大家不同的意見，再做決定，甚至有可能不做決定，永遠拖下去。這也是為什麼有時候我們說北大醒得早、起得晚。我們應該更重視行動，行動是找到合適路徑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行動中發現一些討論中沒想到的問題，可以不斷修正自己，找到更合適的路徑。
當然，工科學校也有自己的思維上的問題。如果沒有想好自己要做什麼就去行動，就很可能需要回爐重做。所以，工科學校可能也需要在行動前，多花一些時間去討論，聽取一些不同的意見。可以說，北大是一所更民主的學校。
《知識分子》：你現在大多數時間在想些什麼問題？
林建華： 我現在想未來教育，成立了未來教育研究中心。我希望能夠用更多的案例來研究。我認為現在中國面臨兩方面問題，第一是大學自己該怎麼改革自己，案例可以為學校提供參照；第二個層面，在國家整體上，我們需要為大學建設和學科布局提供一些建議。
我實際上也在考慮，將來寫點東西，但一直沒搞清楚是寫過去還是將來的東西。我搞這個中心，也是想應對未來面臨的新的問題和挑戰。每個學校發展階段不一樣，過去北大的經驗可能對別的學校還是有一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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