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見｜|朱舒然：論《莊子》的哲學翻譯——以《齊物論》為例

本文轉自：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

論《莊子》的哲學翻譯——以《齊物論》為例

提要：《莊子》不僅是一部文學著作，更是一部哲學典籍。僅從文學、文化的視角翻譯《莊子》難以完整體現其思想價值，應進一步探索以哲學翻譯的方式呈現《莊子》，向英語世界展現其哲學精義。哲學典籍的英譯具有其特殊性，譯本應注重對哲學家思想和體系的精確闡述，因此以中國哲學研究的基本範式指導翻譯更為可取，即通過對存在爭議字詞的訓詁考據來審慎確定詞義，並全面綜合歷史上各個版本的註疏來解釋其哲學含義。此外，亦可運用正文中插入解釋性文字並與腳註、尾注相結合的標註方式，幫助讀者通過譯本理解《莊子》的哲學思想。關鍵詞：《莊子》、典籍英譯、哲學翻譯

引言

在中國哲學史上，《莊子》哲學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對於《莊子》哲學的英文翻譯卻未得到應有重視。在現有十種全譯本和若干選譯本中，從文學、文化交流、知識普及視角進行翻譯的居多，注重呈現《莊子》哲學思想的寥寥無幾。為更好地向世界推介中國古代哲學，譯者應進一步以哲學視角翻譯、研究《莊子》。

吐故納新：《莊子》英譯史

莊子，名周，字子休，是戰國中期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和文學家，與道家始祖老子並稱「老莊」，他們的哲學思想體系被思想學術界尊為「老莊哲學」。「時人皆尚遊說，莊生獨高尚其事，悠遊自得，依老氏之旨，著書十餘萬言，以逍遙自然無為齊物而已」（郭慶藩、王孝魚 2016：5），這段話很好地總結了莊子的性格，也概括了《莊子》一書的主旨。《莊子》又被稱為《南華真經》，為莊子及其弟子所作，《淮南子》《呂氏春秋》和《史記》對其均有引用或提及。《莊子》年代久遠、散佚嚴重，今天我們可以看到的各個版本基本都只有三十三篇，六萬餘字。然而《漢書· 藝文志》錄《莊子》著五十二篇，司馬遷在《史記· 老莊申韓列傳》中記載其著書十萬餘言，也並未提及《莊子》有內、外、雜篇之分。《莊子》的刪減和內外雜篇的分類一般被認為是晉人郭象的《莊子注》所為，也有學者認為是由著名經學家劉向、劉歆父子於西漢晚期整理而成。《莊子》內篇七篇約成書於戰國中期，學界一般認定為莊子所作；外篇十五篇、雜篇十一篇大概成書於戰國晚期，多被認為有摻雜門人及後人作品的可能。

同為道家文本，比起《老子》在世界範圍內的翻譯和傳播規模，《莊子》的譯本數量和翻譯研究可謂相形見絀，把《莊子》作為一種哲學文本進行翻譯的更是寥寥無幾。從《莊子》的第一個譯本問世至今，《莊子》的英譯本共出版了二十三種，其中全譯本十種，選譯本十三種。每個譯本都各有特點，具有不同的研究價值。譯本按時間順序排列分別見表1：

這些譯本中比較著名的有以下幾個版本。《莊子》第一個英譯本《南華真經——道家哲學家莊子的著作》（The Divine Classic of Nan-Hua: Being the Works of Chuang Tsze, Taoist Philosopher）於1881 年在上海和倫敦同時出版，譯者為巴爾福。劍橋大學漢學教授翟理斯於1889 年出版了《莊子：神秘主義者、道德家和社會改革家》（Chuang Tzu: Mystic, Moralist, and Social Reformer）一書。1891 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理雅各所著的《莊子》一書，該譯本除了文本內容的英譯之外，還有長篇的前言和導論、各章的提要、詳細的注釋、八項附錄和專有名詞的索引，「是最具權威性的英文全譯本，後人的翻譯大都能從他的譯文中吸取有益的成分」（汪榕培、秦旭卿1999：36）。1931 年，馮友蘭的《莊子》（包含內篇七篇）由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出版，1964 年在紐約再版，1989 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重新出版。馮友蘭譯本的特殊之處在於對郭象《莊子注》的選譯和評論，並且加入了譯者對《莊子》哲學思想的思考和研究。1942 年，林語堂的《莊子，神秘主義者和幽默家》（Chuangtse, mystic and humorist），譯出了內篇中除《人間世》外的六篇，以及外、雜篇中的五篇，共十一篇，收錄於其《中國與印度的智慧》（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一書中。1964 年，華茲生出版《〈莊子〉選譯》（Zhuangzi: Basic Writings），1968 年又出版了《莊子》全譯本（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 Tzu），此譯本兼顧原文本的思想性和文學性，注重目的語讀者的理解，表述流暢、內容連貫、簡明易懂，美國大學本科課程大多使用其譯本作為《莊子》讀本。1999 年，國內學者汪榕培、秦旭卿出版了《莊子》的全譯本。由於參考了最新的《莊子》研究成果，加上譯者深厚的中國文化修養、出色的外語運用能力以及嚴謹的翻譯態度，該譯本質量很高，出版後得到了國內學者的好評。「但是由於沒有在國外出版，因此在海外的普通讀者中及漢學界的影響可能並不突出」（文軍、甘霞 2012：34）。2009 年，芝加哥大學任博克教授出版了《莊子：重要著作及註疏選譯》（Zhuangzi: The Essential Writings with Selections from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一書，此書的特點是不僅在文本中給出了腳註，還在整書末尾添加了詳盡的尾注，尾注中引用郭象、成玄英、林希逸、釋德清等歷代學者對文本含義的解釋與討論，大大促進了讀者的理解，被夏威夷大學知名教授安樂哲（R. Ames）稱讚為極其出色的譯本。

言不盡意：現有譯本的視角及其不足

首先，筆者嘗試對《莊子》現存譯本的視角做一簡要分類。固然，在古代典籍文史哲不分家的背景下，想要對譯著的性質進行嚴格區分，不僅難以完成，也不必追求。然而，經過仔細研讀和總結，可以發現，每種譯本確有其風格特點和側重方向。根據譯本風格及側重點，可將目前的23 個《莊子》譯本粗略劃分為文學、文化與傳播、哲學三個翻譯視角。分類結果如下：1）文學翻譯視角：Waley（1939）、Watson（1964，1968）、Merton（1965）、Mair（1994）、Palmer（1996）、Hinton（1997）、Hamill & Seaton（1998）、Correa（2006）、汪榕培、秦旭卿（1999）、蔡忠元（2017）；2）文化翻譯或文化傳播視角：Balfour（1881）、Giles（1889）、Legge（1891）、de Bary et al.（ 1960）、Ware（1963）、Cleary（1998）、Towler（2010）、林語堂（1942）、馮家福、English（1974）；3）哲學翻譯視角：馮友蘭（1931）、陳榮捷（1963）、Graham（1981）、Ziporyn（2009）。

不難看出，在現有《莊子》譯本中，從文學視角、文化交流或知識普及視角進行翻譯的占絕大多數，注重對《莊子》哲學進行翻譯的譯本為數不多，僅有四種以文學視角翻譯《莊子》優勢十分明顯：首先，《莊子》本身既是哲學作品，也是文學作品，把它當作文學文本進行翻譯無可厚非；其次，《莊子》文本語言優美浪漫、極具特色，從文學視角進行翻譯可充分展現其語言之美；第三，把《莊子》當作文學或文化傳播類讀物進行翻譯降低了閱讀難度，增加了閱讀的趣味性；最後，相比哲學文本，文學文本、文化交流類文本的受眾群體更加廣泛，有利於《莊子》的傳播。然而，文學翻譯的確可以體現文本的語言特色、句型結構等文學色彩，但卻難以如實傳達文本的哲學含義。《莊子》的內篇七篇是一個完整的構成，內篇中每一篇也都有其完整的架構和邏輯，因此《莊子》翻譯絕不應僅僅流於表象或停留在欣賞言辭與想像力之美，而應通過哲學翻譯的方式向英語世界展現先秦哲學的深度與魅力。

哲學翻譯的旨趣在於通過譯本準確且系統地呈現文本的哲學思想或體系，實現哲學家或哲學流派的理論體系、思想內容在其他語言體系中的準確傳播。哲學翻譯與文學翻譯、科技翻譯、法律翻譯、醫學翻譯等一樣，是翻譯研究的一個種類。哲學翻譯的對象是哲學文本，哲學文本的特點決定了哲學翻譯的方法論及實踐獨具特色。就以性質最為接近的文學翻譯來對比，如果說文學翻譯註重的是人類經驗的藝術再現，那麼哲學翻譯則是要揭示人類經驗的本質與真相；如果說文學翻譯是用語言來傳達某種共通的體驗、以激發情感和認知的共鳴，那麼哲學翻譯則是要將一個特定語言系統中的哲學思想傳介到另一個語言系統中，以展示對事物本質的不同理解（王懷聿 2016：16）。目前，對於哲學翻譯研究的著作仍然數量有限，翻譯界與哲學界對於哲學翻譯的關注度都有待提升。

下面筆者以《齊物論》中的「莊周夢蝶」為例，從現有的二十三個譯本中（Waley 的譯本並未翻譯《齊物論》篇）選出幾個有代表性的譯本，分析《莊子》現有譯本視角的欠缺之處。

（1）原文：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理雅各譯文（Legge 1891：197）：

Formerly, I Kwang Kau, dreamt that I was a butterfly, a butterfly flying about, feeling that it was enjoying itself. I did not know that it was Kau. Suddenly I awoke, and was myself again, the veritable Kau. I did not know whether it had formerly been Kau dreaming that he was a butterfly, or it was now a butterfly dreaming that it was Kau. But between Kau and a butterfly there must be a difference. This is a case of what is call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ngs.

譯者註：… But the Taoism here can hardly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Buddhism that holds that all human experience is merely so much Maya or illusion.

馮友蘭譯文（1931/2012：37）：

Once upon a time, Chuang Chou dreamed that he was a butterfly, a butterfly flying about, enjoying itself. It did not know that it was Chuang Chou. Suddenly he awoke, and veritably was Chuang Chou again. We do not know whether it was Chuang Chou dreaming that he was a butterfly, or whether it was the butterfly dreaming that it was Chuang Chou. Between Chuang Chou and the butterfly there must be some distinction. This is a case of what is call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ngs.

譯者註：This shows that, although in ordinary appearance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ings, in delusions or in dreams>

狄百瑞譯文（de Bary et al. 1960：75）：

Once upon a time, Chuang Chou dreamed that he was a butterfly, a butterfly fluttering about, enjoying itself. It did not know that it was Chuang Chou. Suddenly he awoke with a start and he was Chuang Chou again. But he did not know whether he was a butterfly dreaming that he was Chuang Chou. Between Chuang Chou and the butterfly there must be some distinction. This is what is call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ngs.

華茲生譯文（Watson 1968：49）：

Once Chuang Chou dreamt he was a butterfly, a butterfly flitting and fluttering around, happy with himself and doing as he pleased. He didn』t know he was Chuang Chou. Suddenly he woke up and there he was, solid and unmistakable Chuang Chou. But he didn』t know if he was Chuang Chou who had dreamt he was a butterfly, or a butterfly dreaming he was Chuang Chou. Between Chuang Chou and a butterfly there must be some distinction! This is call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ngs.

葛瑞漢譯文（Graham 1981：61）：

Last night Chuang Chou dreamed he was a butterfly, spirits soaring he was a butterfly (is it that in showing what he was he suited his own fancy?), and did not know about Chou. When all of a sudden he awoke, he was Chou with all his wits about him. He does not know whether he is Chou who dreams he is a butterfly or a butterfly who dreams he is Chou. Between Chou and the butterfly there was necessarily a dividing; just this is what is meant by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ings.

譯者註：『Showing what he was』 seems to connect with the earlier reference to showing that a horse is not a horse. If so, the point is that the Taoist does not permanently deem himself a man or a butterfly but moves spontaneously from fitting>

汪榕培、秦旭卿譯文（汪榕培、秦旭卿1999：39）：

I, by the name of Zhuang 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ngs」.

「莊周夢蝶」的內容和語言都浪漫而充滿詩意，現有譯本也多從文學視角來翻譯。以華茲生譯文、汪榕培譯文為代表的諸多海內外譯者，都比較追求從 文字、語言上來體現「莊周夢蝶」的美感，例如華茲生譯文第一句運用了押頭韻（alliteration）的手法，語句抑揚頓挫，充滿節奏感。這固然很好，遺憾的是讀者 對於文本的理解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為他們沒有對文本給出任何哲學上的解釋。另外，美國著名漢學家、海外研究中國思想的著名學者狄百瑞的譯文中也並未對「莊周夢蝶」的哲學意蘊提供任何註解，可能由於這本《中國哲學名著選讀》（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作為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文化的基礎讀本，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傳播中國文化、普及基本知識，因而需要言簡意賅、淺顯易懂。

理雅各譯文、馮友蘭譯文、葛瑞漢譯文嘗試解釋其哲學含義，然而理雅各在譯者注中卻得出了「莊周夢蝶」的主旨思想與佛教思想別無二致的結論，顯然是在對文本理解不透徹情況下給出的解釋，容易誤導讀者。馮友蘭和葛瑞漢的譯文給出了比較合理的解釋，點明了「物化」的意義，即事物之間的界限並非絕對的、一成不變的。然而筆者認為，「莊周夢蝶」作為《齊物論》的結尾，不僅點明了「齊物」這個《齊物論》篇一以貫之的宗旨，還具有多層次的含義，是《莊子》內在邏輯的集中體現。

首先，從本體論角度看，「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承認了莊周與蝴蝶確為兩種不同存在，但最終落足在「物化」，也就是莊周與蝴蝶之間的轉換。這樣的轉化打破了不同存在之間的絕對分割，也超越了對存在界限的絕對劃分。其次，從認識論的角度看，「物化」打破了人類基於以往經驗形成的對事物的區別，達到了一種超驗主義的、超越界限的認識觀。因此，莊周夢蝶的故事與《齊物論》開篇提出的「吾喪我」有著緊密的邏輯關係。「吾」作為認識的主體，「我」則為通過人類經驗而形成的「成見之我」，「吾喪我」即解構成見。而「吾」也正是通過「物化」這樣一種超越經驗的過程，達到了「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從文章開始的「吾喪我」到末尾「莊周夢蝶」的「物化」，暗藏在寓言故事之下的是貫穿《齊物論》全篇的主旨，即超越本體論層面的物物之分和認識論層面的物我之分、是非之分。因此，「莊周夢蝶」作為《齊物論》的結尾在表達其哲學含義上有著明確的作用，僅作為文學文本翻譯是不妥當的，而現有的譯本及其注釋鮮有指明這一重要的邏輯關係。

推陳出新：以翻譯復刻《莊子》哲學

《莊子》一書思辨特點突出、邏輯推理縝密，本質上是哲學的：莊子發展了老子「道生萬物」的思想，即以「道」為世界本源的本體論，認為「道」具有「有情有信」「自本自根」「生天生地」「自古以固存」（《大宗師》）等特點。莊子還提出了逍遙遊的人生觀，他認為，要追求個人精神上的絕對自由，就要通過「坐忘」來達到「無待」和「無己」的狀態，以擺脫一切外物和肉體的束縛。除此以外，莊子在老子的「玄同」思想基礎之上，要求破除人類視域的障礙，從而得出「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的「齊物」思想。無論是從傳統西方哲學意義上的本體論、方法論、認識論層面，還是從傳統中國哲學意義上的境界論、心性論、生死觀方面，莊子都具有完整的哲學思想與體系。

《莊子》主要哲學思想對後世哲學產生了深遠影響，然而以哲學視角對《莊子》進行翻譯的譯本卻少之又少。現存譯本中，馮友蘭（1931）的《莊子》內篇選譯本是著重突出莊子哲學的典範。馮友蘭也曾公開表示：「首先，翻譯就是一種解釋和評註。就《莊子》各種英譯本而論，它們從語言文學的觀點看可能是很好的，有用的。但它們解釋《莊子》，似乎尚未觸及著者真正的哲學精神。換言之，它們在語言文學方面是成功的，但在哲學方面則不然。由於莊子著作，有如柏拉圖的『對話』，雖是文學著作，但更是哲學著作。看來就需要一個新的譯本，更加著重在莊子哲學上」（馮友蘭 2000：228）。

馮友蘭的《莊子》選譯本是歷史上第一部由中國人翻譯的《莊子》譯本，也是目前鮮有的以中國哲學研究範式來翻譯《莊子》的譯本。此譯本包括前言和兩個附錄，其中，馮友蘭詳細介紹了他重譯《莊子》（內篇）的動機，對《莊子》哲學思想進行了總結概括，對西晉郭象的《莊子注》作了評價，還回顧了《莊子》研究的歷史。馮友蘭在譯本中選譯了部分郭象注，除此以外還有諸多「譯者按」，闡述了馮友蘭個人對《莊子》哲學的見解和論述。然而筆者認為，馮友蘭譯本沒有充分體現對存在爭議的字詞的辨析與解釋；對讀者（尤其是外國讀者）不熟悉的人物、地點也鮮有註解。另外，馮友蘭在其譯本中並沒有對莊子和郭象的哲學思想進行區分，因此翻譯呈現出以郭象《莊子注》解釋《莊子》的結果。單單基於郭象的注來理解《莊子》，不僅遠遠不夠，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失偏頗，導致讀者對源文本的理解不夠準確。對沒有背景知識的讀者甚至可能或多或少造成誤解。雖然有些許不足，近百年前出版的該譯本仍當之無愧地登上了《莊子》哲學翻譯的頂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莊子》研究，一代人也應有一代人的《莊子》翻譯。新時期的譯者和學者應基於前人研究和翻譯的得失，進一步重視並完善對《莊子》的哲學翻譯，推陳出新。

以中釋中：中國哲學研究範式下的《莊子》英譯

《莊子》的哲學翻譯具有特殊的方法論。它既區別於文學翻譯，又區別於西方哲學的外譯漢，因此，筆者認為，應以中國哲學研究的基本範式指導《莊子》的翻譯工作，即通過對存在爭議文字的訓詁考據來審慎確定詞句含義，綜合對比各個版本的注、疏來解釋其哲學含義，運用正文中插入解釋性文字與腳註相結合的標註方式提升讀者對文本的理解等。

譯本對存疑字詞的考據、辨析與解釋

對中國古代哲學典籍的翻譯，應秉承「無一字無來歷」的審慎態度。「字正」方可「義正」，因此對字詞義的訓詁考據至關重要，這決定了對文本哲學含義的理解精確與否。對存在爭議的字詞如是，對在英語中不存在對應字詞或類似概念的情況更應如是。歷來有觀點認為，翻譯即失去——翻譯的結果一定會或多或少地導致信息、概念或者意義的缺失，因此不必「勞神明」地去尋找「言不盡之義」或尋找對等的概念。由於中國古代典籍年代久遠，閱讀和理解的難度都很大，對母語為漢語的讀者已然困難重重，更不必說母語為英語的讀者了。因此，比較可行的方法並不是等待讀者自己靠近作者，而是通過翻譯儘可能地把作者帶到讀者面前。

典籍翻譯本身是一項積極的、不斷接近「言不盡之義」的活動。對於《莊子》而言，其成書時間久遠，其中諸多概念不僅不可按當代語言習慣來理解，還要區別在不同文本語境下不同的含義，並且要仔細甄別史上各學派學者的解讀與釋義。《莊子》文本內在邏輯性很強，對某些問題的論述往往要與其整個哲學體系貫通起來理解才能掌握真正的主旨，這都給分析文本原意和理順其內在邏輯帶來了困難和問題。因此，在字詞含義存在爭議或模稜兩可的情況下，首先應廣泛閱讀、深度查閱，從爭議中辨析詞義；其次，對於仍然存疑或一字對應多個概念、含義模糊的情況，應在腳註中作簡要說明，以供讀者思考明察。這樣讀者才更有可能不斷靠近文本的真正含義。

以「道通為一」中「通」的翻譯為例。「道通為一」是《齊物論》的重要概念，也是中國哲學中非常關鍵的概念，「通」在這裡做動詞使用。對於「道通為一」，理雅各（Legge 1891：184）將其譯為They may in the light of Tao all be reduced to the same category (of opinion about them)；華茲生（Watson 1968：41）譯為the Way makes them all into>；汪榕培、秦旭卿（1999：23）譯為They are all>。三個譯本均未對「通」的含義進行翻譯。All these by means of the Tao are united and become>是馮友蘭（1931/2012：27）的譯本，將「通」譯為united。

清代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將「通」解釋為「達也。通達雙聲。達古音同闥。禹貢。達於河。今文尚書作通於河。按達之訓行不相遇也。通正相反。經傳中通達同訓者、正亂亦訓治、徂亦訓存之理」（段玉裁2013：72）。《康熙字典》的解釋大概有以下幾個意思：「達也。徹也。又亨也，順也。又暢也」（中華書局編輯部2010：1258）。《漢語大字典》的解釋可以概括為：「到達、通到；貫通；流通；交往；順暢；開闢；溝通；通曉」（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2010：4100）等。《莊子今注今譯》給出了「從道的角度來看都可通而為一」（陳鼓應 2007：81）的翻譯。綜合上述解釋可知，「通」在此可取「貫通、通達」之意。

然而，英語中 unite 一詞的詞義卻與「貫通」頗有差距。《韋氏高階英語詞典》中unite 的釋義為to join together to do or achieve something; to cause two or more people to be joined together and become>（梅里亞姆- 韋伯斯特公司2009：1795）。《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中的解釋為to join together with other people in order to do something as a group; to make people or things join together to form a unit; to join together（霍恩比2014：2281）。從兩個詞典中的例句來看，unite 一詞也多取「團結、聯合」（主動的、人為的）的含義為多，因此與原文表達的概念有較大出入。筆者認為，此處選取意為「連結、相聯通」的link 一詞更為合適。《韋氏高階英語詞典》也給出了對 link 和 unite 兩詞的對比，表示相比之下 unite 意味著這種結合帶來了個體特性的較大程度上的消亡，例如the colonies united to form a republic（為組成一個共和國而結合的多個殖民地）；而 link 則突出個體特性保持不變的情況下要素之間的聯繫與依賴性，例如a name forever linked with liberty（一個永遠與自由相連結的名字）。因此譯為They are all linked and become>能更準確地表達「道通為一」的含義。

可以看出，對漢英雙語中字詞的嚴謹考證可以向讀者更好地呈現文本的含義。

譯本對《莊子》註疏的參考選擇

馮友蘭的譯本是《莊子》哲學翻譯的先行者，他對郭象注的選錄與翻譯也正是筆者的靈感來源之一。然而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馮友蘭譯本仍有改進的空間。筆者認為，在譯本中對註疏的選擇應綜合考慮註疏的時代性、權威性與其自身的目的性。《莊子》的註疏卷帙浩繁，是古今學者未曾中斷的事業。面對眾多前人的研究，需要提綱挈領地梳理，也需要恰當地評價其得失，更需要在分析和評價的基礎上借鑑前人理論中有啟示的地方。

在所有《莊子》註疏中，最著名且最為流行的是郭象三十三卷本《莊子注》，時至今日依然是通行本。馮友蘭譯本也正是參考選譯了郭象的註解。然而筆者認為，僅通過郭象的《莊子注》來理解《莊子》有可能把讀者帶入歧途。兩個文本不僅在哲學含義上有諸多出入，晉人郭象作為後人註解《莊子》的時候也有其特殊的時代含義和政治含義。郭象本人的哲學思想雖被認為承襲莊子，但二者卻有著許多本質上的區別。從《莊子注· 逍遙遊》可以看出，郭象作為魏晉玄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義理和玄學主要體現在對「 三玄」（易經、老子、莊子）的主觀闡釋上，具有濃厚的個人哲學思想和政治意圖的色彩。因此，僅研究郭象的註解、僅向讀者翻譯郭象的註解，會有失偏頗，造成片面理解。

因此，綜合對比古人與今人對《莊子》的眾多註疏與解釋，必將更加客觀全面地向讀者呈現《莊子》哲學。以下面的註疏為例：

（2）原文：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註解（節引）：

注一. 郭象《莊子注》：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極，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郭慶藩、王孝魚2016：105）

注二. 成玄英《莊子疏》：……言蛇蛻舊皮，蜩出新甲，不知所以，莫辯其然，獨化而生，蓋無待也。……夫待與不待、然與不然、天機自張，莫知其宰。（同上：105-106）

注三. 王先謙、劉武《莊子集解》：影不能自立，須待形；形不自主，又待真宰。言吾之所待，其蛇蚹邪，蜩翼邪？謂二物有一定之形，此尚不甚相合也。（王先謙、劉武1987：26）

注四. 錢穆《莊子纂箋》：蛇蚹蜩翼，皆已與蛇蜩不相關。故知相待實不相待，皆自然也。（錢穆1993：23）

注五. 王叔岷《莊子校詮》：此答罔兩如何行止、坐起之間，蓋不知其然而自然，無所

待而然也。論物各自然，各不相待，雖影亦不待形。有待則言辯無窮，不能齊矣。（王叔岷

1988：95）

注六. 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引用陳啟天的解釋）既不識其所以然與其所以不然，則是非不必辨矣。（陳鼓應 2007：108）

從以上對比可明顯看出，郭象在《莊子注》中假借其分析來強調個人的哲學思想「獨化說」。他試圖否定物與物之間的因果關係，認為天地萬物的生成與變化都是自然、獨立、互不相關而突然發生的，並提出「玄冥之境」這種實為「有待」的至高精神境界。這與《莊子》追求的無待、無己、坐忘等逍遙遊的至高境界便有了較大出入。成玄英《莊子疏》雖然在內容上補充了諸多考證與相關知識，在對待部分文本的態度上也與郭象有些許分歧，但其思想核心還是建立在對郭象「獨化說」的接受與傳承之上。相比之下，王先謙、劉武以及錢穆的註解均是基於《莊子》文本本身，重視對原文含義的挖掘，不重個人義理的發揮。王叔岷在其《莊子校詮》中還一一列舉了「景」在《文選》《說文系傳》《顏氏家訓· 書證篇》等文中的引用，「待」「操」在《文選》《御覽》等文中的解釋，考據十分詳實。總體來說，對於此段節選，後人的研究更加客觀全面。

哲學翻譯中注釋的使用方法

哲學著作的翻譯要根據讀者的接受程度在翻譯策略和翻譯格式上進行調整。中國古代哲學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即研讀註疏。與之相對應，中國哲學典籍的英譯本中也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大量注釋。《莊子》現有譯本中，提供注釋的主要形式為腳註、尾注、在正文中插入解釋性文字（即緊接原文章句，補充後人註解或譯者按）等。大量使用腳註的有理雅各、華茲生等人的譯本；在正文中插入解釋性文字的有翟理斯、馮友蘭等人的譯本；在整本書的末尾插入尾注來解釋補充的有任博克；汪榕培、秦旭卿的中英對照版在譯文中未提供任何注釋。以何種形式呈現注釋、如何提高中外讀者對注釋的接受與理解，是十分值得研究的問題。

筆者以為，在翻譯哲學文本時，注釋性文字應該分為三部分：在正文中插入解釋性文字、腳註、尾注。首先，正文中解釋性文字的內容可以是「譯者按」（以馮友蘭譯本為例），其優點在於利用了大部分讀者會通讀全文的閱讀特點，為讀者創造出更加自然、流暢、不被打斷的閱讀體驗，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向讀者提供信息與釋義。其次，筆者認為腳註的內容應該包含人物簡介、歷史背景、對存在爭議的字詞的解釋等；使用腳註時應注意用詞精鍊、言簡意賅，這樣既不會過多地耗費讀者的耐心，又能在必要的時候輔助理解。最後，筆者認為應在疑難文本處添加尾注，尾注中應包含後人的註疏及對文本的最新研究成果。但由於此部分內容通常比較長，如果在正文中插入解釋性文字或者作為腳註勢必會影響讀者的閱讀體驗，因此建議放在章節末尾，供有需要的讀者查閱。在正文中插入解釋性文字、腳註、尾注，三者相結合的方法能夠更加有效、符合邏輯地通過譯本闡釋原文。

結論

為了更好地向世界推介中國古代哲學，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我們應進一步重視並完善對《莊子》的哲學翻譯。僅從文學或文化角度研究《莊子》英譯無法完整地呈現《莊子》的哲學思想，因此，基於前人研究和翻譯的得失，樹立《莊子》哲學解釋、翻譯、發展的歷史觀，是新時期譯者的責任。以中國哲學研究的基本範式指導翻譯工作，即通過對存在爭議字詞的訓詁考據以審慎確定詞義，綜合比對各個版本的註疏來解釋其哲學含義，有效運用多種標註方式提升讀者對文本的理解，有利於向英語讀者進一步完整、客觀、深入地闡述和呈現《莊子》的哲學體系與思想。

參考文獻省略，全文請參見《外語教學與研究》2019年第1期，侵刪。

【作者簡介】

朱舒然：中央黨校2016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