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到1999年，香港電影工業在「亞洲金融風暴」、「盜版橫行」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受到了不小的衝擊，以致電影年產量以及本土票房均進一步萎縮。
舉個例子:1998年港片的年產量下降到只有85部；99年星爺那部拿到年度票房冠軍的《喜劇之王》不足3000萬港元（1996年票房冠軍之作《簡單任務》達到了5752萬港元），而同年嘉禾與「最佳拍檔」繼《風雲》後再次聯合製作的特效武俠大片《中華英雄》，因投資銳減造成特效縮水……
在電影環境如此不景氣的狀況之下，王晶的「晶藝電影事業有限公司」推出了一部充滿著荒誕色彩和諷刺意味的喜劇片《電影鴨》，以警醒人們要「打擊盜版碟，共同維護電影從業者的尊嚴」。
故事講述了導演陳果辛（曾志偉）、監製徐屈（陳百祥），計劃聯合編劇谷一招（張錦程）、演員周鬆弛（羅嘉良）以及四線女演員朱淇（關秀媚）開拍一部電影。
無奈此時電影市道不佳，原本已經談好的投資人也因為破產而從天台跳下，這四個大男人不得已只能跑到夜總會當「舞男」以籌集開拍電影的經費。
儘管劇組最後拿到了兩百萬元的投資，可經費仍然是捉襟見肘，眾人只能利用簡陋的條件完成了這部電影，沒想到卻誤打誤撞，陰差陽錯地拍出了一部備受影評人青睞的「後現代主義」經典之作，進而成功翻身。
而另一邊，眼紅的舞男領班（雷宇揚）欲趁機敲詐他們一筆不菲的錢財，在經歷了一系列讓人啼笑皆非的「滅口」鬧劇之後，五人不僅脫離了被勒索的困境，還成功地挺進了好萊塢。
影人無戲可拍均紛紛轉行，堅守者竟淪落到做舞男維生，影片當中像這樣「笑中帶淚，淚中帶笑」的喜劇橋段還有很多，譬如谷一招因為長期連一頓飽飯都吃不上，後來竟當街餓昏了過去。而他販賣盜版光碟的同學，不僅頓頓魚翅鮑魚，還告訴他自己要將盜版生意做到產業化。通過這一喜劇化的反差對比，充分體現出了當時傳統電影人處境的艱難，以及盜版現象之猖獗對於電影業所造成的致命傷害。
《電影鴨》以「反盜版」為母題，並非是王晶的「無病呻吟」——隨著光碟這一傳播介質在九十年代的盛行，也讓盜版更易於傳播，當電影觀眾一分流，無論是電影票房還是正版光碟的銷量自然要大受影響。
九十年代末，香港演藝人協會就曾多次發起「打擊盜版」的活動，99年，成龍和周星馳還共同出席了「全力打擊全港《喜劇之王》《玻璃樽》翻版vcd活動」的記者招待會，以身體力行的方式倡導人們「向盜版說不」。
《電影鴨》一方面在為電影行業「發聲」，另一方面又沿用了《精裝難兄難弟》中拿同行「開涮」的商業化笑料:片中「陳果辛」一角惡搞的是陳可辛，「徐屈」惡搞了徐克，「谷一招」的原型為編劇谷德昭，「周鬆弛」和「朱淇」對應著周星馳和舒淇，轉行去幫人拍攝寫真集的「杜可東」，讓人想起了王家衛的御用攝影師杜可風，最後楚原客串出演的「影評人石皮」，實為香港著名影評人石琪。
其中最為「嘲諷」的一幕，莫過於攝影鏡頭因掉地裂開之後，眾人靈機一動，決定用破碎的鏡頭營造出一種「藝術感」，最後，這一個鏡頭被影評人解讀為「象徵著人生的無奈」。而那些底片的邊角廢料，也被評價為「很有深意的運用」，這不僅再次揶揄了王家衛喜歡「飛紙仔」「邊想邊拍」的拍戲習慣，順帶還揶揄了影評人們的「過度解讀」現象。
然而在敘事結構上，本片卻有模仿《喜劇之王》之嫌，兩者均是以電影人將「戲劇」代入到現實之中解決衝突和麻煩作結，且笑料也都是圍繞著突發的狀況打破了人們預想當中的計劃而產生。
不過鑒於《電影鴨》的誕生目的和背景比較特殊，這也使本片和王晶大部分喜劇拉開了一定差別。筆者認為，它在豆瓣上6.3的評分，也說明了應該有不少人都低估了這部電影。（麥克瘋說電影·沙沐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