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自網絡
作者：丹尼索瓦人
本號原創
摘要：本文從18世紀法國大革命前夕的咖啡館文化出發，從法國咖啡館文化基調的形成、法國大革命前夕咖啡館中信息的交流與新聞的傳播、法國大革命前夕咖啡館中的政治活動這三個方面，對咖啡館與法國大革命之間的聯繫進行了初步的探討。認為法國咖啡館為社會上下層之間提供了一個交流的平台。並且在大革命前夕為當時社會信息的傳播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平台。同時，正因為法國咖啡館內自由言論的風氣、廣泛的顧客群體，暢通的信息渠道，使得在法國大革命前夕，很多政客將咖啡館視為發表個人政治觀點、傳播政治思想、討論政治問題的絕佳場合，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法國大革命的爆發。
人們常說巴黎有三絕：鮮花、文物與咖啡館。自17世紀末開始，法國的咖啡便自成格調，成為了法國人社交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總的來說，國內關於法國咖啡館的研究總體較少，其中主要以概括性的研究居多，主要以陳丹的《法國咖啡館文化淺探》[1]、林煜堃的《18世紀巴黎的咖啡館文化特點》[2]這兩篇文章為主。前者基於法文原著，從法國咖啡館的起源與發展、咖啡館在法國人民的生活中的地位與作用這兩個方面，對法國的咖啡館文化進行了一個深刻的探討；而林煜堃的《18世紀巴黎的咖啡館文化特點》則是從歷史學的角度，對巴黎咖啡館的起源與發展以及18世紀巴黎咖啡館的地理分布、社交活動、政治、文學活動進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理清了法國咖啡館發展變化的歷程，對巴黎咖啡館的社會功能及社會功能產生途徑做了一個全面的分析。但總的來說，國內對於法國咖啡館的研究還比較初級，沒有將單個的咖啡館與具體思想、具體事件的產生聯繫在一起進行專門性的、細緻的研究，也沒有將法國的咖啡館文化與具體事件聯繫在一起進行單獨的、細節的闡述。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之上，從法國咖啡館文化的視角出發，結合翻譯專著及原始英文材料，對法國咖啡館與法國大革命之間的聯繫進行了初步的探討。
法國咖啡館文化基調的形成
1644年咖啡才傳入法國的時候，被大多數法國人所抗拒，並被認為是誘發疾病和導致體力虛弱的原因，1669年，土耳其大使的來訪點燃了法國上流社會飲用咖啡的熱潮和時尚，在模仿上流社會風尚的影響下，1672年，巴黎聖日耳曼出現了第一家咖啡館，但這時的咖啡館與酒館、卡巴萊特餐館並沒有什麼不同，都為上層人士所不屑，幾年後，這家咖啡館就關門了。
直到1686年一位叫普羅可皮歐·戴·柯特利的義大利人在老法蘭西戲劇院路上開了一家普羅可咖啡館，他在咖啡館的裝潢上將文藝復興以來義大利人的美學追求與路易十四時期的宮廷文化時尚相結合，致力營造高雅的氛圍；此外，他還在咖啡的基礎上增加了利口酒、雞尾酒、巧克力、冰淇淋、以及少量的宮廷菜等飲品和食物，以迎合上流社會的口味。在他的努力下，咖啡館為越來越多的紳士、學者們所接受，並逐漸成為了一種風尚。拉羅克曾寫到：「紳士、學者們雲集於此，他們既可以交往到體面的朋友，還可以在此自由地討論問題，不用受到任何的拘束。[3]」內梅茲也從旅行者的視角寫道：「有教養得體的人去那裡，王公貴族或其他的大人物也經常造訪（那裡）[4]」法國的歷史學家丹尼爾·羅什在對法國18世紀咖啡館的認識中也說道：咖啡館給顧客帶來一種文明、有序、透明的空間，讓顧客更高雅、更有風度、舉止更有自制力。
就這樣，法國咖啡館在普羅可皮歐所引領的文化改造下逐漸與啤酒館、卡巴萊特餐廳等只有下層人士光顧的場所劃清了界限。對於這種界限，布南倫認為這是咖啡館從一般性、大眾性的消費場所到供精英娛樂、進行自我表達的開放式場合的轉變，林煜堃也認為這是法國咖啡館精英化、奢侈化的表現；而筆者卻認為，這樣的咖啡館是對精英與普通民眾的文化與消費習慣的一個折中，這種折中首先表現在價格上：1755年，一杯咖啡的價格為5蘇，巧克力、啤酒、檸檬水的價格也是5蘇，一杯白蘭地的價格為7蘇；而1750-1760年普通出賣勞力工人的日工資，平均為10-20蘇；[6]由此可見，在咖啡館中的消費價格雖然偏高，但仍在普通勞力工人日工資的承受範圍之內。此外，咖啡館與沙龍不同，沙龍有著較高的身份門檻，而咖啡館卻沒有任何的身份門檻，只有上述所說的經濟門檻，而這類的經濟門檻還是普通民眾可以夠得到的。可以這麼說，這時的法國咖啡館為社會上下層之間提供了一個交流的平台，在這種輕鬆、娛樂而又優雅的環境中，越來越多的思想在這裡迸發，越來越多的聲音被人們聽到。
法國大革命前夕咖啡館中信息的交流與新聞的傳播
交談一直以來都是信息傳播最主要的方式之一，寬闊的咖啡館大廳與密集的桌椅設置為交談提供了方便。法國咖啡館交談時的隨意性與話題的多樣性一直以來都是法國咖啡館區別於其他國家咖啡館的重要標誌，在法國大革命前夕亦是如此。話題的多樣性使人們相互之間的信息交流更加全面。
與此同時，新聞業作為一個新興的行業逐漸開始成長，新聞家作為一個新興群體逐漸發展壯大，而咖啡館正是新聞家們活動的主要場所之一，當時《文雅信使報》、《智者》[7]等報紙在咖啡館中流通，但由於當時的出版業受到審查制度的嚴格控制，關於信息的傳播與交流，更多還是依靠地下秘密讀物、手抄報、小冊子等非正式出版物來承擔。而18世紀的新聞家們，作為舊制度末期信息傳播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也常常聚集在咖啡館之內，這些新聞家大都擁有貴族身份，擁有一定的學識並且涉獵廣泛，不論是異域的風土人情、社會上層的各種醜聞、還是國家的政治軍事大事他們都或多或少有所知曉；在咖啡館裡，他們互相交換情報，評論事件，時常掀起熱烈的討論。雖說這時的新聞家們大多把售賣新聞當做自己的唯一目的，並不具備現代新聞業求真求實的職業原則，但從一定程度上來講，這些新聞的確開拓了人們的眼界，增長了人們的見識，深化了人們對於某些問題的認識；此外，八卦總是比權威的消息更能讓人振奮，這些不能保證可信性的新聞更能引起人們對新聞的討論與爭論，以此加速了這些新聞的流通與傳播。
實際上，正是因為大革命前夕的法國社會消息封鎖、傳播渠道匱乏，新聞家在咖啡館中的活動才顯得尤為重要。同樣，也正是因為新聞家在咖啡館中的頻繁活動，咖啡館才在法國大革命前夕的社會信息傳播與交流顯得尤為重要。法國學者勒考克也認為「新聞家的出現與咖啡館的成功是相互綁定的，正是新聞家造就了咖啡館」[8]。
法國大革命前夕咖啡館中的政治活動
1721年，孟德斯鳩在自己的作品中寫道：
「如果我是這個國家的君主，我就要關掉咖啡館，因為這些地方很容易讓人們頭腦發熱。我寧可看到他們在小酒館裡喝的醉醺醺的，至少他們不會做出對自己有害的事情，但是咖啡帶給他們狂熱，對於國家的未來而言，會讓他們變得危險。[9]」
正是因為咖啡館自由的言論的風氣、廣泛的顧客群體，暢通的信息渠道，使得很多政客將這裡視為發表個人的政治觀點、傳播政治思想、討論政治問題的絕佳場合。以普羅可咖啡館為例，在大革命爆發前夕，革命中的三位關鍵人物羅伯斯庇爾、丹東和馬拉就是這家咖啡館的常客，他們在這裡討論革命事宜、宣揚革命思想，發表政治演說，這一系列政治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法國大革命的爆發，而咖啡館作為這一系列政治活動的載體，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其實，在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前夕，法國咖啡館中的一些現象就已經預示了革命的爆發。其中最為明顯的當屬咖啡館中頻繁的政治演說了；1789年6月英國旅行者兼作家亞瑟·楊遊歷法國時就親眼目睹了一場上演在咖啡館的政治演說，當時，羅亞爾宮的咖啡館被圍的水泄不通，在演說家手舞足蹈的演說結束後，全場爆發出了雷鳴般的掌聲，亞瑟·楊對此感到「令人難以想像。[10]」根據亞瑟·楊的記載，我們大致可以感受到當時法國民眾對於政治的那種似火的激情。咖啡館裡的政治演說一方面傳播了革命思想，激發了人們的政治熱情和自我覺醒，另一方面，法國民眾高漲的政治熱情也為咖啡館裡的各類政治演說提供了接受的土壤，二者相依相承，相互促進。此外，在這一時期，咖啡館還成為了法國不同政治派別秘密集會、商討政治事宜的場所，一位法國學者在書中寫到：「我們可以說，每家政治咖啡館都有其固定的客人：丹東派常去德吉貝爾咖啡館和夏赫邦吉耶咖啡館，奧爾良黨人則是南錫咖啡館和雪佛利爾咖啡館的常客；保皇黨人則常聚集在米拉波咖啡館；正統派黨人則選擇德斯瑪爾咖啡館[11]」勒考克也在研究中寫道：「不少政治派別開始選擇咖啡館作為他們秘密集會的場所，斐揚派就熱衷於在瓦盧瓦咖啡館中商討政治事宜。[12]」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細節值得我們注意，就是這一時期誹謗政府的小冊子的出版發行呈現出了失控的狀態，這時的咖啡館也出現了比以往更多的小冊子，民眾對這類小冊子的傳閱度也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水平。
法國咖啡館的政治活動在卡米爾·德穆蘭發表政治演說時達到了頂點，1789年7月12日，路易十六將財政大臣內克解職，並且派軍隊駐紮巴黎，同時還張貼告示禁止臣民出門。德穆蘭就此事在羅亞爾宮的富瓦伊咖啡館進行演說，宣告這是一場聖巴托羅繆屠殺的警鐘，號召民眾起來武裝反抗，在外部危險環境與煽動性演說的影響下，民眾的不滿情緒得到了釋放。
總結
簡而言之，法國咖啡館從正式形成開始就給自身奠定了一種自由、典雅、輕鬆的文化基調。法國咖啡館在迎合社會上層人士的品味與口味的同時，並沒有用經濟門檻將中下層群眾拒之門外，相反，法國咖啡館對於社會各層的服務是無差別的，咖啡館內的飲品也都控制在了較為合理的價格之內。可以說，法國咖啡館為社會上下層之間提供了一個交流的平台。在大革命前夕消息封鎖、傳播渠道匱乏的法國社會，法國咖啡館中新聞家的活動以及人們的交談，成為了當時信息傳播的主要途徑之一。同時，正因為法國咖啡館內自由言論的風氣、廣泛的顧客群體，暢通的信息渠道，使得在法國大革命前夕，很多政客將咖啡館視為發表個人政治觀點、傳播政治思想、討論政治問題的絕佳場合，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對於這一問題的進一步探索，需要我們儘可能多的掌握法國的研究動態，具備閱讀一手法語資料的能力，從而得出更全面、更權威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