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亞細亞生產方式，侯外廬與郭沫若為何會存在分歧？

史學救國，是中國近代最重要的文化現象之一。梁啟超的名言：「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為國人所熟悉。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後，救國者們發現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歷史，從而，證明這個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是一個首要課題。

我國前驅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大都是革命家，他們根據革命的需要進行史學研究，唯物史觀幫助他們弄清了中國社會的性質，制定出革命的政策與策略；史學著作則是他們用以打擊敵人，教育宣傳群眾的武器。史學為革命服務，這既是中國近代「史學救國」傳統的光大，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時代使命。

所謂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則是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指導的中國歷史學，亦可稱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中國學派，是在相互對峙、相互質疑，這樣一種百家爭鳴的環境中，慢慢成長起來的。這種百家爭鳴，不僅有馬克思主義史學和其以外學派的競爭，還有其內部對於學術的不同看法和各自主張的爭論。

這種情況，在二十世紀的時候最為突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以突飛猛進的速度迅速成長起來。而且，在郭沫若以後，更是出現了一大批優秀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這些史學家，雖然信奉的都是馬克思主義，但是，各自的觀點卻有著很大的區別，他們在彼此之間的競爭與支撐中共同行進。

在以唯物史觀作為研究理論指導的前提條件，他們都對郭沫若的史學，展開了坦然猛烈的學術討論。這一時期，出現了一場古史分期討論。

史學家們一邊思索著關於理論建設的問題，一邊反對不加思索地直接套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郭沫若在分析處理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和理論上，機械性地套用了它。史學家們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吸取郭沫若的教訓後，開始把唯物史觀與中國的實際歷史結合在一起。

這其中，以侯外廬為代表，他憑藉著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中國古史的掌握，提供了一條獨特的思考道路。而且，在這一時期的討論中，侯外廬和郭沫若在亞細亞生產方式等問題上的討論，也是最為激烈的。侯外廬，原名兆麟，又名玉樞，自號外廬，山西平遙人。

根據記載，侯外廬在1922年，分別考入北京法政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同時攻讀法律和歷史專業。1927年，赴法國留學，入巴黎大學並試譯《資本論》。1930年，回國後，先後任哈爾濱法政大學、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教授，並從事《資本論》的翻譯及中國社會史、思想史的研究工作。

在史學界，侯外廬與郭沫若、范文瀾、呂振羽、翦伯贊並稱「五老」。

可以說，他們都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開拓者。而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都有一個明確而堅定的理想信念，並都曾在理想信念指導下，積極投身革命鬥爭；他們都是為了解中國國情變革現實，而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中國歷史的。

在當時，由於受到不同學派觀點的影響，人們對於亞細亞生產方式，可以說是各有見解。侯外廬面對這種情況，另尋蹊徑，從自己的理論知識出發進行探索。他發表了一本關於中國古史的研究書籍，書中展示了他不局限於馬克思主義的結論，合理的運用了馬克思主義並將它融入到中國歷史中的想法。

不僅如此，他還在書的開頭，提出了對古史研究的三個原則。侯外廬心裡認為：只有把亞細亞生產方式研究透徹了，才能合理地解釋接下來的問題。不過，郭沫若對此則有不同的看法，他把亞細亞生產方式劃分為幾個時代，然後，從這一角度出發，劃分出不同的社會和時代。

但是，侯外廬卻認為，郭沫若的做法並沒有直面解決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問題。因此，侯外廬格外重視根據亞細亞生產方式，來探索中國古代社會的規律。他認為：中國古代雖然進入了文明時代，但是，仍然存在氏族組織，因而判斷中國古代屬於「亞細亞的古代」類型。

這主要是從以下兩點可以判斷：

一、從氏族組織的保留和土地公有制上來看，侯外廬和郭沫若最初的研究一樣，估計殷代時期的社會發展水平不高，主要生產部門應當是以畜牧業為主。由於，對氏族制殘餘的認識，所以，侯外廬把中國奴隸社會的開始時間向後推遲，並且，認為：中國的奴隸制到秦漢時期才結束。

因此，在這一點上，郭沫若和侯外廬的認識可以說是基本相似的。

二、在研究了「城市國家」的開端發展之後，侯外廬認為：在中國古代城市發展的過程中，有亞細亞的特徵。這從周時期可以看出，中國古代國家是從城邑講起的，從城邑到國家，由此劃分出了城市與鄉村。而這種劃分，是在氏族制度的基礎上，逐步建立起來的。

由於，侯外廬與眾不同的想法，誕生出了在當時比較獨到的見解，也使他在這一問題上與郭沫若產生了分歧。他認為，郭沫若在這一問題上的研究太過於機械化。

另外，除了古史分期討論以外，侯外廬和郭沫若在對屈原的研究上，也有很大的分歧。

郭沫若認為，屈原的思想實質上，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響，使他的理想和現實有所差距，從而，導致了他的失敗。而侯外廬則認為，是因為屈原的主張，在當時其實只是在原有氏族制度的基礎上，修補增添，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所以，才會失敗的。

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侯外廬和郭沫若在研究屈原的時候所產生的分歧，其實，正是由於他們二人對於亞細亞生產方式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在研究屈原的時候，帶有自己的主觀意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郭沫若是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上出發，將中國社會劃分為五個時期來研究的。而侯外廬則是從亞細亞生產方式上來研究，兩人雖然存在著分歧，但是，他們在總體上來說，其認知大致是相同的。

參考資料：

【《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自序》、《中國思想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