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來解釋的話，胡漢問題的爆發是必然的，但五胡大混戰，分裂持續三百年之久則是偶然的。
遊牧政權是華夏文明揮之不去的影子，無論中原王朝多麼強盛，也不可能將其根絕，打跑一批又會出現新的一批。匈奴離開草原後來了鮮卑，鮮卑離開草原後來了柔然，柔然離開草原後來了突厥，之後又有回紇、契丹、蒙古等等，可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在冷兵器時代，游牧民族是個無解的問題。
再強的政權也會有衰弱的時候，兩漢雖然武德充沛，但也逐漸迎來了自己的危機。當時最大的社會問題是流民群體的擴大和地方豪強的興起，而這兩者又互為因果。因為天災和土地兼并導致自耕農變成流民，流民成為地方豪強的佃戶後加強了後者的實力，降低了中央朝廷的稅收兵源，朝廷只好加重民眾的負擔，令更多的農民破產，形成迴環。而地方豪強在興起之後，又從政治和經濟兩個層面上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號召力。這個趨勢連天選之人劉秀都無法阻攔，更不用說章帝之後的那一堆的小皇帝。
在東漢陷入這樣的危機之後，周邊的少數民族也越發不安分，永和之後因為羌亂，東漢朝廷二十多年花去了軍費三百多億。桓譚《新論》里記載西漢時地方政府每年上交中央的賦稅收入是四十億，因而平定羌亂對朝廷帶來的財政壓力是巨大的。
在這種前提下，東漢朝廷開始僱傭少數民族作戰，以減輕自身的負擔，匈奴、烏丸、羌、氐、賨族的部隊都曾為東漢政權作戰。到了三國時期，這種情況更加常見，董卓、袁紹、曹操、劉備、孫權、張魯、馬超等軍閥的部隊里都有少數民族士兵，魏蜀吳建立後也各自成立了由少數民族組建的精銳部隊，西晉滅吳時甚至還有來自匈奴的人馬。
但問題在於，你要用人家來打仗，就得把人家遷到內地來居住。於是從東漢開始，異族便不斷內遷，南匈奴居住在了山西，人口發展到了幾十上百萬，曹操平定烏丸時也內遷了一萬餘落，大約是十幾萬人。羌人和氐人則是從東漢初年就開始內遷，馬超他祖先馬援就內遷過羌人和氐人，一直到馬超這代都還在羌氐人里擁有很高的聲望。在曹操之後，蔣琬、郭淮、姜維、鄧艾分別都有內遷異族的記載，至於吳國，抓山越人充戶口是其立國之策。
按曹奐詔書的說法，司馬昭時期來投奔的異族有870萬之多。
是以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狂狡貪悍，世為寇讎者，皆感義懷惠，款塞內附，或委命納貢，或求置官司。九服之外，絕域之氓，曠世所希至者，咸浮海來享，鼓舞王德，前後至者八百七十餘萬口。海隅幽裔，無思不服；雖西旅遠貢，越裳九譯，義無以逾。
不用說，這裡面肯定是有吹牛逼的成分，但中原大地居住著大量的異族人口當是事實。例如根據江統的徙戎論，當時整個關中人口有一半都是異族。
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
強行把人家遷走是不可能的，這樣做只會導致胡亂更早爆發。而且此時的少數民族已經遠非昔日的匈奴可比，羌、氐、賨人已經高度漢化，十六國時期這幾個民族的君主苻堅、姚萇、呂光、李雄、楊定從名字上完全感覺不出和漢人有區別，羌人已經學會了農耕，氐人擅長織布，賨人甚至連本族的語言都忘記了。
除了居住在內地的少數民族，塞外的鮮卑人也迅速發展壯大，鮮卑首領檀石槐在曹操出生前後基本統一了鮮卑，成為擁有百萬人的大型部落。鮮卑人學習漢人的軍制、戰術，又得到了漢人冶鐵、鍛造武器和鎧甲的技術，還發展出了世襲制。此時的鮮卑已經是中原王朝的勁敵，司馬炎時期爆發的禿髮部和慕容部的叛亂就令滿朝文武頭疼不已。
有這麼多的異族在身邊，一旦中原王朝露出破綻，他們便會趁機而入，引發大麻煩。要解決異族問題，唯一的辦法是融合，也就是漢化，讓異族認同自己和漢人是一家，漢人也認同自己和他們是一家。當時最接近這一形態的是賨人。
但對於西晉王朝來說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西晉王朝並沒有解決從東漢以來皇權衰落的危機，司馬炎的占田制雖然對於小農經濟的恢復有促進作用，但並沒有觸動世家大族的利益，西晉就是靠世家大族的力量扶上台的，司馬炎並不敢貿然向他們開刀。但這樣一來，負擔又要重新壓到民眾的身上，其中自然也包括異族，胡漢矛盾因而又被進一步激化。
除開缺乏經濟上的力量，胡族在制度文化層面上和漢人的差距也太大，即便是最接近漢人的賨人，也保留著部落酋長制。另外像語言不通、不識漢字，外加一些如繼婚制(父死子收其妻妾)之類上不了台面的習俗，更是進一步加大了雙方的隔閡。
而在這些客觀因素之外，還有主觀因素，那便是胡漢雙方對對方的傲慢與偏見。漢人在文化上鄙視胡人，同時又對其野蠻善戰感到畏懼，胡人也對漢人同時抱有輕蔑和自卑的矛盾情感，這樣一來雙方就更加無法認同對方。
矛盾既然無法通過和平的方式來進行調和，那便只能使用暴力來解決了，這就是胡漢問題爆發的必然性。
但問題最後爆發得這麼嚴重就確實是個偶然情況了。西晉上承秦漢三國之餘烈，擁有相當強大的軍事力量，本不該在異族面前搞成這副狼狽的樣子，而釀成這一結局的原因便是八王之亂。
之前提到西晉是由世家大族們扶上台的，但對於這群世家大族，司馬炎打從骨子裡是不信任的。他臨終前任命的兩位輔政大臣，一位是外戚楊駿，另一位是宗室司馬亮，沒有一個是來自士族官僚。
由於早年在對待齊王司馬攸的問題上，大量的官員和宗室站到了齊王一邊，使得司馬炎將楊駿等外戚拉上前台當做皇權的保駕力量。然而司馬炎又對外戚力量的過強產生了疑慮，於是在死前一年大幅提升諸王的實力，使之可以與外戚正面抗衡。
結果等他一死，先是外戚里的楊駿和賈南風鬥了起來，接著賈南風又和宗室開斗，等到賈南風一黨被司馬倫剷除後，外戚退出了舞台，宗室開始自己和自己斗。而司馬炎留下的諸王雖然能力平平，搞起破壞來卻是個比個的強，十年的混戰，把西晉的家底和威望敗得乾乾淨淨。
就這樣，胡漢問題以一種最糟糕的形式爆發了。
南渡建立東晉政權的琅琊王司馬睿實力並不強，而江南地區的世家大族卻擁有傳承自東吳以來的雄厚家底，晉室為了站穩腳跟只好進一步出讓利益給士族們。從東漢以來就愈發嚴重的豪強問題也同樣以一種最糟糕的形式被擺上檯面，皇權極度衰微，使得東晉和南朝形成了自秦朝以來罕見的貴族社會。
北方用暴力的形式開始了探索民族融合的過程。第一輪混戰結束後，勝出者石勒首先開始了嘗試，但後趙政權的統治並不成功，長年積攢的大量矛盾在胡漢分治下反而被激化，最終後趙分裂，第二輪混戰開始。
這輪混戰中，冉魏政權的君主冉閔直接開啟了棄療模式，頒布殺胡令。殺胡令是胡漢矛盾達到頂峰後的產物，其巨大的破壞力讓中原大地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胡漢雙方都深刻認識到了一味地仇恨並不能解決問題，每個政權應該探索的是化解矛盾的生存之道。
在這之後，第二輪混戰的勝出者苻堅又走入了另一個極端，企圖用寬容的執政獲取眾多民族的歸心。然而這一方針實施在基本盤並不穩固的前秦政權上，導致苻堅的統治宛如空中樓閣，於是在淝水之戰的大敗後，前秦馬上分裂，第三輪混戰又開始了。
第三輪混戰持續了五十年之久，是時間最長的一輪，最終在北魏政權手上完成了統一。這時離元嘉之亂已經過去了快130年，時間可以改變很多東西，北魏作為自兩漢以來最長壽的政權，讓無論漢人還是胡人的心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統治北魏的鮮卑人學習了漢人的制度和文化，加之統一北方的功績，令自己和其他胡族政權產生了本質的區別。而東晉在南方的滅亡又令北方士大夫對南方政權的寄託感進一步削弱，越來越多從前不願在胡人政權里做官的北方漢族士人逐漸認同了北魏的正統性。
雖然崔浩之死宣告了此時胡漢融合的條件仍不夠成熟，漢人和鮮卑人之間還存在著巨大的矛盾，但兩者的互相認同已經只是時間的問題了。此時的北魏盡據中原領土，模仿著漢人的制度，防備著北方的游牧民族柔然，儼然和漢人王朝已經沒有區別。
於是在崔浩去世四十年後，在孝文帝拓跋宏的主導下，北魏政權進行了相當激進的全盤漢化改革，包括改革土地制度和官制，放棄鮮卑語和鮮卑姓，廢除鮮卑舊俗和遷都洛陽等等。這場改革實際上是胡人政權漢化到一定程度時所必然發生的，不過雖然這場改革強有力推進了胡漢融合，卻也割裂了北魏政權，最終釀成六鎮之亂。但六鎮之亂中漢人和鮮卑人的矛盾已經成了一個政權的內部矛盾，不管鮮卑人願不願意承認，大部分鮮卑人實質上已經完全適應了中原的生活方式，無法再回歸草原上重新遊牧的生活了。
從北魏被割裂出去的西魏政權完成了北魏所沒能走完的最後一步，那便是讓這群在生活方式上已經沒有區別的人在心理上互相認同，緊密團結。當這一步走完之後，當年困擾在西晉頭上的胡漢問題便宣告徹底解決，統一的大門已經打開，只是沒人會想到，這條路走了將近三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