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專業而言，環保主義者並不以樂觀著稱。在這顆星球未來如此暗淡的情況下，他們的態度顯然也無可厚非。到2100年，地球將升溫超過3度，突破2015年簽署的《巴黎氣候協議》所設定的目標值。一項研究顯示，到本世紀中葉，其採樣的物種中有15%到37%可能會完全消失。2016年，我們清楚地看到，長頸鹿的數量在過去30年中減少了40%，登上了瀕危物種名單。
不過，來自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學會（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的景觀生態學家埃里克·桑德森（Eric Sanderson）對地球的未來持謹慎樂觀的態度。他認為，如果我們能夠堅持下去，避免在未來80年完全摧毀生態環境，地球有可能從人類造成的破壞中恢復過來。
「如果我們現在，也就是在21世紀，做出正確的舉動，那麼22世紀可能會非常棒，而23世紀則將棒極了，」桑德森說道。在最近發表於《生物科學》雜誌（BioScience）的一篇論文中，他闡述了自己對未來生物多樣性的樂觀看法，聲稱如果能夠撐過目前的環保危機，地球的生物多樣性即將迎來復甦。
除了環保努力以外，桑德森樂觀的理由還跟全球人口趨勢有很大的關係。他的出發點是一個得到公認的理論，即隨著人口增長在上世紀60年代達到峰值後持續下降，地球人口將在2100年達到90億左右。與此同時，桑德森預測，經濟增長將繼續讓數億人擺脫貧困，到2100年時，全世界90%的人口將居住在城鎮地區。
在更傳統的環保主義者看來，這會釀成環境災難。「一般來說，隨著我們越來越富有，我們也變得越來越貪婪，」環保慈善機構Synchronicity Earth的環保研究主任西蒙·斯圖爾特（Simon Stuart）說。隨著收入增加，我們會消耗更多的肉和加工食品，而它們都會對環境造成很大的危害。我們開始駕駛在遙遠地區製造的、會污染大氣的汽車，併購買以極大環境代價從地球提煉的材料所製成的電子設備。簡而言之，經濟增長會導致更多的消費，而消費對生態環境來說是壞消息。
但桑德森認為，經濟增長可能帶來一些正面的生態效應。當人們變得更富有時，他們傾向於遷移到城市，從規劃的角度來看，城市生活的效率要高得多。首先，城市允許更多人共享衛生、供水、醫院和學校等基礎設施。此外，城市生活也讓出行距離縮短，讓共享交通變得更加理想，從而減少了人均交通對環境的影響。
桑德森聲稱，甚至連我們越富有、消費的東西就越多這個想法也有其局限性。的確，對非常貧窮的人來說，他們收入的任何小幅增長都可能帶來更多的消費，但當人們變得更加富有並開始把更多錢花在金融服務、住房而非消費品上面時，這一趨勢就會趨於平緩。「隨著你變得更加富有，也許你還會買車，但你現在買的是一輛更高檔的車，」桑德森說道。消費的財務成本增加了，但那並不一定意味著環境成本也會以同樣的速率增加。
這一切都導出了這樣的結論：對於收入水平相同的人群而言，居住在城鎮比居住在鄉村更環保。紐約市的一項消費研究發現，跟普通美國人的平均水平相比，紐約市居民的人均耗水量、耗電量以及製造的垃圾數量要分別低74%、35%和45%。在未來35年中，全球城鎮人口預計將增長25億人。幸運的是，這可能碰巧也是一種對生態環境更友好的生活方式。
大自然保護協會（The Nature Conservancy）的羅伯特·麥克唐納（Robert McDonald）表示，城市化仍然帶來了一些巨大的環境問題。麥克唐納致力於研究城市對環境的影響，並思考如何在不減少生物多樣性的前提下進行城市建設。「在未來20年，我們建造的住房數量可能要超過整個歐洲當前的保有量，」他說，「我們如何建設這些城市將是一件影響巨大的事。」
這意味著我們要以一種不會對周圍環境產生負面影響的方式來建設城市。在上個世紀，隨著城市人口出現爆炸式增長，城市以不可預測和無規劃的方式擴張開來，侵占了重要的生態區域和受保護物種的生存空間。不過，一些未來城市在建設時已經把環境問題考慮在內。雄安新區是位於北京西南100公里的一片廣闊濕地，這裡將建設一個新的城市，從北京疏解數百萬人口。中國政府正在雄安種植數百萬棵樹，並計劃讓城市的藍綠空間（水和植被）占比達到70%。
然而，在很多人口迅速增長的地方，建設可持續發展的城市並不容易。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世界人口增長速度最快的地區之一，那裡的國家難於以可持續的方式建設新城市。「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城市發展方向，」麥克唐納說，我們並不能保證城市會不斷變得更加密集。自動駕駛汽車最終可能導致城市蔓生開來，因為人們可以把原本開車的時間用來做其他的事，因此會開始接受更長的通勤時間。「我們根本不知道那會如何改變城市增長的形態，」麥克唐納如是說。
雄安新區將從北京疏解數百萬人口
在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學會的前主任肯特·雷德福德（Kent Redford）看來，桑德森的論文同樣也是呼籲在環保運動中採取更樂觀的方法。「這是主張環保運動停止傳播關於世界末日的陰鬱訊息，不要在人們境況好轉、去買東西時做出一副吃驚的樣子，」他說，「我們原先莫名其妙地認為，如果我們能夠把事實搞得更清楚，傳播更加聳人聽聞的訊息，展示被鋸掉角的死犀牛照片，就能博得全社會的關注。」
雷德福德表示，這種方法沒有效果。現代環保主義者歷來對經濟增長持批判態度，認為它是消費的驅動因素，不可避免地會破壞地球環境。現在，桑德森以及越來越多跟他志同道合的環保主義者則認為，經濟增長對環境來說可能是一件好事。
但是，經濟增長也推動了消費，事情就是在這裡出了岔子。目前，絕大多數商品和食品的生產方式對環境而言是不可持續的，如果不在全球範圍內改變這種狀況，更多的經濟增長只會帶來更多的環境破壞。
一些自稱「生態現代主義者」的環保人士認為，他們已經找到了答案。參與這場運動的人包括著名的環保主義者特德·諾德豪斯（Ted Nordhaus）和麥可·謝埃倫伯格（Michael Shellenberger），以及科普作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他們認為所謂的「脫鉤」（decoupling）將切斷消費和環境破壞之間的聯繫。他們提出，技術進步最終將讓我們能夠以不會嚴重破壞環境的方式來生產商品和食品。
突破研究所（Breakthrough Institute）的環保研究主任萊納斯·布魯姆奎斯特（Linus Blomqvist）說，農業是脫鉤可能對世界產生巨大影響的關鍵領域。他是《生態現代主義者宣言》（An Ecomodernist Manifesto）的合著者之一，這份發表於2015年的宣言將這場運動的一些理念正式確定下來。萊納斯表示，如果技術突破（比如轉基因作物）可以每年將農業效率提高哪怕百分之一，增加食品產量的環境成本也將大大降低。
更高效的農業可以減少消費對環境的影響
生態現代主義者認為，如果能夠解決好清潔能源和可持續農業等技術問題，不能繼續增加消費的理由就不存在了。這給環保主義者帶來了額外的好處，讓他們能夠跟經濟大勢保持步調一致。「如果你提出的議程是以停止或減緩經濟增長為前提，尤其是在已開發國家，那你真的什麼也做不成，」萊納斯說，「你必須在經濟能得以增長的框架內開展工作。」
然而，並非所有環保主義者都信服。斯圖亞特就懷疑環境破壞跟消費能否實現足夠的脫鉤，從而達到桑德森在其論文中提到的那種環境安全港。儘管生態現代主義者的論點對決策者來說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斯圖亞特認為，我們必須設法限制消費。「我們的消費不能永遠增長下去，」他說，「在現實中，那是有限度的。」
大多數環保主義者都認同的一點是，我們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來說服決策者制定能夠有效保護環境的政策。
對此，桑德森就沒那麼樂觀了。「目前，我感到我們在很多方面並非是朝著那個方向前進，」他說道。他認為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代表著一種思維方式的興起，而這種思維方式正在極大地損害環保運動。特朗普在2017年6月讓美國退出了《巴黎氣候變化協議》。他說：「這是威權主義的抬頭，這是自私自利、只顧自己的做法。」但他並沒有放棄所有的希望，反正2020年還有總統大選，「在歷史長河中，特朗普只是短短一瞬而已，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