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智庫建言 | 劉雲中:新階段雄安新區發展需要關注的三個話題

2024-06-03     中國經濟時報

劉雲中

雄安新區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千年大計、國家大事。2017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第一次來到河北省安新縣考察調研,明確提出「規劃建設雄安新區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戰略選擇」;2017年4月,河北雄安新區設立;2019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再赴雄安新區,指出「雄安從頂層設計階段轉向實質性建設階段」;2023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第三次對河北雄安新區進行考察,明確「雄安新區已進入大規模建設與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並重階段」。6年多來,雄安新區已經歷了頂層設計、實質性建設,並進入了大規模建設與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並重的新階段。在進入新階段後,雄安新區的發展面臨新的任務,本文提出三個需要持續關注的話題。

01

要更高標準地做好職住平衡

在新城新區建設過程中,國際上對於職住平衡有著不同的認識。英國的新城規划起源於調整倫敦城的空間結構和職能分布,其理念明確禁止將新城建設成臥城。英國1945年成立的新城委員會發表的報告提出,新城是在工作和生活方面自給自足的、平衡的社區,認為如果新城內有足夠數量和足夠多樣化的工作崗位,新城居民就不會選擇在其他地方工作,新城應該提供充足的設施和工作崗位來滿足居民的日常需求。但是,20世紀60年代後,隨著交通技術尤其是小汽車的普及,居民的機動性和出行距離增加,重塑了城市結構,自給自足的新城規劃理念受到挑戰。

地理學家魯賓遜認為,在小汽車時代,建立一個在職住方面自給自足的新城已非常困難,是不現實的。保持一個較高的通勤人口比例,其經濟上的好處非常明顯——會有更好的產業穩定性、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高的生活水平,通勤則是為此付出的代價。因此,新城應在區域尺度下規劃建設。新城是一個大區域的增長次中心,其職住平衡應在區域背景下實現,而不是在一個孤立的新城內部,通勤應在腹地和城市中心區兩個維度上展開。此後,國際上的新城建設實踐做法都較為強調新城的通勤尤其是與中心城市的通勤。我國國內的國家級新區規劃建設路徑較為多樣化,但也還是較為強調與中心城區的聯繫,這一點從貴安新區、西咸新區各自劃歸貴陽市、西安市代管的變化可以看到端倪。

然而,雄安新區與此不同,必須按照更高的標準來促進職住平衡。雄安新區的首要定位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載地,必須保障北京非首都功能可以疏解出來、集中承載下來和很好地發展起來。如果雄安新區和中心城市的通勤比例較高,顯然不符合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載地的首要定位。按照雄安新區的區位和空間範圍,既需要也能夠更好地實現職住平衡。根據百度地圖,從北京市中心(正義路)到雄安市民中心約125公里,這比國內其他國家級新區與中心城市的距離要遠得多;雄安新區的起步區面積約100平方公里,中期發展區面積約200平方公里,遠期控制區面積約2000平方公里,如果將起步區的100平方公里作為中心城區,雄安新區的中心城區和腹地規模都具備足夠的空間實現更高標準的職住平衡。

02

要形成更為完備的創新體系

雄安新區並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職住平衡新城,而是需要打破傳統思維的桎梏,把雄安新區建設成為一流的創新型城市。

過往的歷史經驗認為,創新發生在大型的中心城市,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這種思維固化了原始創新的發生學原理,沒能夠很好地認識到輸入性創新元素的組織性和成長性。輸入性創新元素的組織性主要指高水平大學、綜合性醫院和央企總部的搬遷疏解,結合高新技術園區的建設,借力大型金融機構的支持,能夠形成較強的整體協作能力。而在多種創新元素之間的內部作用以及外部的強力推動下,各種創新元素具有較快的成長性。雄安新區已完全具備條件,可以發揮輸入性創新元素的組織性和成長性優勢,形成更為完備的創新體系。

在首批疏解的4所「211」高校和4家央企總部的基礎上,發揮優質高校和央企的協同作用,儘快形成創新群體,在雄安新區建設一批國際一流的科技創新平台和科技教育基礎設施,建立新型研發機構,推動形成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培植雄安內生性創新基因。同時,培育創新鏈和產業鏈協同發展的生態環境,實現區域創新鏈、產業鏈和服務鏈有效對接與深度融合。在機制上探索共建共享機制,鼓勵發展飛地經濟、異地園區、服務外包基地和協同創新共同體等,探索跨區域產業轉移的稅收共享機制,增強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動力。

03

要更為細緻耐心地制定和實施配套政策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雄安新區的建設是巨大的系統工程,涉及面廣,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持續努力、久久為功。雄安新區進入大規模建設與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並重的新階段,這一階段尤其需要中央、地方、市場和企業的協力合作。未來較長時間內,還要注意兩個方面。

首先是新區發展的長期性。《河北雄安新區規劃綱要》明確了到2035年和本世紀中葉雄安新區的發展目標,這本身已經強調了新區發展的長期性。而從國際上部分新城新區的發展歷程看,更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例如,法國巴黎德方斯新區於1958年啟動規劃和開發,在1972年之前發展速度迅速,但在1973年—1977年間,受法國經濟發展停滯的影響,德方斯新區的開發也陷於停頓,在20世紀80年代恢復開發,到21世紀初才真正成熟,成為大巴黎地區的服務業中心。因此,在新城的發展過程中,要有打持久戰的決心和能力。

其次是實際工作中需要更細緻耐心。在大規模疏解的初期,疏解單位、項目以及人口較為集中,前期摸索積累的經驗模式較為有效,但隨著疏解工作的推進,事項的數量和複雜程度可能呈現幾何級數增加,雄安新區和中心城市的聯繫交流也會不斷深化,這對於行政能力是一個巨大的考驗,需要進行更多細緻耐心的工作,並要求工作模式因時變化。此外,還要特別重視對智能工具的使用。例如,如何讓各種促進功能疏解的具體措施快速有效地到達各相關機構和人員,這就是智能工具應用的重要場景。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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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9314cfd9effa309395674f087454fd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