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稍通國史者，必會對我國歷代封建王朝的宦官之禍有所耳聞，十常侍、東廠、魏忠賢等等，都是中國歷史上反派的代名詞。然而，若真探討起宦官禍國殃民的具體方式，大多數人除了「把持朝政」、「陷害忠良」這些大而化之的詞彙也很難說出別的。
事實上，中國歷史上的宦官之禍，公認以東漢、唐代、明代三朝為最。不過，雖然結果同樣是害國害民，這三朝宦官各自的崛起之路和特徵卻不盡相同。清人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對東漢、唐代、明代的宦官現象有分別的論述，甚為精闢，從趙甌北之文出發，可以一窺這三朝宦官之禍的異同。
（趙翼：《廿二史札記》）
東漢：操縱內外中樞，與外戚交替專權
若論漢代之宦官，當將兩漢結合起來考察。宦官在西漢被重用，要追溯到漢武帝時期。武帝真正掌權後，一改黃老之術的無為而治，而推行有為的國策，其中一項舉措，就是起用東方朔等親信侍從，將決策之權從丞相領銜的朝堂逐漸轉移至皇帝身邊的核心班子。這樣，也就逐漸形成了朝中之朝——內朝，而丞相下屬的外朝也慢慢淪為單一的政策執行機構。然而，內外朝總要有溝通連接的人員，這個職責最後就落到了給事皇帝左右、多由閹人充任的中常侍身上。身兼中樞要職，掌權在所難免，西漢中後期，就出了石顯這樣害死名臣蕭望之等人的權宦。但總體而言，西漢的宦官並未造成太大的禍患。
然而到了東漢，局勢有所改變。光武立國後，中常侍成為正式的、有品秩的官銜，且一律由閹人擔任（宦官也正是從東漢開始專由閹人擔任）。東漢的皇族簡直像受了詛咒，從光武、明、章三帝之後，皇帝往往不得長壽，頗多幼弱之主。這樣的後果有二，其一是皇帝的娘家、也就是外戚勢大擅權，與朝廷的士大夫集團勢同水火，甚至威脅皇帝本人；其二是士大夫、外戚、皇權等集團相互摩擦對抗，極易發生政變。也是這兩點，共同促使宦官成為東漢政壇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其中的邏輯鏈條十分好理解。皇帝幼弱而外戚勢大，外朝大臣必然對此不滿，可要搬倒外戚，政治鬥爭的合法性必然從皇帝那裡取得，為了繞開隔絕內外的外戚集團，大臣只得通過宦官在朝堂和皇帝之間內外溝通，宦官也就趁勢崛起了，鄭眾便是其中典型。同樣對外戚專權咬牙切齒的自然還有皇帝，而宦官由於接近皇權的方便，往往能通過幾條王命將權臣騙入宮禁，從而輕鬆誘殺手握千軍萬馬的跋扈外戚，誅殺梁冀、同日封侯的單超等「五侯」就是代表。
士大夫、外戚、宦官三集團對抗的巔峰、也是終點，就是桓、靈時期的兩次黨錮之禍。桓帝末年，清流士大夫通過月旦人物、聯合京內太學生勢力，興起了不可忽視的物議之浪，矛頭直指宦官，李膺等人甚至開始誅殺宦官的黨羽。隨後，在宦官的推波助瀾下，桓帝果斷出手，剝奪了李膺等清流領袖的政治權力終身，稱為「黨錮」。桓帝死而靈帝上台後不久，陳蕃代表的士人集團和竇武代表的外戚集團聯手，倚仗輿論而使皇帝廢黨禁，之後又謀劃誅殺宦官。不料事情敗露，宦官搶先出手，一夜就扭轉局勢，重行黨禁、大開殺戒，陳蕃、竇武等名流相繼遇害。
（黨錮之禍）
直到黃巾之亂，朝廷為了延攬士人力量對抗黃巾軍，才廢除黨禁。然而那時的朝中仍是十常侍的天下，妄圖誅殺他們的外戚何進的結局，讀過《三國演義》的人都知道。最後解決宦官的，還是袁紹的兵變和軍閥董卓的進京，然而和宦官一起被埋葬的，還有東漢王朝本身。
（十常侍）
綜合來看，東漢的宦官在政治上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在與士大夫集團和外戚集團的交手中幾乎出手必中，而前二者要對付宦官集團則難度倍增。不過，作為內朝這一皇權集中現象的伴生物，漢代的宦官還不能真正威脅皇權，也有司隸校尉這樣專治自己的剋星，因而只能靠充當皇帝的打手而攬權。因此，相比於政治上的危害，宦官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現象對國家危害更重。一個宦官的崛起，意味著一個家族、一個集團的崛起。他們在地方上魚肉鄉里，豪奢無度，讓百姓怨聲載道；他們讓政壇烏煙瘴氣，把持吏治，讓士大夫咬牙切齒。這既挖空了民眾這一統治的根基，也讓士大夫這樣統治集團的組成者同皇權的離心力大大增強，最終造成了東漢的覆滅。
唐代：手握兵權、左右皇位
若說東漢的宦官是害民大於害君，那麼唐代的宦官則恰好相反，受他們威脅最大的，正是皇帝。當然，這並不是說宦官想自己當皇帝，而是指唐代的宦官權力大到可以左右皇位，甚至掌握皇帝的性命，「立君、弒君、廢君，有同兒戲」。
唐前期宦官的殺手鐧，還是同皇帝的親密關係，他們往往以隻言片語就能改變皇帝對一個朝臣的印象，故而大臣甚至皇子們都忙著巴結宦官。例如肅宗即位前，就敬稱高力士為「叔叔」，努力巴結他。不過，當時的宦官多有節制，很少肆無忌憚地干預行政，即便受寵如高力士，也有賢宦的名聲。
安史之亂後，從對唐肅宗有擁立勸進之功的李輔國開始，情況急轉直下。他壟斷了大臣面見皇上的渠道，權勢最囂張時，若無李輔國首肯，大臣都無法面聖。此外，從李輔國及其同時期的魚朝恩開始，宦官得以暫時掌握軍隊，這種軍隊不是那種儀仗性質的禁軍，而是有充分戰鬥力的首都防衛力量及野戰軍。不過，肅、代時期的宦官，若過於囂張，皇帝還有能力動手清除，李輔國、魚朝恩便是被代宗剷除。
（李輔國）
事情的惡化發生在涇原之變後，唐德宗被兵變的士兵逐出長安，威嚴掃地，他看清了河北節度使的野心已難以遏制，也看清了宰相和之前執掌禁軍的武將在關鍵時刻的不中用。於是他改變了魚朝恩後內官不典兵的傳統，將統兵宿將悉數罷免，置護軍中尉、中護軍等職掌管神策軍、神威軍，讓宦官充任這樣的官職。從此，禁軍完全落入宦官之手。雪上加霜的是，代宗設立了樞密使之職，負責接收朝臣和地方奏表、同時宣布王命，而樞密使本就全部由宦官擔任。
禁軍與樞密，成為了支撐宦官集團權力的兩根屹立不倒的廷柱，也正是靠此二者，才有了「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其間也有憲宗這樣意欲整肅宦官卻反被宦官殺死的皇帝，而李訓、鄭注等大臣奉文宗之命殺仇士良，卻反遭屠戮、橫屍闕下。
（甘露之變，仇士良等殘殺大臣）
簡而言之，唐代宦官最大的禍患，在於掌握禁軍，反噬皇權。他們依靠禁軍和樞密兩招，不僅在與朝臣的南衙北司之爭中屢占上風，甚至肆意威脅皇帝的人身安全。另外，唐代宦官的另一大害就是中宮出使和監軍。出宮的宦官，於國家軍政，可謂有百害而無一利，他們的目標往往只有受賄一個。包藏禍心的地方實權派，用金銀財寶賄賂宦官，就能讓中央放鬆對自己的節制，如安祿山；而剛正不阿的領兵大將，往往會因宦官的幾句誣陷而丟掉兵權甚至性命，如高仙芝；戰場之上，宦官也往往干涉宿將的用兵，致使損兵折將，這也是裴度平淮蔡前力奏免去監軍的原因。
明代：斂財以害民、結黨以亂政
明朝的宦官之禍不一定勝過東漢和唐代，但知名度恐怕穩居第一，畢竟各大文學、影視作品中，東廠太監的上鏡率實在是太高了。
事實上，明代開國之初，朱元璋就嚴令內官不得干政。但永樂一朝就基本推翻了這條祖訓，七下西洋的鄭和是三保太監，而軍鎮衛所掌兵的洪武舊將和內外大臣也都需要人監視，於是東廠應運而生，宦官專權也由此而始。不過儘管東廠名氣很大，但明代宦官的工作可遠不止做特務，代行硃批、京城防務、邊關鎮守、市舶織造、礦產開發，軍、政、工商幾乎無所不包。因此，宦官們的富貴程度，往往駭人聽聞。
明代的大宦官可謂江山代有「惡」人出，代際區分還挺明顯。王振可以說是第一代，汪直算第二代，劉瑾是第三代旗手，魏忠賢則是登峰造極的第四代。觀察這幾位代表的發家事跡，可以總結出明代宦官專權的三個必備條件：欺上瞞下、掌握司禮監、黨同伐異。
（魏忠賢）
明代是中國古代君主專制走向頂點的時期，宦官雖然能掌握一部分京城防衛，但再也難以直接威脅皇帝性命。即便是魏忠賢，在崇禎命人宣讀他的十大罪後，他也只敢拚命求生，而不敢做弒君這樣的釜底抽薪之計。因此，明代的宦官若要專權，必須要像王振哄英宗、魏忠賢哄天啟這樣，把皇帝騙得服服帖帖，心甘情願把權柄交給你才行。只要欺上成功，瞞下就順理成章了。
宦官代皇帝理政光靠寵信自然不夠，還要有制度基礎，這個制度就是票擬。明代萬事決於皇帝，但皇帝一人肯定忙不過來，只好由內閣大學士先將擬定之批覆「用小票墨書」，附於奏本進呈皇帝，最後由皇帝批紅定奪。然而，明朝皇帝多懶政，甚至有幾十年不上朝的奇葩，他們自然是願意甩手掌柜當到底，於是批紅之權就落到了司禮監。而掌握司禮監的掌印太監和秉筆太監，便成了穩壓內閣一頭的最後決策者，他們想要專權，真是易如反掌。即便是張居正這樣的猛人，也要靠馮保的幫助才能推行政令。
（司禮監）
東漢是引領中國古代王朝風氣之先的朝代，清流士大夫與宦官勢不兩立，唐代的名臣如李德裕等，也都敢於同宦官鬥爭，然而在明朝，大臣同閹宦結黨卻是司空見慣。張居正同馮保結盟，還可以說是為了實現政治抱負，但大多數臣僚依附宦官，都是為了金錢與權位。魏忠賢那空前絕後的閹黨名單中，閹人只占一小部分，為九千歲出謀劃策的「五虎」崔呈秀等多是正兒八經的進士，許顯純等「五彪」也都或靠武進士、或靠門蔭等正途獲得官位。太監和大臣那種生理厭惡帶來的鴻溝在明代幾乎消失，他們純靠利益結成黨派，對異己大張撻伐、大開殺戒，明朝的政壇，就是在這樣一次次的黨同伐異之中爛到根子裡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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