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餘暉，人來人往

「總監拿著筆對著辭職函，落筆前又抬頭看我說，我要落筆嘞？可沒有回頭路啊。」於夢回憶她辭去省台主持人工作的場景，部門總監再三確認，覺得她一定是找好了下家。

實則不然，於夢算是裸辭。辦理完辭職手續，她還在想，「7年的工作單位說沒就沒了，前路茫茫的感覺。」這是2022年3月末的一天，一場漫長的告別畫上句號。

和許多的傳統電視人一樣，新媒體的興起是促使於夢離開傳統電視行業的原因之一。雖然電視行業很早就開始融媒體轉型，卻很難阻擋人們跟著「潮水的方向」走。早從2018年開始，於夢身邊許多離職的傳統電視人，就紛紛奔向了網際網路公司去尋求自我轉型。

過去很長時間裡，於夢「骨子裡」的想法是：在體制內就業很安心、有保障。在她看來，「電視台是不可能倒閉的，大部分傳媒的頂尖人才還是很想進入電視台，尤其是一些比較好的省台。」

作為新傳科班生的何振，在五六年前也抱著進入電視台的想法。

高中時代，一張同學偶然轉贈的《歌手》門票，叩開了何振與電視行業的緣分之門。「錄製的演播廳很小，加票的觀眾都堆在舞台前區，我剛好就看到攝像和導演的工作狀態，當時就覺得還挺好玩的。」

之後的本科期間，他也在「人推人」中進入多個節目組實習，適逢電視節目網絡化轉型，他的職業起點與同齡人相比不低。輾轉不同節目組摸爬滾打，一點一點夯實了他與行業的連結。

於夢在電視行業的職業之路，就沒有何振這麼順遂。幾年融媒體轉型探索讓於夢覺得自己變得「兩不沾」，既要滿足傳統電視平台的考核要求，又要衝刺網絡點擊率，「最後淪為了內容的評估標準和自媒體博主基本一樣，主要看熱度。」

矛盾就這樣發生了，電視媒體不能像自媒體博主那般主觀輸出。主持人固化的工作模式，又讓於夢深知自己的可替代性很強，自己更多時候像個「提問工具人」。年齡的增長又加重了她在職業上的焦慮，看到其他走出電視行業轉型、乃至自己創業的同事過得還不錯時，她又會思考自己是否也該「咬咬牙，逼自己一把。」

一個不容忽視的行業大環境，也影響著於夢的選擇：電視台的收益日趨下滑，導致電視人薪資待遇降低。她告訴搜狐財經，「以前我們足額的獎金會根據收視率來發，現在『打折』了 。」

何振也指出，電視台一項績效叫做收視獎，「每期節目排名前三就能多800元。假如一個月團隊有四期周播節目播出，且四期都是排在全國第一的話，這個月就可以多拿3200元。」

楊睿就是因為薪酬下降，選擇了離開電視台。從2017年開始，她所在的電視台開始改革，各部門自負盈虧，待遇也隨之改變，「編制崗還是合同工，廣告收益和績效直接掛鉤。」

改革之下，楊睿的工資從最初的大幾千元變到最後僅發1500元底薪。靠新聞理想熬了一兩年後，她在2019年終於下定決心辭職，用她家人的話來說，「熱愛能給你發工資嗎？」

後來，楊睿進入一家國企做行政工作，生活重心也因孩子的降生而改變。現在她在家裡會開著電視當背景音，但也都是用手機投屏看綜藝或者電視劇，基本不會看地面頻道和地方衛視，「當然，更多時候還是刷手機。」

風口更迭，主動轉型

不足三成的電視開機率似乎宣告著電視行業的「黃金時代」結束了。從「看電視」到「刷手機」，以客廳為圓心、電視為紐帶的家庭娛樂生活，在網際網路平台興起、智慧型手機終端普及的過程中被緩緩解構。

從產業端來看，近年來國內電視機出貨量連年下降。洛圖科技數據顯示，電視市場品牌整機出貨量從2019年的5045萬台已經下降到2023年的3656萬台，2023年同比降幅為8.4%。

（圖片來源：洛圖科技）

注意力經濟下，資本總是湧向新媒介。比如何振的一位朋友，在2020年進入頭部在線視頻平台，成為一檔全新網絡綜藝的編導。因節目「爆火」，項目結束後作為普通編導的項目人員也能分到20多萬的獎金。

廣告市場也在轉移。從「黃金檔」電視廣告到網絡綜藝「冠名權」難求，而如今，已被算法主導的信息流廣告「力壓」。統計數據顯示，2023年上半年廣播、電視廣告的收入持續下降，而已達千億級別的網絡媒體廣告收入仍在增加。其中，網絡媒體廣告收入1283.09億元，同比增長21.62%。

「裸辭」的於夢也沒有想到，新工作來得這麼快。簽完辭職協議後於夢剛走到地鐵站，就接到了一家頭部MCN機構的面試邀請。一周後，她入職公司成為一名垂類電商主播。

電視台的工作經驗，也被運用到了如今的電商主播工作中。多年的採訪功底，讓於夢對整體社會運行機制有比較精準的把握，面對任何「社會地位」的人她都能夠交流自如。

但轉型也非一帆風順，入職不到半年，於夢所在的公司就遭遇了危機——大IP被關停了，「大IP都沒有了，就沒有必要再做垂類，項目關停讓我非常慌張。」

並且，MCN機構會同時孵化很多主播，能給到業務成長的耐心並不多。她稱，「公司有新的項目就做，項目停了就繼續找新項目。如果一個IP帳號運營兩個月還沒有起色，一定會及時止損關停運營。」

轉型路上的焦慮，也促使於夢想找一個緩衝地帶。她報考了2022年的研究生，並成功拿到了研究生錄取通知書。在她看來，只要生產好內容就不會被受眾拋棄，「很多主持人『沒飯吃』會說是被新媒體、直播、AI衝擊。但是如果做到行業頂尖，是不會擔心被淘汰的。」

談及過往，於夢的感受是「我已經得出不滿意的結論，那這就是我接下來要去攻破的。調整並提升自己的認知，爭取不在十年後回頭才發現，又被一些自己曾經看不上的技術革命『革』到自己頭上。」

離開待了7年的省台，成為電商主播，又轉換回學生身份，於夢慶幸於自己在一年半里經歷的生活劇變。「總是聽一邊的消息只會打消你跳出去的勇氣。但其實出來了會發現，廣闊天地大有可為。」

提及研究生畢業後的職業規劃，於夢肯定自己還會在傳媒行當，「但不會局限於做主持人。」

忠於自我，做「free」

有人從職場回歸學生身份，也有人走出「象牙塔」迎面社會風浪。

2023年7月畢業後，何振選擇成為一名獨立影視人。行業中俗稱做「free」，實際上就是「靈活就業」的自由職業者。

畢業後到2023年末，他因工作從西南省會老家往返北京共4次。「我最初還是想找個班上的，但是這不是沒找著合適的嘛。做了『free』之後發現，誒也挺好。」何振復盤自己找工作的心路歷程時說道。

根據暨南大學和智聯招聘聯合發布的《2023中國新型靈活就業報告》，2020年-2023年我國新型靈活就業職位招聘人數占比呈現增長態勢，其中文化/傳媒/娛樂/體育業占比為27.7%。排在第一位的是影視製作達79.4%。

（圖片來源：《2023中國新型靈活就業報告》）

短視頻平台是定製晚會、綜藝、短劇等多元化內容形態的土壤，間接了創造崗位需求。但是平台項目的季節性特點影響著網際網路平台、影視公司的僱傭機制。比如很多內容製作公司平時不養「閒人」，有項目後再迅速攢出一個製作組。

何振選擇接手項目有自己的判斷標準。他根據項目的工作量、項目周期去衡量薪酬的合理性，「周期在一個月左右的項目，如果是低於兩萬五的報酬我就不接。」

最近，何振正在籌備一頭部網際網路平台的大型年終活動，他的職務是總撰稿。他發現，用人成本也比前些年低了很多，「十年前同樣的崗位沒有十萬八萬是找不來的。現在的用人成本是十年前的四分之一。」

其實，項目招商難是何振三年前選擇從電視台離開繼續攻讀研究生的原因之一。他回憶道，「畢業之後就開始籌備一檔新綜藝，樣片都交了還沒有招到商。」那幾年，頭部綜藝節目正經歷洗牌。

而何振現在給自己的定位是做行業里稍微有點文化的人。他的感受是，內容製作行業魚龍混雜，大部分從業者很「水」。一般製作方選擇下午開會，很晚才結束，「我現在都晚上抽空學習。」

做「free」不需要坐班，只需隔一天帶著內容方案去和平台方「碰一下」。年底項目多的時候，何振也在「騎著干」。他會同時接手好幾個項目，「平台它沒有辦法限制我，我出內容，需要修改的話，改完及時反饋就好。」

同事關係也輕鬆簡單，不需要面對「辦公室政治」，他稱，「大家都是臨時攢出來的團隊，互相都很客氣。不屬於我的活我就可以直接拒絕，因為沒有什麼利益牽扯。」

做「free」似乎正在形成內容製作行業的常態。何振的視野範圍內，十個中有九個都是獨立影視人。他告訴搜狐財經，「很多影視製作公司一年到頭也沒有很多項目，如果做free乾得好，或者說不休息的話，一年十幾個項目都有可能。」

「free」很自由，但飄搖是它的一體兩面。談到對於更長遠的考量時，何振稱，「我只想把我的活干好，然後得到我應得的東西。我唯一的痛點可能就是我真的覺得我的路越走越窄，如果我要繼續干這行，就不能一直做晚會，因為做晚會其實很消耗才華。」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於夢、楊睿、何振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