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時代鹽鐵會議時桑弘羊提出的"藏富於國還是藏富於民"爭論，一直延續到兩千多年後的當代。秉持"藏富於民"思想的很多人卻難以意識到，國家對於市場和經濟的過少干預會導致貧富分化加大，反而不利於國家穩定。

而出身底層的明太祖朱元璋，在這個問題上卻有清醒的認識。因此朱元璋一方面注重於輕徭薄賦，藏富於民，另一方面又注重於對貧民的保護和對農業的重視，使得民力可以轉化為整體國力，其中的經驗，直到現今仍然值得我們吸取。

注重屯田

元末天下大亂，農業荒殘。朱元璋在諸軍閥中最先注意到屯田的必要性，廣泛組織軍隊屯田來解決糧食需求，減輕百姓的負擔。

《明太祖實錄》戊戌年（1358年）二月乙亥條載「以吳禎為天翼副元帥，使與兄良守江陰。時江陰守兵不滿五千，而其地與張士誠接壤。良兄弟訓練士卒，嚴為警備，屯田以給軍餉，敵不敢犯，民甚賴之」。這是朱元璋政權屯田之始。

但屯田令最初沒有得到將領們重視，「數年以來，未見功績」，統計惟康茂才部得谷17000餘石，除自用外，有餘糧7000石。於是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朱元璋重申屯田令，告諭將士「自兵興以來，民無寧居，連年飢，田地荒蕪。若兵食盡資於民，則民力重困。」要求諸將務必督率士兵「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由此可見，屯田的益處有三：一是可以減輕農民負擔，二是開墾荒地恢復生產，三是增加軍糧供應。

明太祖建國之後，屯田政策繼續推行。洪武初年軍屯是畝收一斗，到洪武末年增加到二斗半左右。按《河間志》卷三記載"一夫耕田三五十畝，畝收麥一石以上"，明代畝產至少為一石，則徵收率低於25%。

昔日曹操創屯田制，徵收比例為50-60%，此制延續到兩晉十六國，對屯兵屯民壓迫極為嚴酷。明代屯田徵收比例顯然要輕得多，既考慮到國家對於糧食的需求，又保障屯兵能有餘糧養活家人。由於國家對於屯田進行軍事化管理以提高效率，屯兵所獲餘糧可能還能高於普通百姓，是以明代軍屯瓦解之前，這個制度對於強化國力和撫養民力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勸農重耕

在歷代統治者中，朱元璋對於國家指導農業發展的看重，是空前絕後的，這與他的農民出身不無關係。

建立明朝之前，朱元璋就對進獻瑞麥瑞禾的百姓廣泛進行表彰和嘉獎。朱元璋評價說「蓋由民人勤於農事，感天之和，以致如斯。爾民尚盡力畎畝，以奉父母育妻、子，永為太平之民，共享豐年之樂」，在朱元璋看來，瑞麥瑞禾的出現，體現出人民對於農業的盡心盡力，對於表彰體現出重視農耕的象徵意義。

為了不誤農時，促人稼穡，朱元璋在各地設置了勸農組織，讓深諳農事的老人擊鼓勸農。每村一面鼓，勸農老者按農時季節，五更擊鼓，百姓聞鼓下田，擊鼓人有權責罰偷懶者。如果勸農老人不負責任，貧窮者偷盜犯法後，本鄉老人也有罪過。

元代農學家魯明善的農學經典著作《農桑衣事撮要》，更成為朱元璋發展農業的重要指導性著作。該書內容主要包括作物栽培、家禽飼養，以及農產品加工等，是一部保存完整的月令體農書，在農業指導方面極為詳盡。這本書在元代並不很受到重視，元朝的農業也表現出衰敗之態。而到了明初，《農桑衣事撮要》得以大放異彩。

經過朱元璋的艱辛建設，洪武18年，全國可收入麥米豆谷20889617石，到26年，增加到了32789800石，比18年增加了1/3，比元代全國年租糧增加了近兩倍。

輕徭薄賦

朱元璋的輕徭薄賦政策，是與發展生產緊密掛鉤的。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下令：北方郡縣荒蕪田地，不限畝數，全部免三年租稅。這樣一來，百姓就踴躍耕種荒地。朱元璋還廣泛從人口稠密的狹鄉遷移人口到地廣人稀的寬鄉，給予優渥政策，以促進荒地的開墾和生產的恢復。

洪武朝的輕徭薄賦還特別注重保護貧民，減少貧富分化。洪武十四年編賦役黃冊，十八年編賦役冊分民戶為上、中、下三等，二十年編魚鱗圖冊，都是為了杜絕富民作弊，以便確實做到賦役按丁糧多寡攤派。在洪武年間，凡是重役，如馬役，一般由富戶承擔。

朱元璋多次實行恩蠲，恩蠲包括對鳳陽故鄉、戰時出力多的地區的特別優待，對因動亂減產地區的照顧，對地瘠民貧和徭役過重者的豁免，還有"以民勞未息，倉儲有餘"而實行的普遍免租。甚至對於欺隱田糧的貧苦農民，也能從實際出發，不予追究，免徵田租。這樣一來，輕徭薄賦政策就能做到有利於貧苦百姓，而不是像漢代文景之治那樣因為輕徭薄賦導致富民藉機坐大，反而盤剝窮民引起階級矛盾。

重農抑商

朱元璋建明後，恢復了商人位於士農工商最底層的等次。洪武十四年 (1381 年) 令"農民之家許穿綢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穿絹布。如農民之家 ，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穿綢紗"。

然而如果說朱元璋一味抑商，也是說不通的。

明太祖是知道商業對國家重要性的，曾說過"來遠人在乎修政，裕國用貴乎通財 。"認為 ,只有"懋遷之利流轉不窮"，才能"軍用給足"。

朱元璋還重視經濟作物的生產，規定農民有田五至十畝的，必須栽種桑、棉、麻各半畝，有田十畝以上者，加倍種植。

扶細商而抑巨商，是朱元璋的真實宗旨。他認為細商增流通之效，而巨商漲奢靡之氣。為了保護在商貿系統中處於弱勢的中小商人，朱元璋規定了一系列規範行業的政策，如廢除和買、薄商稅、控制牙行等等。

小結

顯然，朱元璋的一系列政策是相輔相成的。既減少擾民，又發揮國家機構對於社會生產的宏觀調控作用，將市場經濟和指令經濟的優勢結合。

在十六國時代，後趙君主石勒表面上輕徭薄賦，但卻多次進行強行徵發，掠取民間財富，對於人民生產和生活導致了巨大的損害。而朱元璋時代由於有屯田經濟的支持，就可以最大程度的減少擾民，加上厲行節儉，開支在大部分情況下也較少。

然而人民富足本身也是國力的體現，在特殊時間大型徵發或向民間商借米糧，是可以短時間內將國力爆發出來，體現為建設潛力和戰爭潛力的。

如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全國共開塘堰大約四萬零九百八十七處，疏通河流大約四千一百六十二道。而洪武朝數次北伐蒙古，深入大漠時，雄厚的國力就體現於征戰中所調遣的龐大的人員和物資，以及廣大的作戰縱深。

朱元璋的息役薄賦，勸民而不擾民，不輕易徵發而透支國家信譽的思想，既有利於對底層人民的保護，又有利於國家整體實力，是將「藏富於民」和「藏富於國」結合起來的高效治理方式。無疑這需要清廉高效的行政機構，這也是朱元璋多次掀起反腐大案的關鍵。